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江西省委书记向周总理敬酒，总理举酒杯后笑言：有一个条件

1961年4月12日傍晚，南昌八一大道上的梧桐刚冒新芽，省政府招待所里灯火已亮。门口停着一辆深绿色吉姆城吉普，车上那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提醒在场每个人：中央来了重要客人。

彼时全国正处在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后方吃紧，各省都在绞尽脑汁增产节约。周恩来此行，被中央赋予两件事：调研春耕进度，协调沿海防务粮草。江西是他的第一站。对周来说，这是一座熟悉又亲切的城市——三十四年前，他曾在这里指挥过那场惊天动地的起义，如今再归故地，心境却全然不同。

负责陪同的，是时任省委书记刘俊秀。刘身材不高，步子却踏实有力。宴会开始前，他特意嘱咐厨师把当地最好的双季稻酿成的米酒热一热，“总理胃寒，得让他喝得舒坦”。一句话，同桌干部都听出他的细心。

宴会刚上第三道菜，刘俊秀端起酒杯，朝主座微微一躬：“总理，南昌久别重逢，敬您一杯。”周恩来举杯，神色温和，却忽然笑着加了一句：“刘书记，咱们喝这杯酒得附带一个条件。”话音落地，席间一静。刘俊秀忙问：“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压低声调：“一杯酒，外调粮食增加一亿斤；三杯，三亿斤，行不行？”语气像闲谈，却句句掷地。隔着桌布，几位厅局长交换了眼色，直冒汗。刘俊秀皱眉，明显在盘算。几秒后，他端杯站直：“行，三杯，就三亿斤！”周恩来笑了，连饮三杯，酒香漫开。

这番对话只占了几分钟，却定下了一项不小的任务。当时江西自己口粮并不宽裕，三亿斤外调意味着全省需再压缩两成储备。对干部而言是硬骨头，对刘俊秀却不是头一回。

翻回到1949年春，刘俊秀随陈正人、邵式平南下接管江西。那一年他45岁，已在东北战场摸爬滚打多年，尤其擅长“抓后勤”。刚抵南昌，他便带工作团跑丰城、星子，剿匪、减租、筹粮，样样亲上火线。战斗停火，粮战开场，他的兵法依旧顶用：调查、分类、分段包干，先贫雇后中农，层层发动。当地百姓说，这人走路像测亩，看地就算产。

1953年中央让他分管农业，他把“水利”二字挂在嘴边。一年里，他沿赣江流域奔波一万多公里，勘过五大河、踏遍鄱阳湖滩。江西红壤多，缺水却怕洪，他提出“先引后蓄、低田改高畈”的方案，把传统提灌改自流。几年下来，赣抚平原亩产飙至近七百公斤，毛泽东视察时脱口一句：“这位是农业专家。”话传开，刘俊秀的名号在省里无人不晓。

正因如此，周恩来才敢在酒桌上开价。总理手握全国库存底账，深知犹豫无益，索性以“三杯换三亿”来个干脆。刘俊秀敢应承，底气是水利见效、双季稻成势，还有农民对他的信任。会后第三天，省委开紧急电话会议，他一句话点题：“前线要粮，我们就得吐血也得保；江西是前方的后方！”口号虽硬，可落到操作层面，他还是那套老办法：县、社、队三线包干，干部蹲点到田间，“能多打一升就多打一升”。

同年夏初，福建、浙江海防进入一级战备。三亿斤粮食分三批南运，经九江装船下江到厦门、福州，再辗转前线，线路由省军区后勤部全程护送。运粮船抵达海岸那天，华东军区司令员打电话回南昌：“子弟兵吃上热饭了，谢江西老表。”并不算隆重的致谢，却让省委大院里鼓掌声久久未停。

值得一提的是，粮草到位后，东南沿海并未爆发大规模冲突。有人替刘俊秀叫屈：忙上一圈似乎“白费”。他却摆手：“有粮在仓，才有底气谈判。没打仗，是好事。”寥寥数语，看得出他的战略眼光。

进入1962年，中央在上海召开沿海防务联席会议，刘俊秀与许世友、韩先楚并肩散步时，仍重复那句话：“后方的前方，江西顶住。”老战将们听后，一个劲儿点头。军事家敬佩的，并不仅是枪法，还有粮法。

时间往后推，1967年政治风云骤起，刘俊秀因种种原因被停职。周恩来得知，亲自把他接到北京过渡，国庆节还让他登上城楼观礼。十年动荡，他几起几落，却始终保持那股韧劲。1973年长江洪峰冲九江，他拄着旧藤杖，站在决口前指挥封堵；1979年，七十五岁的他主持全省农业会议，仍强调水利优先、红壤改良。

1982年退居二线，他写给省委一封建言：“赣江干流可再上一批梯级电站，引外资，吃水发电两不误。”字迹略显抖动，却句句清晰。三年后，老人病逝南昌，终年八十一岁。追悼会上，有人回忆那场“三杯酒”的故事，声音哽咽又自豪：“那三亿斤粮，救急，也让江西扬了眉。”

历史并不止于战火硝烟，后方粮草同样决定胜负。1961年南昌那桌酒，杯里盛的不只是米酿，还有一省干部百姓的担当。刘俊秀敢拍板，周恩来敢托付，信任与责任就在杯口交汇，至今想来仍让人心头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