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君收到毛主席两件墨宝，事后询问原因，足见毛主席的高瞻远瞩

1966年9月29日深夜，中南海灯火稀疏。吴旭君推门进来，将一卷湿墨尚未全干的宣纸放进竹筒，她没想到这已经是两天内收到的第二件“同文”。纸上依旧是《为女民兵题照》那首七绝，落款、日期、章印分毫不差。她疑惑，却又不好开口，多年的护理经验告诉她，等主席情绪舒缓再问更稳妥。

数月前的杭州出差，毛主席曾把一幅草书《满江红·和郭沫若》交到她手里，理由只有一句玩笑：“拿去替徐涛‘扫除害人虫’。”其实主席清楚，那首词末尾的“全无敌”与徐涛研究病菌的专业恰好暗合。小小文字，寓意却极重——这便是主席办事常带的“伏笔”。

吴旭君和丈夫徐涛同年进入中央保健系统。徐涛当保健医生，她任护士长，日常既要照料主席身体，也常被拉去听书法、谈诗词。主席手中毛笔起落，黑白之间很少只是怡情消遣，他常说：“字有筋骨，人与字相通。”吴旭君听在耳里，原以为只是艺术心得，后来才明白，那是一种处世思路——把每一次落笔都预作长远安排。

1966年9月24日下午，主席把第一幅七绝递给吴旭君时，特意补上一句：“祝贺你，解放前参革命，解放后又当兵。”他似乎只是忆旧。可五天后再递同诗，吴旭君的好奇压在心口，在病房例行检查时，她终忍不住轻声问：“主席，为什么要写两遍一模一样的？”房里只剩钟声滴答。毛主席放下药杯，笑得很随意：“以后你也许还有第二次当兵的机会，先备着。”

这一句话，外人听来轻描淡写。可就在三年后，解放军三〇五医院筹建，原卫生部呈报调人名单，吴旭君赫然在列。她才醒悟，主席当年的“重复”，其实是一份提前写好的勉励书，也是一种对形势的预判。若没有那句提示，她或许不会毫不犹豫报名南下。

回想更早的夜谈，线索更清晰。1964年初冬，徐涛向主席求教草书。主席问他：“你要学草字还是草书？”徐涛愣住。主席把字帖摊在茶几，顺手圈点：“草字是快，草书是美，快与美不碰撞。”说完又补一句，“医者临危要快，救人更要稳。”徐涛后来回味，这不正是交给医务人员的行事原则？

主席选在深夜练字亦非偶然。多次深更时分，吴旭君被叫去递纸，她看见地上铺满成败之作。主席不厌其烦修一横、一捺，像在反复演算某种可能。当年他同董必武谈书法时感叹：“字里有辩证法。”吴旭君听不懂哲学，却记得那句“对立面的统一”。后来想来，每一张被弃的半成品，都像是在推演未来情势，只留下最妥帖的一张。

1969年的调令下达后，吴旭君忙到深夜才想起竹筒里的第二幅七绝。墨香已收敛，字势仍如刀削。她忽有冲动，把两件墨宝并列挂墙，先写的居左，后写的居右。徐涛见状，轻声打趣：“左联是过去，右联是现在。”吴旭君摇头：“不，是主席给的两道路标。”

除了对个体命运的前瞻，主席的书法还常与大局同频。1971年春，他密切关注名古屋世乒赛。那晚服安眠药后突然改主意，指示邀请美国队访华。吴旭君不敢贸然行动，试探着再三确认：“您吃了药，说的话算数吗？”主席把被角掀开，语速放缓却坚决：“算，快办，要来不及。”第二天一早，指令未改，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由此提速。后来的“乒乓外交”被载入史册，吴旭君回忆，主席当时的神情与深夜落墨时无二，两眼炯炯，似已看见波涛之后的平静。

1974年，吴旭君依约主动离开中南海，以免日后触碰主席“不在身旁”的遗愿。临行前，她最后一次整理主席的案头，发现七八张练习纸摞在书桌角落，内容皆是《为女民兵题照》。字形或方或长，不同笔势，主题却始终一致。那一刻她更加确信，主席擅写行草，却更擅长在无声处布局——把关怀写进未来，把机遇写进个体，把大势写进细节。

岁月远去，两幅同诗仍被吴旭君珍藏。外人只见相同内容，却不知那是一份“双保险”，也是一次提前数年的战略叮嘱。毛主席在诗里写“梅花欢喜漫天雪”，落笔豪迈；在生活里，他把这份豪迈化为对身边人的深思熟虑。吴旭君能够第二次披军装，可谓偶然；而这种偶然背后埋着的，却是毛主席长期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