1971年7月的一天傍晚,中央实验剧院的大排练厅里闷热得像个蒸笼,灯泡哧啦作响。杨春霞正端着一支木枪练走位,汗水顺着她的下巴往下滴。忽然,大门被推开,周恩来总理快步而入,目光落在她身上。“这动作不对劲,”他略带笑意地摇头,“怎么看都像穆桂英闯进了游击队。”一句玩笑,把全场气氛点燃,也把杨春霞推到新的起跑线上。
许多人后来只记住了《杜鹃山》里那个刚柔并济的柯湘,却不清楚这位演员是怎样一路走来。往前倒二十八年,1943年,她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父母常放越剧留声机,小姑娘靠在桌脚听得入神,跟着哼几句“十八相送”,嘴里带着奶味却韵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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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她在《解放日报》上看到华东戏曲研究院招生的启事,拉着同学跑去试试。十一岁的小身板儿站在考场中央,连“水袖”是啥都不知道,只凭一股子灵气闯了关。四年昆曲科班生活,她学会了圆场、云手,也第一次扮演杨贵妃。朱传茗、方传芸两位老师看着小孩儿憋红脸演“夜深沉”,手把手纠正身段:“把羞涩藏在指尖,别全写脸上。”
1958年,命运拐了个弯。梅兰芳弟子言慧珠要出国,校方担心昆班没老师,只能把杨春霞几名学员暂放京剧班。恰恰这一临时调动,让她碰上了《凤还巢》,一个“程雪娥”演下来,言慧珠当场拍腿:“梅派少一个接班人,这丫头补上!”
1959年,电影《游园惊梦》开机。梅兰芳站在摄影机前云袖翻飞,幕后却有个扎着双髻的小替身——杨春霞。她先走位、先对光,大师随后出场。梅兰芳看她一个兰花指翻得干净,笑着说:“这手势,留着别丢。”那句鼓励,杨春霞记了大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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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文化部组织西欧巡演。巴黎歌剧院里灯光璀璨,《拾玉镯》谢幕时掌声像潮水灌进耳朵,老外听不懂唱词,却被身段迷住。巡演归来,毛泽东恰在上海主持工作,看报道后专门设宴,桌上摆了一盆十几只大闸蟹。“上海人是要吃这个的。”主席半开玩笑,年轻演员们又紧张又兴奋,杨春霞第一次觉得,戏曲能让世界记住中国。
接下来的几年,她主演《飒爽英姿》《南海长城》,为了找准角色感觉,跑到海防前线跟女兵摸爬滚打,回来时皮肤晒得漆黑。有人心疼,她摆摆手:“黑点没啥,可别演得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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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70年后她被调离舞台,那段时间几乎与粉墨无缘。正当她以为要在家煮饭带娃时,一封调令悄然送到——进京,参加现代京剧《杜鹃山》剧组。谁点的将?周恩来。
初次合练,问题立刻冒头。第一,口音。上海方言尾音软,唱腔里漏出几分糯味,听起来“游击队党代表”成了“弄堂俚妹”。第二,形象反差。先前她多演闺门旦,绸布水袖说翻就翻,如今得背枪跨马。还有武打设计,编导让她端枪转圈,连她自己都觉得像卖艺。正犯愁时,周恩来那句“穆桂英走错片场”提了个醒——“女性英雄”并非“女武生”。武功不能太花,步伐不能太雅,必须刚里带柔,柔中藏锋。
她索性跑去野外靶场找炮兵班长取经。班长教她装填、瞄准、击发,告诉她“站姿别晃”。夜里回宿舍,她反复揣摩:“柯湘一抬手,是指令;一落手,是担当。”口音问题也得解决,普通话练习本贴满床头墙壁,每天早上对着镜子“zh、ch、sh”三十分钟,嗓子嘶哑就含片金嗓子喉片再接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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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排练,队友换了几茬,她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到1973年5月23日晚,京西宾馆礼堂灯光亮起,序幕鼓点敲出铿锵节奏。柯湘亮相一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观众席立即安静下来,几秒后爆发掌声。戏一落幕,人民日报第二天用黑体字写评语:“塑造了革命战争年代新女性的典型形象。”更重要的是,周恩来看完彩排后对编导说:“这才像柯湘。”
《杜鹃山》随后拍成同名电影,在全国放映。杨春霞也被任命为北京京剧团副团长。人们常问她:“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她答:“那天总理一句话,把我从穆桂英变成了柯湘。”语气轻描淡写,却道尽一个演员与时代的碰撞,以及舞台下无数汗水编织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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