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救命恩人被人举报贪污，毛主席看后直摇头：替我把总理请来

1952年2月的一个傍晚，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格外亮。文件一摞接一摞送进来，正值“三反五反”关键节点，每一份材料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秘书放下一封匿名检举信后退了出去，屋里一时静得能听见笔帽落桌的脆响。

信中指名道姓，说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王盛荣私卖战略物资、侵吞巨款。短短两页纸，数字罗列得触目惊心。毛主席翻到最后一行，沉吟数秒，摇头：“情况不对。去，把总理请来。”仅此一句，夜色陡然紧张。

这位被指控的“嫌疑人”，十多年前还在前线救过毛主席一命。1929年冬，赣南山区夜色如墨，地方反动民团摸到毛主席暂住的村口。枪声骤起，护卫队伤亡连连。最危急的时刻，一支少年先锋分队突然从侧翼冲入，领头人正是王盛荣。仅凭一枝驳壳枪和十几名少年，他硬生生打出一条通道。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晚时常感慨：“若无王盛荣，我早成报纸头条的‘匪首就擒’。”

救人的是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出身却极普通。王盛荣1906年生在武昌码头，十三岁便去上海纱厂当童工。机缘巧合结识项英后，他加入党组织，从此把命交给革命。1927年“八七”会议，他负责外围警戒，与毛主席第一次长谈。会后大批干部转移，王盛荣被选送苏联学习军事，三年后带着俄语和爆破图纸回国，成了苏区最年轻的“红色校官”。

1933年起，高层路线纷争激烈，王盛荣因支持毛主席的作战思路被撤职。失意归失意，他没有离队，而是拉起一支稚气未脱的少年兵，在江西山岭间打游击。陈光、萧华、张爱萍都在这支队伍里练出第一身胆气。很多年后，这几位高级将领开玩笑说：“咱们当兵，是从背着竹枪跟王政委上山开始的。”

抗战爆发后，王盛荣被调到武汉任“高级联络参谋”。西装革履、言笑晏晏，这种场合让他浑身不自在；他更喜欢拉响冲锋号。几次请战后，组织终于同意他去豫南筹建游击队。不到一年，三百人膨胀成两千多，改编为新四军五师的一支主力团，硬是在日军与顽固派夹缝里站稳脚跟。

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成决胜之地，王盛荣主动请缨，带着八十名干部和一个连的兵力北上。一路招兵买马、收编散兵，进嫩江时已是近六千人。苏军撤离齐齐哈尔时，他们接过警备任务。就在重建城市秩序的大会上，意外发生——一颗走火的子弹贯穿天花板，打碎了他的左腿。截肢后，他拄着拐杖指挥工厂复产，成了全城孩子模仿的“独腿政委”。

1949年夏，辽沈战役硝烟未散，林彪让他率军工骨干和设备南下武汉，负责炮弹、枪械供应。当时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也为军工犯愁，王盛荣二话不说，把手里的设备一分为二，支援老战友。林彪知道后震怒，觉得擅自“挪料”有违命令，责令他写检查。王盛荣认定自己没错，拒绝表态，最终脱下军装调入地方工业部门。

工业部任上，他背负出口苏联一万吨钨砂的任务。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年不过三百吨；要在战乱废矿里刨出一万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他跑遍湘赣粤桂的矿区，发现最大难题是缺设备、缺运输。恰在此时，香港仓库里压着一千吨蒋介石遗留的钨砂无法外运。王盛荣灵机一动：卖掉这批现成货，换来百辆卡车和大批钻机。周恩来拍板同意，任务竟提前完成。矿工们挥汗如雨，成箱的钨砂装车北运，列车的汽笛在粤汉线上一声接一声。

然而，“三反”风声最紧的时候，正是这笔“先卖后买”的操作被人抓住把柄。检举材料写得绘声绘色，似乎账面少了一大笔钱。毛主席不信，他记得上海经费最困难的日子，是王盛荣冒死带着三万美元穿越封锁线送来；那点钱要是揣自己兜里，早在香港过安逸日子了。

周总理闻讯赶到西花厅，只看几眼便释然：“报告缺了关键附件，卖钨砂的钱全部折成机器和燃油，账目在外贸部。”毛主席放下文件，望着窗外的梅花，淡淡一句：“还是那个王盛荣。”随后批示：立即核对账务，错误结论责任自负。

很快，真相大白。王盛荣获释，却拒绝庆功。朋友揶揄他：折腾一圈只落下一条腿。老兵笑着摆手：“命花过两回，不亏。”1956年，他再次踏进工厂车间，督促设计师改进压缩机。生产线上一排排新设备轰隆作响，他靠在栏杆上，木腿微微颤动，额头沁出汗珠，却坚持站到最后一台机器试车完毕。

1966年后，他遭遇更严酷的审查，被隔离十三年。重获自由时，头发雪白，背脊依旧挺直。有人问他如何熬过那段日子，他只是抖了抖木腿：“主席托人带信，说‘活下去，总有说得清的时候’，就凭这七个字。”1979年，湖北省委正式为他平反。文件送到手里，他瞅了两眼，合上，却没说话。

2006年深秋，百岁王盛荣在武汉病逝。灵堂前，老战士们敬军礼，年轻工人们低头默哀。照片里，那只深色木拐杖依旧光亮，见证过硝烟，也见证过车间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