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写了27首诗词，呈毛主席修改，遭江青泼冷水：以后别送了

1967年5月1日清晨，载着毛主席的黑色吉普在北长街减速。主席抬手指向一排梧桐后的小院，轻声道：“胡乔木住这儿。”警卫员下车去敲门，却敲在封死的东门。街口围观者越来越多，随从只得催促返程。半小时后，天安门城楼上礼炮齐鸣——而主席那句“改天再来”再没兑现，这段插曲后来才被胡乔木听说。

时间往前推回到1941年2月。延安杨家岭窑洞里，二十七岁的胡乔木被王若飞领到主席案前。主席翻着他在《中国青年》发表的《五四二十年》一文，简单一句：“能写，就留下校样吧。”当天下午，胡乔木把密密麻麻改过的清样递上，标点、版式甚至错页都订正了。主席笑了，“行，以后文件就交给你。”自此，“北乔”成了中共中央最稳的那支笔。

从《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到《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五年里胡乔木平均每天要改两万字。1944年9月张思德追悼会，他和几名同志分头速记，把主席即席讲话整理成《为人民服务》。没有录音机，全靠记忆与默契，字句却八成吻合。有人打趣：“这小子专门住脑袋里。”

1950年代，岗位轮调令一个接一个：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政务院文教委秘书长……文件山越来越高，胡乔木的神经却绷得越来越紧。1961年8月17日，他写信自报神经衰弱，要求长期休养。主席回信，寥寥数行：“专看闲书，不念公事，久病方可根除。”信纸还附了一张处方——散步、骑车、听昆曲。

接下来的三年，胡乔木换了几座城市养病，脚踏车几乎成了标配。在杭州，他沿西湖骑行，晨出暮归，日子忽然松弛。闲暇里，他翻毛主席旧体诗，揣摩平仄格律。1964年10月，他把精心打磨的十六首旧体诗寄往中南海。主席夜读数遍，再请郭沫若、康生帮着斟字酌句，最终推荐《人民日报》发表。批示倒是客气：“略晦涩，大体可用。”

受到肯定，胡乔木兴奋极了。1965年盛夏，他竟在一个月内写下二十七首，夹着信件再次呈送。主席这回花的时间更多，每晚点着煤油灯改到深夜，还把陈毅、郭沫若拉进来喝茶推敲。最终，二十六首刊登在9月29日的《人民日报》，《红旗》紧跟转载。旧体诗在京城忽而成风，机关干部私下互递胡乔木新作，甚至有人打趣：“北乔又要改行当诗人？”

然而热度刚起，冷水就到。1965年底的一次内部座谈，江青当着几位文艺界人士的面说道：“胡乔木的诗哪是他的？都是主席再创作。以后别占用主席时间了！”语气冰凉，厅里瞬间安静。胡乔木听完，只淡淡回一句“知道了”，第二天把未完成的稿纸全塞进抽屉，这抽屉后来再也没打开过。

1966年11月，毛主席到杭州。胡乔木请求见面，多方传话后终得批准。两人握手时都沉默了几秒。主席简单问了身体，又叮嘱保重。胡乔木本想汇报诗稿中断的缘由，却只说出一句：“一切都好。”这成了两人最后一次相见。

1967年5月2日深夜，邻居告诉胡乔木：昨天主席车队曾停在院外，“只是敲错了门”。胡乔木愣了很久，随后收到主席转来的话：“我心到了。”他回条便签：“我心领了。”笔迹仍然端正，却再无旧体诗。

进入1970年代，胡乔木重新执笔，但不再写诗，而是主持编写《建国以来历史政治文件选集》。朋友好奇，他摇头：“诗，有时比文件重。分寸没掌好，会连累别人。”话音轻，却像给那二十七首诗划上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