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滇军起义将领杨朝纶叛变，被捕后陈赓急问潘朔端：该怎么办

陈赓当即派人把潘朔端叫来。两人面对面坐定，短短几秒沉默后，陈赓压低嗓子：“老潘，你说，该怎么办？”这是全篇的关键节点，也是多年恩怨的汇总口。潘朔端微微蹙眉，一切往事如走马灯般闪过。

往前推四年。1946年5月，海城的炮声刚停，184师师部却炸开了锅。那天夜里，潘朔端收到北满总前委的密电，希望184师举义制止内战。滇军长期被排挤，官兵闷气早积，潘朔端顺水推舟，立即通电全国声明起义。朱德发来贺电，东北战场由此响起第一声反内战枪响。

海城城头欢呼声还未散去，大石桥方向却传来坏消息：550团团长杨朝纶拒绝接洽、拒绝换旗，甚至扬言“宁为玉碎”。6月2日，韩先楚调集火力猛攻大石桥，2、3营连同团部很快被歼。杨朝纶成了俘虏。按照惯例，他本该押往后方看管，但潘朔端出面担保，“老杨跟我多年，不会再闹”。组织同意留用，给了个副师长职衔，希望用政治工作慢慢转化。

从供给制到官职制的反差却戳痛了杨朝纶的心。东北冬天苦寒，津贴定额又低，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升官不发财，图啥？”那股抱怨声，在大部队北撤时彻底爆发。1946年12月，南满铁路石人站浓雾弥漫，飞机轰鸣刚过，他命号手急集合，打着疏散的旗号裹走千余人，南逃国民党阵线。潘朔端追悔不迭，东总随即电示：今后凡经战斗不缴枪而所谓“起义”者，一律视为作战对象。

之后的剧情几乎重复播放。1947—1948年，杜聿明两度拼凑184师，梅河口、锦州、天津三战三溃，杨朝纶却屡败屡升，终于在第三次整编里坐上师长宝座。1949年1月天津总攻前夜，他抓到我军侦察员携带的进攻示意图，急电陈长捷，仍无力挽救败局。当城门被攻破，他束手就擒。按战犯标准，这个名字本应列入第一批押赴关外看管的人，可由于他与卢汉、卢汉与中央之间那条脆弱的纽带，上级决定暂予释放，让他返回云南配合劝进。

谁料这一招险些弄巧成拙。回到昆明后，杨朝纶不但没低调，反而借“警备司令部指挥官”头衔四处串联，鼓动少壮派抵抗。他口无遮拦，动辄喊出“血战到底”，弄得卢汉几度失眠。卢汉见势不妙，索性把他调到93军任副军长，表面是高配，实则软禁。这一步，只能算暂时拆雷。

时间迈到1949年12月。卢汉在自家客厅宣布起义，20余名滇军将领轮流在通电上签字。杨朝纶也写下名字，但笔迹僵硬，旁人都看得出他心里不情愿。起义后，93军改为暂编13军，他仍是副军长。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又背地里同李弥、汤尧接头，企图策动大理、楚雄一线部队再打“反扑仗”。情报部门迅速锁定，1950年初，一纸逮捕令把他从官邸带走，交由军管会看押。

案卷放到陈赓桌上时，军法、统战、公安三方意见各不相同。有人说他毕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且手上并无屠杀平民记录；有人提醒，他两次叛变，若再轻纵，军纪威信何在。陈赓左右为难，才有了文首那场夜谈。

对话没有持续太久。潘朔端讲了两件事：一是184师第一次整训时，杨朝纶公开造谣“共军打不过半年”；二是南撤叛逃时，他开枪威胁背包连、技术连的干部，导致多人失踪。说到这儿，潘朔端声音沙哑，“这样的人若再留尾巴，会害更多弟兄”。陈赓点头，向窗外吐了口浊气，决心已定。

1950年4月7日，昆明体育场万人公审会上，检察员列数杨朝纶“叛变、通敌、策动武装叛乱”三条大罪。宣判刹那，他抬头四顾，看见昔日部下马逸飞、魏瑛站在旁听席，神情黯然。行刑车缓缓开出会场，围观人群沉默无声。

杨朝纶的一生，从云南讲武堂课堂到东北鞍海阵地，再到昆明看守所，只用了不到二十五年。一路升迁、三度易旗，看似精于钻营，实际每步都把自己推向绝路。滇军传统的地方观念、军阀式升官哲学、对“发财”二字的病态执念，在他身上集中爆发，终究逃不过军纪与民心的合力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