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一位青年送给毛泽东四册书，朱光从毛泽东手中夺过：这些归我

1937年深秋的延安，夜风透着黄土高原特有的干燥清冷。刚刚结束会议的毛泽东推门回窑洞，门口一位戴着圆框眼镜、满身尘土的青年正等在那里。青年姓张，方才从山西五台山沿着八路军的交通线一路辗转而来，臂弯里紧紧抱着一卷帆布，神情既疲惫又兴奋。工作人员通报后，把他领进了屋子。张青年抖开帆布，露出四册莎士比亚戏剧以及两卷旧帖，“山西废墟中捡到的，特来相赠。”毛泽东一听，来了精神，连声称奇。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同在延安的朱光耳中。朱光彼时三十一岁，兼任鲁艺秘书长，向来对典籍字帖如痴似狂。听说领袖那里出现了罕见的莎翁四大悲喜剧，他二话不说，从文艺座谈会会场一路小跑冲向凤凰山。推开门正好撞见毛泽东翻阅《哈姆莱特》。“老朱，你来得正好，看看这些好货。”毛泽东笑着招呼。朱光眼珠一转，“让我先过目。”说完一把将四册书揽进怀里，脱口而出那句后来被传为趣谈的话：“这些归我！”

窑洞里空气骤然凝固。毛泽东眉峰一挑，语带玩笑却分量十足：“岂有此理！”声音洪亮，把门口站岗的小战士都吓得一哆嗦。张青年愣在一旁，不知所措。可朱光天生胆大，他丝毫不让，反驳得毫不客气：“莎士比亚是戏剧家，我是搞话剧的，这书归我天经地义。”一句“天经地义”透出几分孩子气，也透出几分文人的傲气。

争执没完，两人竟当场起了辩论。毛泽东援引马克思读莎翁的轶事，强调革命者同样需要世界文学；朱光则搬出南国社与鲁艺的排演计划，表示剧本到了他手里才能物尽其用。语言像火星一样你来我往，张青年拉都拉不住。最后毛泽东忽而大笑，说：“吵也没用，我出个法子，一人一半。”于是《哈姆莱特》《仲夏夜之梦》留下，《奥赛罗》《李尔王》被朱光抢到，外加一卷《石锁》。毛泽东摇头叹气：“老朱，你真是书癖。”朱光得意，一边把书往怀里塞，一边回答：“书癖总比官癖强。”笑声传出窑洞老远，留下一段延安趣史。

说起朱光，很多人记住的是他的倔强脾气，却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世。1906年，朱光出生在广西博白一户破落的地主家庭，七岁丧母，十一岁丧父，早年颠沛，唯有诗画伴身。他能双手同时执笔，一手楷，一手草，乡里人称“神童”。1925年进入博白县中学，接触进步书刊；翌年转到玉林省立二中，在校长朱锡昂影响下加入共青团。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几度被捕，1931年出狱时已是满身伤痕。上海白色恐怖最紧时，他被调往中央苏区避险，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却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张而遭铁链囚禁。直到1936年三军大会师，才重获自由，党籍恢复。

也正因这段曲折经历，他对自由与书籍格外珍惜。延安时期，朱光负责鲁艺剧训，排演《广州暴动》《秘密》等话剧时，常在油灯下琢磨台词到深夜。他喜欢把莎士比亚与中国戏曲同台比较，力求“东西合璧，推陈出新”。倘若少了那两本原版剧本，他大概率要崩溃几日。正因如此，他才敢对毛泽东“下黑手”。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并未见怪。数日后，他还专门到鲁艺礼堂看朱光朗诵《奥赛罗》独白，只是朗诵完毕忍不住调侃：“老朱，粤音太重，怕是观众要配字幕。”

1938年“五一”劳动节，朱光与来自香港的才女余修举行婚礼，毛泽东夜访窑洞道贺。席间大家合唱《罗密欧与朱丽叶》插曲，李富春笑言自己“红线媒婆”。毛泽东点了一支纸卷烟，故作严肃：“老朱，你怎把人家甜哄到这穷山僻壤？”朱光举杯，大咧咧回应：“天下英雄，尽在延安，她识货！”众人一阵大笑，婚宴就在黄土地的清风中持续到深夜。

抗战胜利后，朱光随大军南下。1949年秋，他奉命赴广州，出任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副市长。离京前，他先去中南海向毛泽东与朱德告别。两位老朋友在书房重聚，毛泽东环顾四壁密密麻麻的书柜，忽然半开玩笑：“还想抢哪本？”朱光双手作揖，回答依旧那三个字：“岂敢岂敢。”说笑间，毛泽东取纸落笔，留下一行嘱托：“到南方去，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随后十一年里，朱光主持修建了广州体育馆、麓湖、流花湖等工程，推行“绿化长堤”方案，珠江两岸旧貌换新颜。1953年春，毛泽东到广州视察，站在江边问他年龄，得知“不过四十七”，便拍肩鼓励：“年轻得很，干劲别泄。”广州市民至今仍在体育西路的碑刻上读到朱光手书“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那是他遵嘱托留下的痕迹。

然而人生无常。1967年，朱光在政治风暴中被错误关押，1975年含冤离世，终年六十九岁。1980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遗物清点时，工作人员在广州旧居发现一只陈年木箱，里面包着两本发黄的莎士比亚戏剧和一卷《石锁》字帖。纸张已脆，却仍能辨认当年毛泽东与朱光的批注笔迹。那一刻，人们才恍然想起，延安窑洞里那场别开生面的“抢书大战”，原来不仅是文人的玩笑，也是革命年代对知识与情谊最质朴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