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记忆”深刻

带着对过去的理解走向未来

马宇平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3000人合唱团演唱的第一支歌曲是《松花江上》。1931年，日军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此后14年，在反抗侵略的亚洲战场上，至少3500万名中国军民伤亡。中国抗战，是开始最早、历时最久的反法西斯战争。

无论80年前还是现在，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最终的胜利，夹杂着巨大的民族伤痛和苦难记忆。这记忆并非单一的、静止的过去——它在无数个家庭、村庄、城市中被讲述，在每一处留有伤痕的土地上生长。

2025年6月，浙江义乌崇山村搬空了，它将随着城市化进程，消失在推土机扬起的尘埃中。

这个即将消逝在地图上的村庄，曾用最惨烈的方式承载历史。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的细菌战中，三分之一的崇山村人感染鼠疫死亡，18户灭门。村中“冲、茂、焕、基、晋”字辈的五代人几乎消失。

为了给死去的亲人讨公道，自1994年起，崇山村的村民代表向日本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事实并进行赔偿。

村民自发调查，一个个家庭的记忆被回溯、打捞、核对、记录。“记忆只有在被记录下来、被当事人以外的更多人共有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历史’。”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认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崇山村人找回了自己村庄蒙难的历史。他们将一面墙大的遇难者名单搬进供奉祖先的祠堂。义乌民间将每年的11月18日设定为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

对日诉讼持续了10年，日本三级法院共开庭40次，细菌战诉讼在日本走完全部司法程序。他们败诉了，但几万字的判决书认定了细菌战的事实，这是历史上首次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大量的细菌武器。

2025年年末，崇山村消失了，细菌战原告团的成员只剩下一位在世。那片废墟中，曲江王氏祠堂依然矗立，门边上钉着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牌匾字迹清晰。

因为那些“冬天没袜子穿”的农民对历史真相近乎执拗的守护，因为他们曾经的抗争、讲述和记录，才让伤痕之上，生出了对生命尊严的确认，让曾经的记忆，“为了和平”与“不再重犯”的心愿，不会随之湮灭。

2025年夏天，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豆瓣网用户打出8.8分，一网络购票平台上该片得分9.7分。导演申奥在长春电影节上致谢：“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书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张纯如女士，我们的很多灵感，很多素材都基于你一笔一画的描绘。”

这个夏天，江苏淮安的张纯如纪念馆经历了一段罕见的流量冲击——平均每天涌进3000多人。对这个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区县级纪念馆来说，意味着每一平方米挤着3个人。

这位早逝的华裔女作家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1994年，当崇山村村民在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跨国诉讼中艰难跋涉时，太平洋彼岸，张纯如也在对抗着遮掩历史的力量。

那一年，美国加州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会议上，记录历史现场的照片让张纯如经历了极度痛苦的时刻。她意识到，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她决定用写作对世界讲述这段历史。

张纯如四处查阅写作南京大屠杀所需的一手资料，在上千份档案中翻拣，手指留下被纸张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被墨水染黑。空气中弥漫的灰尘和腐烂陈旧纸张的味道让她头痛，她有时不得不戴上口罩工作。

在南京，每个见到她的幸存者，都想在离世前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她看遍南京郊区的大小刑场和丛葬地。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普德寺、燕子矶……张纯如想尽量让自己置身于1937年的环境中。

写作前，张纯如就清楚，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她毫不在意，“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202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第十二个国家公祭日，南京上空警报再次响起，3000只和平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放飞。北京、上海、辽宁沈阳、重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举行悼念活动。

这一天，尽管天气阴冷，飘着雨夹雪，张纯如纪念馆还是挤满了前来缅怀的人。张纯如的雕像前，层层叠叠的鲜花中，夹杂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念卡片。

对那些尊重历史和真相的人，1937年冬天的记忆，不再是模糊的传说和个体的伤痛，而是一种不断被讲述、被确认、被传承的公共遗产。

如今，这种传承，正以各种具象的形式，被郑重地安放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2025年，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面由5098张黑白照片组成的巨型矩阵墙沉默矗立，宏大的历史落细为无数个体的生命瞬间。

这些照片记录着14年抗战里的细微变化。1933年长城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在装备、士兵素质、军官指挥能力等各方面都与日军有较大差距，虽拼死抵抗，却无法扭转惨败的结局；后来，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正面战场有了反攻的迹象，国际援助随战局推进逐步汇聚——“照片里人的表情是有变化的，从看不到希望，到越来越有希望。”

也有无法被影像记录的记忆。东北抗联，那支“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的队伍，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与频繁的“围剿”中战斗，留下的影像少之又少。

但东北抗联的记忆并未因影像的稀缺而湮没。在白山黑水间，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歌谣、传说与回忆，记下了这支队伍的英勇，传承着“血战到底”的抗战基因。

2025年，这些“记忆”格外深刻。

它们并不指向“苦痛”和“仇恨”。它是天安门广场上引领新式装备方队出场的80面战旗，每一面旗帜都代表着一支功勋部队的光荣历史。它是一个民族从历史烽火中走来、面对复杂世界时的前行共识和深沉底气。

它们被不断讲述、传承，被每一代人重新确认，并赋予面向未来的力量。

最终，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都将指向未来。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历程，并带着这份理解，走向何方。

教育的列车驶向育人的站台

尹海月

一列绿皮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快速、平稳，日复一日。那是2007年，我第一次踏上从家乡河北清河前往衡水的火车，此后5年，我又无数次踏上那趟列车，直到获得一张大学的门票。

如今，我成为一名记者，那列火车又多次开回我的记忆之中。比如今年9月末，跟随学军中学原校长陈立群赴东北调研时，他在一所县中交流会上提到，“高中办好了，小学初中都稳定，办不好，几千人跑出去，消费也不在这里了。”苦的是当地老百姓。

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那趟列车上。5年，平均每月往返一次，总共近120次。那时，面对眼前做不完的试题，我总愁得不知人生的列车将驶向何处。多年后，我才理解，那列火车，如何承载了一个家庭对子女的希冀。

在清河，我们这样的家庭并不是个例。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孩子踏上开往外乡的列车，渴望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家长天然相信，读书能把孩子送往更大的世界。

西部大山里的家庭也是这样相信的。今年11月，我采访了四川甘孜泸定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巴桑，他告诉我，因为家乡丹巴县的“教学质量没有这边好”，他2022年来到泸定求学，每学期只回家两次，一次返乡车程近3个小时。

巴桑说，父母都是小学学历，没读过多少书，对他最大的期望是考上州内的一所二本大学，毕业后当一名公务员。后来，“组团式”帮扶教育团队来了，他幸运地赶上了学校改革，以528分的成绩考入了省内更好的一所二本院校。

高仲毅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泸定山区，他的父母靠种花椒、打工养活一家四口。2025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成为家族第一个去北京的大学生。开学前，父母特地给他准备了新鞋、新衣服，临走又多塞给他1000元现金，嘱咐他“好好学习，不够了再问家里要”。他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一句话，“辞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

“我们想把更多孩子送出大山。”泸定中学一位老师向我回忆一次家访的场景：家长将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以最隆重的民族妆容迎接他们，临走时，家长拔出菜地里的萝卜，拉着他们的手说，“我们的孩子拜托给你们了。”她感觉到一份沉甸甸的嘱托。

还有一个画面令我印象深刻：高山上，一名学生在家上网课，因为家里没信号，跑到山顶的一处岩石旁，支了张简易的桌子，搭个小帐篷听课。

在云南华坪，我看到张桂梅将4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在贵州台江，我目睹陈立群如何寻找育人和考学的平衡点。在湖南耒阳，正源校长罗湘云的教育实践，为留守家庭的孩子铺设了一条看得见的教育“铁轨”。

2021年，我曾写过一篇手记，讲述3位校长带给我的教育思考（《衡水中学毕业的我，采访了三位校长》）。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对不同教育模式的困惑，“因为分数重要，教育者就能以此为借口，忽视学生的内心感受和自尊吗？如果拒绝这种教育模式，那些欠发达地区的孩子还有翻盘的机会吗？还有折中可行的教育模式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4年过去，这个问题的答案逐渐变得清晰：教育必须以育人为本，如果一种教育模式以牺牲人的心灵成长为代价，一定是不可取的。

高中时，我记得教学楼里悬挂着这样一条标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在周围激动人心的标语中，它并不突出，但这三个问号留在了我的心里。当时，我没有时间和能力思考这几个问题。

多年后，它们又以另一种形式来到我的工作中：我关心什么样的新闻？要做什么样的人？向读者传递什么样的价值？

原来那辆火车从未真正驶离。

今年，我又回归教育。在内蒙古随陈立群校长调研时，我目睹了一个县城教育改革时遭遇的冲突和矛盾：一位校长将初中部办成当地最优，因为当地高中教学质量始终提不上去，这位校长吸纳本校初中生源，增设高中部。三年时间，学校高考升学率年年居全县第一。见此情景，另一所高中校长不服，准备筹办初中部，与其一决高下。一时间，县中提升演变为两所学校、两位校长的竞争，学生成为提高升学率的工具。

对此，陈立群校长的态度很明确：教育不能陷入无序竞争的漩涡，普惠一直是教育的目标。在那所新办的高中，陈校长看到教学楼的楼道里贴着学习标语，台阶上贴满了知名大学的校训、高考录取分数线，他直言“应试氛围太浓”“教育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人，人不能当作手段和工具”。

他说，大学校训不能被踩在脚下，而应该“被仰望”。

今年4月，我到访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中学，支教校长刘信态向我讲述了帮扶县发展教育的不易。他认为，发展西部教育是个系统问题，西部薄弱县中孩子的出路，可以从艺体、职业教育等多条路径中探索。

这提醒我，跳出县中发展的路径，从更多元的角度关注人的发展。四川泸沽中学的艺体探索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公开资料显示，近几年，该校艺体类本科上线人数占全校本科上线人数的80%以上，这说明，西部的孩子也有独到的天赋，在美和力量方面，他们的感受和能量也许更有挖掘的空间。

刘信态校长也作了艺体方面的探索。两年下来，学校的本科人数实现了从0到26的突破，但因为当地学生文化基础薄弱，艺体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化分数提不上去，走艺体也很难。”该校一位老师的话，证明每一条路径都不是单独向前的，人的成长，缺了哪方面的营养，都很难走向丰富和广阔。

采访时，还有一位当地老师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高分可能是一个学生人生的跳板，但如果学到的知识“不能运用到生活中去”，他认为自己的教育是失败的。比如在物理学科，一个孩子如果能学会运用杠杆知识让农活更省力，懂得应用电学常识维修家里的电器，知识才真正发挥了作用。

这样朴素的本土思考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教育的本质和育人的核心：衡量教育成功与否，不应该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学生能否运用所学，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力量，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好。100年前，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作为道德理想的自我实现》一书中提到，“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正是为这一朴素思考作下的理论注脚。

这样的教育图景，正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行动，一寸寸照进现实。2025年4月，甘肃张掖临泽职教中心的一位学生研发了一款土壤湿度传感器，灌溉时可为每亩地节水40%。在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修专业的一名毕业生回乡开维修店，年营收15万余元并带动当地十余人就业。

这让我们看到，职业教育在人的成长上提供的更多可能。2024年，多个省份及地区开展更大规模的“综合高中”试点工作，让学生在同一所学校里，既能学习文化课准备高考，也能学习专业技能准备就业。一条更具包容性、有尊严的成才通道在慢慢搭建起来。这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希望。

教育本就应该带给人们希望。尽管，它承载了如此之多，又背负了如此之多。2018年，《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让人们看到了技术在促进教育公平上的可能性，6年后的今天，AI可以在几秒内给出一个学生习题的答案和步骤，捕捉课堂上学生的参与度和微表情，为一名村小学生提供比老师更有耐心的口语练习陪伴。

教育的列车要驶向哪里，在AI的发展下变成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假如教学中的一切任务AI都能代替，教师还能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也许，只有心灵的启迪，是机器所不能及的。只有灵魂，是无法通过大数据的“学习”和分析抵达的。

依旧是那个问题。仍然是那3个问号。它驱使着我不断回到县中，回到乡村，探索教育的更多可能。时至今日，这种追问仍然没有停止，答案也许还是藏在那趟列车里——它始终向前，驶向育人的终点站。

2025年，“情绪”很有价值

陈卓琼

如今，“情绪”冲出个体内心的暗河，晾晒在公共广场上，成了抢手的硬通货。

2025年，有人挤在“鸡排哥”李俊永的小摊前，想讨一句温暖的话；有人拆开79元的泡泡玛特盲盒，想买一份不确定的快乐；有人愿意为一张蒙住的脸买单，想获得一点情感满足。

每个新闻事件都构成一个情绪反应堆，能量被精准地解读、分发、推送，转化成消费动力。

一家调研机构发布的报告《情绪消费崛起：2025年市场格局与未来走向》提到，2013年以来，中国情绪消费相关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预计2025年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

共情能把一个普通人送上网络流量的风口浪尖。江西景德镇，48岁的李俊永原本在市井守着口油锅炸鸡排，鸡排卖6元，学生顾客优惠一元，下午4点半后，要让学生先买。炸鸡排间隙，他喜欢和客人扯几句闲篇，然后从容地爆出一堆金句：“做完你的——做你的”“一切尽在掌控”“鸡排免费送，袋子6块，如果你的袋子被风吹走，或者是被别人抢走，我不会承认收了你的钱”。

几段视频传上网，李俊永成了“鸡排哥”，社交媒体搜索“鸡排”，要么出现他的脸，要么出现他炸的鸡排。律师、教师、会计……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共情他说的话，每个人都自称“职场鸡排哥”。

有网友整理了李俊永的“销冠语录”，实时更新；还有人把它们做成中英双语版PPT和表情包，供网友消遣。9月下旬以来，“鸡排哥”的每句闲谈、每个动作，都像一个开源的情绪模块，被疲惫的都市人自行取用，嵌入各自的生活脚本。

网络流量随着情绪冲进现实，3个多月来，数万游客排队几个小时买鸡排，只为能与李俊永合影或是聊上几句。

后来，“鸡排哥”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做回李俊永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不少网友察觉他“累到没有情绪价值”。流量旋即展现出它的残酷：个人的疲惫和不适，不得不让位于游客的情绪期待，他需要持续输出金句，满足围观需要。

有人说，“鸡排哥”的鸡排里不只有辣椒粉、番茄酱一类的调味品，还有关于生活辛酸苦辣的即兴调侃，每一块都不是“标准品”。身为“鸡排哥”的鸡排，压力是不是太大了，不仅要保证口感，还得有情绪浓度，毕竟只卖6元。

中国情绪消费的市场版图里，潮玩凭借其情感价值属性占据重要地位。中商产业研究院的一项数据显示，2020-2024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从229亿元增长至763亿元，期内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5.1%。美国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到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将逼近千亿元。

凭借不断创新的艺术设计与IP运营，泡泡玛特成为潮玩界的现象级代表。泡泡玛特董事长兼CEO王宁在2023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上提出“在海外再造一个泡泡玛特”的愿景，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商场、知名街区都开出了线下门店。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命运的流量，早就标好了价格。

潮玩经济的一项核心资产，是信任。消费者信任品牌会持续提供高质量的设计和工艺，也信任自己所支付的高溢价能获得相匹配的情感体验。这里的情感体验不限于产品本身，还包括购买、售后、用户关系维护等多个服务环节。

说到底，商业世界里最易碎的盲盒，从来不是树脂玩偶，最需要被呵护的“隐藏款”，是消费者的信任。这份信任一旦破裂，远比任何产品缺陷更难修复。

这层价值逻辑，在依赖粉丝经济的网红世界里体现得更加直接。

和半个娱乐圈明星有过合影的网络歌手“旺仔小乔”，始终没有在大众面前露脸。2025年夏，这位故作神秘、热衷情绪营销的网红，被全平台禁言，原定的演唱会计划也不得不延期。

“旺仔小乔”的演唱会海报在7月中旬铺满了上海地铁站。拥有超2000万粉丝的她宣布，8月9日会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全程蒙面表演，票价从268元至968元不等。

这个号称是国内首个蒙面大型演唱会，蒙人倒是真的，一些网友不买账：蒙面演唱怎么保证是真唱？一个连原创作品都少得可怜的网络歌手，却试图以行业顶流的规格进行商业变现，真让人生气。

公众的第二重愤怒来自“旺仔小乔”各种暴力言论，比如“你给我刷过几个子儿，你都没有给我刷100万，我鸟你干什么”。网友以她的直播金句为“灵感”二次创作歌曲，歌名就叫《几个子儿》。

网友不高兴，掉粉了，“旺仔小乔”终于急了，发了篇道歉信，结果查重率高达97%，这下网友更愤怒了，“她不值得”。

最近的愤怒来自一位“榜一大哥”，他给“旺仔小乔”充值打赏了80万元，却没有等来对方兑现签名、线下见面、演唱会门票等承诺，随即一纸诉状将她告上法庭。

这个只有噱头、没啥作品的网络歌手冒犯了行业标准和公众智商。网红、明星塌房事件频现背后，“德不配位”是主因，有人吃着流量红利，背后却“离地万里”。真诚与专业才是最长久的“人设”。

情绪消费很强劲，也很脆弱。情绪会冷却、反噬，会因信任破产而崩溃。

这些阵痛是情绪消费市场自我净化、走向成熟的必要过程。情绪消费的泡沫被戳破后，留下的将是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情感经济生态。

2025年，社会情绪显得丰富从容。年初，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突破150亿元人民币，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3月，“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创造新的世界纪录；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1月，该组织批准设立“国际太极拳日”，让源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在全球拥有共同纪念的时刻。

“爱你老己”一词的走红，堪称年度最温暖的情绪印记，它将“自己”幽默地称为需要被关怀照料的“老朋友”，鼓励人们通过按时吃饭、保证睡眠等具体行动善待自身。情绪消费的形态，也早已超越盲盒和演唱会门票的范畴，变得日常而细微。年轻人从“证明自己”到“善待自己”的话语转向，印证了社会心态在高压下的内在韧性。

情绪饱满，价值连城。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