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接见一位中医，俩人一握手中医便点明要害，总理：名不虚传

1963年12月16日深夜，北京西长安街的灯火还亮着，国务院总理办公室里一份又一份电报被放到桌案上。春节前后的缅甸、巴基斯坦访问早已排进日程，另一叠更厚的文件则来自即将启程的非洲十国之行。就在这样紧凑的节奏里，一个困扰总理多年的老毛病仍旧不时刺痛——延安时期摔马留下的右臂旧伤，一旦劳累或逢阴雨便隐隐作疼。

外交场合最讲究礼节，握手既是礼貌也是信任。总理清楚，自己一天至少要与数百位外国政要接触，如果手臂无法用力，难免被人看出端倪。于是，在出发前，保健医生再次仔细叮嘱休息，可行程已无法更改，带着疼痛，1963年12月14日清晨，周恩来与陈毅率团登上专机，开始横跨非洲的外交穿梭。

意外发生在第五站埃塞俄比亚。1月初的亚的斯亚贝巴连日阴雨，泥泞台阶滑得像抹了油。参观农垦试验场时，总理脚底一滑，条件反射用右臂支撑地面，骨头没有异响，却像针扎。随行医生立即包扎，可短短几小时，手肿得连袖口都套不进去。

第二天还要飞往索马里，总理坚持不耽误议程。握手、致辞、再握手，礼宾统计的数字比平日多出一倍。入夜，陈毅拨通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受伤一事。毛泽东只说一句：“西医不行，就请中医。”这句建议让人想起数月前贺龙提过的名字——郑怀贤。

郑怀贤1896年生于河北深县，师承孙禄堂。太极、形意、八卦三拳合修，外加祖传跌打正骨方。二十年代中期，孙禄堂将秘制“舒筋活骨膏”配方交给这位得意弟子。1928年，郑怀贤赴上海谋生，凭一身硬功在多所高校教授武术。其后，他与青帮杜月笙结义，担任黄埔军校武术教官，曾在1936年柏林奥运的武术表演会上亮相，希特勒忍不住站起身鼓掌，这一幕被《图片报》以整版刊出。

1958年，贺龙兼任国家体委主任，力邀郑怀贤入川，主持新建的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骨伤科一时门庭若市，李先念、贺龙本人都悄悄来找他调理过旧患。周恩来的名字，也在那本未署日期的病历册上留了空白。

毛泽东同意换疗法后，中央办公厅即刻联系四川。1月下旬，郑怀贤刚上完擒拿课，几名工作人员把他接进省委大院，只说“有贵客手臂扭伤”。他略一思索，带上膏药、针具，又嘱人火速配齐川产三七、冰片等药材。2月7日傍晚，专机降落成都凤凰山机场。邓颖超陪着总理走进金牛招待所，外人只见一辆普通吉普驶入侧门。

灯光下，周恩来伸出左手示意致意，右手仍缠着厚厚绷带。郑怀贤握完手，另一只手轻按肘窝，眉头微挑：“骨无损，筋膜挛急，三日可解。”一句话，说得邓颖超心里一松。周恩来含笑回道：“劳烦先生。”

第一次治疗不过二十分钟，先用松筋手法，再敷膏药固定。夜里疼痛明显减弱。次日早晨拆开绷带，肿胀退了一半。周恩来照镜子活动手腕，连说“神了”。午后，郑怀贤再来，改用针刺配合熏洗，处理淤血。第三回起，他让总理练习一种“拇指扣斗”式握手，既显亲和又能避力。事情听着简单，其实暗合传统分筋错骨理法。

五天六次治疗后，右臂已能旋转自如。2月12日除夕夜，本应赶回家吃团圆饭的郑怀贤留在招待所，陪总理夫妇共进家常菜。夜深时，他递上几页手写处方：“若再过劳，药浴一遍即可。”周恩来郑重收下。此时离下一阶段出访仅剩四十八小时。

2月14日清晨，机队再次起飞，目的地仰光。十六天内，周恩来同缅甸、锡兰、巴基斯坦领导人互致问候数千次，右手却稳若磐石。新德里《先锋报》用中文打字机刊出评论：“中国总理握手有力，举止自若。”没人知道，背后是川蜀一张膏药的功劳。

任务完成后，他又飞回成都接受为期一周的巩固治疗。两人谈及武学、兵法、医术，话匣子一开就停不下来。郑怀贤说：“拳理与医理，本是一体。”总理点头：“治国亦如行拳，刚柔并济。”

之后的岁月并不太平。1966年起，由于黄埔背景，郑怀贤屡遭审查。关键时刻，周恩来批示：“此人可用，不得侵犯。”一句话保住了一家医院，也保住几代人传承的手艺。1980年春，郑怀贤在成都病逝，享年八十四岁。他留下的《内家拳治伤录》《跌打要诀》仍被骨伤科医学生反复研读。

在金牛招待所那间老式砖房，木窗已被换成铝合金，可门后钉着的旧行军表还在，当年的针眼清晰可见。工作人员偶尔路过，会想起当年一瞬：灯光下，一位身穿中山装的总理伸出手，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轻轻一按，就把症结摸得分毫不差。故事被说成传闻，可细节摆在那里，不需再添一句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