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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长期的“短缺经济”时代,历史性地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接受《新京报》(记者:黄鑫宇)采访时表示,在“过剩经济”条件下,消费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浪费”,而是维持经济动态平衡的关键力量。消费的扩张主要受制于收入、财富与社会保障这三个核心函数,需要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深度的制度重构。现将专访内容转发如下: (全文约4000字,预计阅读时间11分钟)
01
在“过剩经济”条件下
消费是维持经济动态平衡的关键力量
新京报:在您看来,与“十四五”时期相比,“十五五”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将有哪些显著特点?
吴晓求:研判“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路径,不能仅局限于短期的政策解读,必须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维度与时代背景中进行深度的学理审视。当前中国面临两个关键时代背景:一是全球技术大变革的历史机遇,二是中国经济形态发生的历史性跨越。
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这是2010年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基石——算力、算法和大数据,中国均已具备坚实基础。特别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优势为算力提供了强大的能源保障,而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则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土壤。
更为本质的变化在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长期的“短缺经济”时代,历史性地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
这一转变是根本性的。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研究的核心命题是如何治理短缺,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建立了激励机制,解放了生产力。但面对今日全行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基于“短缺经济”时代的理论工具箱已不再适用。
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这直观反映了我们在供给侧的强大能力。但在“过剩经济”时代,治理的逻辑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变——在供给侧,发展的重点不再是规模的简单扩张,而是结构的升级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在需求侧,必须从理论高度重新审视“消费”的意义,构建适应“过剩经济”的动态供求平衡机制。
新京报: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继2022年、2024年后,消费相关主题再度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一年部署的首要任务。“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明确要“大力提振消费”。在您提出的“过剩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消费扩张的新理论逻辑?
吴晓求:在“过剩经济”条件下,消费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浪费”,而是维持经济动态平衡的关键力量。消费的扩张主要受制于收入、财富与社会保障这三个核心函数,我们需要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深度的制度重构。
首先,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企业,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是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因此,优化营商环境,尊重并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使其蓬勃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拉动消费的根本路径。我们不能指望公共部门吸纳所有就业,必须依靠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来创造就业岗位,夯实消费增长的收入基础。
其次,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存量财富的状况及其稳定性。居民部门的财富效应边际倾向往往高于当期收入。
当前中国居民部门的财富结构存在显著失衡,约60%至70%的财富集中在房地产等不动产上。当房地产价格下行,居民存量财富缩水,易导致消费心理收缩。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调整居民财富结构;另一方面必须树立敬畏历史、保护存量财富的社会观念与法治环境。
最后,社会保障函数对消费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既源于传统文化,也反映了对未来的“未雨绸缪”,即预防性储蓄。在“短缺经济”时代,高储蓄推动了经济起飞;但在“过剩经济”时代,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则抑制了有效需求。
要释放这部分“被锁定”的购买力,必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这就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型——在“过剩经济”时代,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回归到公共服务、社会公平与民生保障。
当前,部分地方政府仍热衷于设立各类产业投资基金,但在全行业过剩的背景下,政府资本往往难以精准识别投资方向,且因风险责任机制不对等,效率往往不如社会资本。
因此,财政资源应更多地倾斜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以及社会公平的维护。只有织密社会保障这张网,才能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从根本上释放消费潜力,实现经济的内循环。
02
一个规模庞大、流动性好、信用等级高的国债市场
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
新京报:“十五五”时期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吴晓求:“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创新与开放,适应经济形态从短缺向过剩的转变,并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坚实基础。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金融需求发生了深刻分化。
从企业端看,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对融资工具的需求截然不同。这要求金融业态必须创新,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完整的投贷联动链条,以适应科创企业从初创到成熟的融资需求。
从居民端看,我国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日益旺盛。金融体系必须提供丰富多样的财富管理工具,将高净值人群的资金留在中国,转化为驱动经济发展的资本动力。
金融开放则是“十五五”时期金融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开放不仅是为了吸纳外部需求,更是为了引入国际高标准,倒逼国内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同时,开放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人民币才能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新京报:近年来,我们看到了美债对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美元走势的影响程度深化。在“十五五”时期金融改革中,我国的国债市场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吴晓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确立国债市场的战略地位。
长期以来,我们仅将国债视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而忽视了其作为现代金融体系基石的核心作用。一个规模庞大、流动性好、信用等级高的国债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
当前我国国债规模相对较小,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且存在信用风险隐患。通过金融工具手段,将部分存量地方债务置换为国债,虽然名义利率降低,但由于国债是无风险的优质资产,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将得到极大改善,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显著提升。
在我看来,“十五五”时期构建强大的国债市场,不仅是财政政策的需要,更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底座、掌握全球金融定价权的战略举措。
03
两万亿左右的日成交量应被视为二级市场成熟的常态
而非需要警惕的“天量”
新京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十五五”规划建议也已明确要“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您认为应如何实现这一转型的生态重构?
吴晓求:“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承担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作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对资本市场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纠偏,即从过去单纯将其视为银行体系补充的“融资市场”,转变为具有财富管理功能、提供风险收益的“投资市场”。这一认知转变是革命性的,意味着资本市场不再是企业“圈钱”的场所,更是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平台。
我认为,“十五五”时期,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重构生态链,实现从资产端、资金端到制度端的全面进化。
在资产端,核心任务是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没有优质的资产,市场就失去了长期投资的价值。我们需要鼓励高科技企业、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上市,让市场成为代表中国经济未来优质资产的成长之地。同时,必须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
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必须有进有出,让那些丧失持续经营能力、财务造假的企业坚决退市,才能净化市场环境,让资本市场真正成为筛选优秀企业的平台,而非落后产能的避难所。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让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制度性溢价,从而激励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
在资金端,也就是需求端,必须着力培育“耐心资本”并保持流动性充裕。过去我们片面强调融资功能,忽视了投资端的建设,导致市场供需失衡。未来要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长线资金入市的比例限制,让这些追求长期价值的“耐心资本”成为市场的压舱石。
同时,一个活跃的市场必须有充足的流动性支持。央行创设的互换便利等工具,表明了国家维护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决心。二级市场应当保持适度的交易活跃度,两万亿元左右的日成交量应被视为市场成熟的常态,而非需要警惕的“天量”。只有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才能有效发挥,投资者的交易需求才能得到满足,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也才能真正落地。
在制度端,以严刑峻法保障市场透明度是重构生态链的关键。过去,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违法成本极低,导致欺诈发行、虚假披露、内幕交易等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投资者信心。这种状况必须在“十五五”时期得到彻底改变。
我们要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对于造假者、欺诈上市者以及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必须实行“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式的严厉处罚。只有建立起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的法治环境,确立市场的契约精神和透明度,中国资本市场才能真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是中国高校第一所全球领导力学院。学院以“面向全球”“面向一流”“面向未来”为发展定位,以中外学生为培养对象,旨在培养更多符合时代需求、世界需求、中国需求的全球未来领导人和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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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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