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马上2026年了，有些地方还在执行特殊规定

2026年元旦将至，许多人正欢欢喜喜地规划着假期行程。然而，在北方某大城市的中小学和政府机关里，教师们和基层干部们正面对着另一项“假期作业”——填写离城报备表。

多年来，每到节假日，该城市的基层单位都会按惯例发出通知，提醒工作人员：非节假日期间不能擅自离开所在城市，假期若要外出离城，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这项起源于特殊时期的制度，如同一个被忘记拆除的拐杖，至今仍牢牢附着在组织的日常运行中。

报备程序通常需要闯过三道“关卡”。以一位普通街道干部为例，若他计划元旦去邻省休假，需要先后获得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的批准，才算完成备案。各单位具体操作各有不同：有的仍沿用纸质版的“机关干部离××（城市）申请表”，要求详细填写姓名、科室、事由、交通方式、时间地点等，待领导层层签字后，再送到有关办公室备案；有的则在OA系统上操作，领导在线审批即可。

表面看，这项制度似乎早已失去实际意义。调查显示，只要是法定节假日，领导一般都会批准。如果有特殊情况（如紧急返乡奔丧），哪怕是来不及申请，亦可事后补办。然而，执行过程中的种种不便却真实存在：有些街道要求书记和主任同时签字，但领导事务繁忙，常常不在单位，纸质申请便无法完成签署，虽然可以“变通处理”，却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

执行松紧不一的情况，更是增添了制度的荒诞性。多数情况下，不报备也不会产生后果，但一旦遇到上级巡查，“意外”便随之而来。

某学校近期接受巡查时，就被指出离城备案制度执行不到位，被要求整改。为此，每一位曾外出度假却未报备的老师，都被要求写情况说明，配合整改。老师们感到又好气又好笑——这种整改，若质疑上级显然不妥，但认真执行，分明是在强化形式主义。以至于，单位领导一本正经批判老师们不守规矩，老师们强忍着笑接受批判。

从实际效果看，针对普通干部的离城备案制度已成为典型的“鸡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多此一举、缺乏实质意义，但因制度仍然存在，且上级还当回事，谁也不敢公然无视。对于广大基层公务员和比照管理的公职人员而言，每次出门都要向领导“请假”，已成为一种心理负担。

南宁也实行离城报备制度，观察者网友供图

疫情结束已数年，这项特殊时期的制度却奇迹般地延续下来。基层私下抱怨不断，却鲜有人公开提意见；上级部门似乎也无意主动清理，仍在“一本正经”地执行着。这种局面，恰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大家都习惯了，配合领导，省得麻烦。”

这种“疫情管理后遗症”正在以多种形式显现。同样在这个北方大城市，绝大多数高校仍在执行封闭式管理——无论学校地处闹市还是郊区，也无论其是研究型还是教学型大学，一律采取“一封了之”的简单策略。形成有形与无形的“高墙大院”，遍布各单位。当社会在经济层面高呼开放时，社会治理层面却还在延续封闭管理。

人员报备和封闭式管理措施，以往在高校和某些特殊岗位中也存在，疫情之后转化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临时手段，却在行政体系的运行中逐渐常规化，甚至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合规程序。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制度惯性。即便是这种制度存在的原初条件不存在了，但对于一些单位而言，却制造了一刀切管理的条件，再要转换成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措施，实在是麻烦。于是，在“方便自己、麻烦别人”这种上位者思维作祟下，社会管理反而变得僵化。

每个人、每个单位都习惯于“方便自己、麻烦别人”，便造就了如此不合理的政策。本有责任调整政策的上级部门，只要更高领导不发话，出于谨慎，不明确废除政策，但让基层便宜行事；而下级单位担心若不执行既有制度，一旦出事将被问责，便似是而非地象征性执行。政策原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繁琐的、主要为“留痕”而存在的报备流程——而留痕是为了干嘛，似乎是不重要的。

在过去，人们可以通过无声的抵抗，让不合理的政策没有存在空间。比如，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履行报备手续，单位也发现似乎没有“意外”发生时，这项政策自然就终止了。麻烦在于，现如今的“异议成本”高昂，提出合理意见者，未必会获得单位认可。因此，基层的抱怨在私下流行，却始终难以转化为公开的建议。于是，荒诞的制度一方面被人们私下议论，甚至在全国为众人所知，略显异类，但在本地却得以在集体沉默中应付式运转多年。

许多来自该城市的公务员、科研人员和教师，不约而同地用“这个城市比较封闭”来解释种种不合理制度。当这种解释成为共识，便形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实现预言”：人们默认为封闭是常态，进而放弃了推动改变的努力，最终使封闭真正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当特殊时期的临时管控悄然固化为日常规则，它塑造的不仅是一套办事流程，更是一种社会心态——一种停留在过去的、封闭的，始终将“意外”置于日常生活的谨小慎微的心态。这种“疫后综合征”对社会机体会产生长期影响，“常规”变得不正常，而“例外”则成了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