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学英语忘记下飞机，空姐上前提醒，主席：也不留我们吃饭

1960年10月23日，华北上空云层稀薄，专机已经平稳下降，机轮刚刚触地。停机坪上的迎接队伍早已列队，可舱门却始终没有打开。舱内，毛主席正用红铅笔在《时代周刊》复印件上做标记，嘴里低声重复着“revisionism”“revolution”。年轻空姐郭桂卿看了看表，犹豫片刻，才轻轻走到座位旁提醒：“主席，到了。”他抬头，眨了下眼睛，笑道：“好啊，轰我走？也不留我们吃饭。”随即合上书本，这才起身下机。轶事自此流传，但这不过是他十余年英文自学长卷中的一个脚注。

早在长沙求学时期，毛主席就和英文打过照面。那时候他念的是《莱尔读本》和《余永宁英文法》，每周四节，却始终觉得“死记硬背太枯燥”。1919年想报名工学勤法团，因为口语不过关作罢。他后来笑称：“没去巴黎，是因为舌头不听使唤。”

延安岁月里，外国记者带来的原版报纸让他重新提起兴趣。他把《时代》杂志、路透电讯稿剪下来，订成册。夜里煤油灯忽明忽暗，他对着词典，把“democracy”念成“得么克拉西”，惹得同志们直乐，可他不以为意：“念错怕什么，老跟自己较劲就好了。”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电报、国际资料蜂拥而至，翻译队伍却显捉襟见肘。于是1954年，林克被调进中南海。头一次汇报完国际消息，林克忐忑坐着，毛主席放下茶杯说：“你还得教我念原文，译稿子慢，直接看英文快。”林克没料到巨细靡遗的工作之外，还要兼任老师，只得硬着头皮接下。

主席的学习时间全靠挤：上庐山开会，乘车盘山，他边看单词卡边问卫士“metaphysics怎么拆”；冬夜游泳回来，两条湿毛巾包着肩膀，仍把《联邦党人文集》摊在暖气片上；最喜欢的还是飞机，一旦起飞，无人请示，电话中断，他自嘲“这才像坐进移动书房”。

可年过六旬，背单词并不轻松。为了效率，林克把生词全部用国际音标注在页边，遇上绕口的“th”音，就让主席跟着练。毛主席湖南腔重，总是把“think”说成“sink”。他拍拍自己喉咙：“舌头硬，得多磨。”于是一连十几遍，直把保健医生听得哭笑不得。

学习英语，毛主席给自己列了“五年规划”：先读社论、文件，再攻哲学、文学。1959年接见巴西代表团时，他半真半假地说：“学外语也是休息，脑子换挡，肌肉放松。”可谁都明白，休息只是说辞，他真正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和更广阔的世界视野。

1963年11月26日，他在七十寿宴上碰见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几句话过后忽然问：“章老师，可愿收我做学生？”章含之以为玩笑，脸一红，支支吾吾。没想到一周后就接到电话：“星期日开课，别客套。”从此，中南海里多了张年轻教师的自行车，也多了英国文学史的讲义。

章含之主教口语，首堂课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毛主席边听边比划：“love与revolution相差几个字母？”两个词写在纸上，他逐一数给章含之看，竟说要拿来做记忆游戏。“英语有词根词缀，比汉字规整。”他笑着总结，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1964年至1965年间，主席忙于处理国内外事务，课程断断续续。到1966年，英语课被迫中止。章含之回到外语学院，直到1970年受命入外交部，方才再次见到老师兼学生的毛主席。这一次，她以翻译身份陪同会见外宾，时常能听到主席在关键句子里掺一两个英文单词：“friendship”“hand-in-hand”“understanding”，发音仍带湖湘味，却清晰有力。

1973年2月17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会谈持续一个多小时。双方讨论到“纸老虎”时，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paper-tiger一词。”主席摆手：“也就那几个字母，不懂文法。”满座皆笑。可对谈中，他偶尔蹦出的“strategy”“global”“negotiate”足以说明功夫并未荒废。

1975年10月21日，毛主席在书房再次会见基辛格。病体羸弱，说话不便，他却用慢而清晰的英语单词回应关切：“invite…God…soon。”并在纸上写下“I obey doctor.”旁人揣摩良久才会意，基辛格请求留下纸条作纪念，主席挥手示意拿走。

再往后，课程没有恢复。1976年9月，毛主席离开人世，他亲笔写下的英文批注仍在案头，《资本论》英文版、《联邦党人文集》、单词卡片静静地摊开。对外语的兴趣和对世界的好奇，伴他走到生命最后阶段。

有人说，一个年过古稀的领袖，何必再用力攻克英语？答案或许就在那个被郭桂卿轻声点醒的清晨：新中国的航程刚刚起步，他要最大限度地汲取信息，不浪费哪怕半小时。至于湖南味的“world”像“四概”，或“think”依旧漏气，他并不介意，重要的是——哪怕在云层之上，书页依旧翻动，学习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