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西湖集体迁墓，毛主席特别指出：除了岳飞墓，其他的一律迁走

1954年3月的一天清晨，西子湖畔还裹着薄雾，十几名工人在苏堤边支起了红漆木桩。有人压低声音嘀咕：“除了岳王墓，统统要搬，真有这回事？”另一位年长工人点点头，补上一句：“北京来的电报，白纸黑字。”话音未落，湖面传来汽笛声，拆迁用的平底船正在靠岸。人们这才真切感到，西湖周边上百处坟茔即将易主，景区要彻底回到游人手中。

消息并非来得突然。52年冬，毛主席赴黄河途中临时在汤阴县下车，绕进岳飞故里。他站在武庙前那块刻字密集的石碑前，一口气读完碑文，随行人员只来得及屏住呼吸。县里干部王庭文鼓足勇气说：“主席，岳家后人没有汉奸。”毛主席沉声回应三个“很好”。那天夜里，他在列车上批阅文件时写了一段旁批：民族英魂可留，陈旧枯骨须让。

几个月后，53年腊月，毛主席住进杭州刘庄起草宪法。雪后初晴，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陪同散步。湖水静得像打磨过的铜镜，一排排石碑却东倒西歪。毛主席突然停步，问：“到底埋了多少人？”王芳答不上来，只说“实在太多”。毛主席轻轻抬手指向远处：“西湖是活人的乐园，不是死人长眠之地。岳王墓有象征意义，可保留，余者一律迁走。”语调平缓，却没有商量的余地。

西湖为什么成了“万人坑”？原因不复杂。自唐宋至民国，达官、名士、富绅、洋行买办，无不觉得葬在湖边是风光。民国年间仅孤山、南屏一带就新立墓碑三百余通。战争时期又添烈士、难民义冢，竟至寸土难寻。毛主席的指示，直截了当地切断了刀笔官司：移坟归山，恢复山水本色。

令干部们佩服的，是主席对岳飞的特殊情感。少年时期，他在韶山私塾读到《精忠说岳》，“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一句直戳胸口。1932年10月长汀小山上，他被“左”倾路线排挤，独自朗诵《满江红》，悲愤与豪气在黄昏云霞里交织。1938年延安抗大授课，他拿李逵、岳飞作对比，告诉学员：“大刀照样能斩断铁骑，关键在志气。”

1950年1月莫斯科会谈间隙，斯大林好奇“视死如归”之义，毛主席举的也是岳飞的典故。“归，不是回家，是复本位。”他解释得清晰，连翻译都赞叹。那次谈话后，苏联元帅朱可夫请人译介《岳武穆遗书》，可见岳飞在中苏领袖对话中也“旁听”了一回。

54年迁坟具体工作由新成立的“西湖风景整理委员会”负责。统计结果显示，西湖周围共有碑冢八百一十七座，分十一批次外迁。为尊重烈士，近代革命者遗骸送往安贤园安葬；普通富绅墓则由家属择地迁移，自行处理。最棘手的是散落无主坟，最终集中葬于北山一处公墓。清障完成时，岳王庙前视野开阔，游人从柳浪闻莺遥望，目及之处再无碑林突兀。

同年清明节前夕，王芳奉命送去一只素色花圈，只挂一行小字：“民族忠烈千秋在。”落款空白。看守人不知来历，口耳相传，说是“最高长官”的心意。花香与湖风缠绕，木鱼声在晚钟里显得格外遥远。

此事之后，毛主席仍不时提到岳飞。58年成都会议，他讲到青年担当，再一次提醒参会者：“岳飞建军时二十出头，三十八便成千古人物。”59年春，他在一次谈话里以严厉口吻指出：“宋高宗才是真正的罪魁，秦桧只是走卒。”这种冷峻分析，让在场的剧作家舒涅改写了《精忠报国》剧本，把矛头对准了昏君。

1969年腊月，西湖雪夜。79岁的岳飞第二十七世孙、浙江省文史馆长岳昌烈不慎跌倒，客死街头。公安机关查明身份后，将消息上报。有人想起十八年前，毛主席批示“此人应予救济”的红色墨迹，唏嘘不已。那封信当年不仅让老先生渡过难关，还推动了西湖西泠桥畔“岳公祠”陈列室的修缮，如今却只剩飘雪掩埋的背影。

再往后，1975年7月，手术台上灯光刺眼，毛主席按计划摘除白内障。手术开始前，他叮嘱身边的张玉凤：“把《满江红》放起来。”旋律一响，动刀的唐由之微微一愣，却见老人神情安定，配合得分毫不乱。有人说，他那时闭着眼，也能默诵“壮志饥餐胡虏肉”每一个字。

西湖如今仍可见花木掩映的岳王庙，青铜雕像目光如炬。湖滨却再无孤坟杂冢，平整的草坡铺展到水边，与柳枝绿影相映。一纸批示改变了山水面貌，也让这片千年风月回归了游览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