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四军创始人，建国后没军衔职务，毛主席特批：享副总理待遇

1931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大别山脊线被雾气遮住，红二十五军正悄悄转移。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忽然在队伍里响起：“队伍慢一点，乡亲们在后面送粮，还没跟上！”说话的人叫郑位三，身材并不高大，声音却很有底气。跟随他的战士后来回忆，这样一句提醒让一整支部队重新找到了方向感，也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常把群众放在第一位的政委。

郑位三1902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家境贫寒，从小在田埂和漆黑夜路之间奔波。1925年，他在武昌接受早期党组织的启蒙，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开进武汉时，他就在工人纠察队里，第一枪打向了封锁码头的军阀警卫。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1927年8月，郑位三带着“八七会议”精神秘密返回黄安。他没先上山，而是直接钻进集市最热闹的茶棚，逐户摸底：哪里的长工最苦，哪里的地主枪最多。短短一个月，黄麻暴动爆发，他与吴光浩、戴克敏等人集结三千农军，拔掉了县衙，一支新生的红四军就此显影。大别山区的红色星火，由此向鄂豫皖骤然蔓延。

随后三年，敌人“围剿”一轮接一轮。郑位三始终坚守根据地，缺粮时他带头挖野菜，弹药紧时拆门板做枪托。1932年，他整合散布各处的游击分队，组建红二十五军，任政治委员。兵不满两千，却硬是在罗山县以北撕开一道缺口，保住了根据地联通陕南的生命线。

长征大幕拉开，红二十五军最先出发。郑位三和程子华、吴焕先率队翻越秦岭，在榆林以南与中央红军前锋会师。整整两年，他留在安康、紫阳一带打游击。乡村小路布满碾谷场的稻草，月色照着他们湿透的军装。脱险后，他给毛泽东写过一张薄薄的油纸信：“陕南立脚未稳，仍可生根。”这句简短评价，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记了下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郑位三调任新四军工作。组织命令刚到，他却在长江南岸染上疟疾，昏倒在河滩。当地百姓用篾筐把他抬进草棚，才捡回一条命。身体大伤元气，他仍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五师政委兼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直接对接饶漱石。有人劝他请个养病假，他摆摆手：“部队刚到前线，政委不能缺席。”

1943年，前方局势趋于稳定，中央给郑位三签发正式任命状，确认其职务。可接下来，疾病反复，体力锐减。1949年10月1日，他依旧坚持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礼炮轰鸣时笑得像个孩子。典礼结束不久，他转回武汉疗养，从此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

1954年，高岗、饶漱石问题处理完毕，波及面不小。郑位三因为曾是饶漱石下属，被含糊带过一次名誉审查。北京来信询问情况，他只说一句：“我没事，让组织放心。”此后他自觉与军事系统保持距离，尽量不给中央添麻烦。

1955年评衔工作启动，军委初步名单里原本列着“郑位三—上将”。由于连年休养、没有具体编制，评审组迟迟无法对照任职档案。有同志提醒他：“把1943年的任命状交上去就行。”郑位三笑了笑：“李先念那会儿是五师政委，档案一亮出来，反而让老李难做。”就这样，他自动退出评衔。

毛泽东得知详情后，专门批示：郑位三无军衔，但资历特殊，可按副总理待遇发放行政三级工资。按照当时标准，月薪300元，折合可买稻米近千斤。令人意外的是，这笔钱他几乎没给自己用过。湖北烈士后代缺学费、缺口粮，他就托人送去；老区修桥搭路，他也偷偷划款。武汉警备区一位财务干事曾悄悄问他：“您总得留点吧？”他摆手道：“革命是他们的命换来的，我不过是先活下来了。”

身体稍好时，他窝在竹椅上看经济报刊，自学《苏联工业化》、《西方经济史》。朋友来访，他抽出厚厚笔记本：“等养好病，到基层帮工厂算算账，总比在这儿晒太阳强。”可惜病情不断恶化，计划一直没能启程。

为了掌握真实民情，他仍旧抱病下乡。1962年夏天，他乘小船顺汉江入郧县，沿岸村落挨家走访。见到基层干部，他反复提醒：“记住咱黄安的教训，群众什么时候掉队，队伍就散了。”同行医生急得跺脚：“高烧39度啊，快回去！”郑位三一笑置之：“路还长，歇歇再走。”

特殊年代里，他被错划为“有问题干部”。批斗会上，年轻人高举牌子喊口号，他压低声音劝其中一个学生：“别跟着起哄，好好读书，国家还是要靠你们建设。”话音很轻，却被记录在案。直到中央纠正错误，他才从北京医院病房搬回简易招待所。那时，肺部感染已无法逆转。

1975年4月27日凌晨，北京积水潭医院灯光昏黄。值班护士听见他隐约自言自语：“队伍慢一点，乡亲们还没跟上。”凌晨四点，心电图归于平线，终年七十三岁。追悼会上，许多红安老乡自发赶来，挤满灵堂门口。有人感慨，郑位三这一生，始终是那支赶夜路的队伍里最后一盏灯，灯灭人散，却把光留给了大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