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说不，我同意

独立评论人 邓启金

近来，清华法学教授劳东燕一声“不”，掷地有声，砸向了无节制扩张的人脸识别安检乱象，也砸醒了那些在“安全”名义下沉睡的麻木。她质问北京地铁人脸识别分类安检的合法性，追问无上限安保投入究竟“防谁”，质疑有罪推定思维下公民隐私与自由的失守；她细数四大流俗论调的荒谬，厘清生物信息收集的法律边界，叩问分类标准的公开透明，戳穿“效率优先”的谎言。这份清醒的反对，是良知学人对公共权力的理性制衡，是公民对自身权利的坚定捍卫。

与劳东燕的“说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如“某大妈”一般的角色——一辈子端坐庙堂，举手投足间只有“我同意”，直至把“我同意”带进无神的棺材。民意代表本应是民众喉舌，是平衡权力的砝码，可他们却成了应声虫，成了盖章机器，成了“我同意”的奴才。他们从不追问政策背后的逻辑，从不考量民众切身的权益，只知盲从附和，将“同意”二字刻进了骨髓。这样的“代表”，看似维护了表面的和谐，实则消解了民意的价值，堵塞了社会进步的通道。

社会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从“同意”里长出来的，而是从一个个清醒的“不”字中破土而生。正是因为有人对不合理的规则说不，对侵犯权利的举措说不，对懒政与滥权说不，才有了权利的彰显，才有了制度的完善，才有了文明的进阶。这些敢于说不的人，是时代的吹哨人，是社会的清醒剂，他们远比那些只会举手的“民意代表”更懂民意，更担得起“代表”二字。

劳东燕的“不”，不是哗众取宠的叛逆，不是意气用事的对抗，而是基于法理与良知的理性发声，是良知学人的责任与担当。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千人一面的附和，而是独立思考的灵魂；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顺从，而是坚守正义的勇气。当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当说不的声音能被听见、被尊重，法治的光芒才会照亮每个角落，公民的权利才会真正生根发芽。

那些敢于说“不”的高贵灵魂，是刺破混沌的利剑，是守护文明的灯塔。他们以一己之身，对抗着惯性与盲从，用思考与勇气，为社会劈开一条通往进步的道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相信，纵使前路漫漫，总有微光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