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陈存仁三招抵御废止中医风暴

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刚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刚站稳脚跟，一股针对中医的冷风就悄悄刮了起来。

汪精卫四处演说，动辄鼓吹"日本明治维新先废汉医"，把中医叫做"旧医"，扬言要"逐渐淘汰"；彼时相关废止中医的议案已在起草筹备，消息传开，中医界人心惶惶。

1929年2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褚民谊参与主持中央卫生会议，召集了全国一百二十个西医和卫生官员，硬生生通过了余岩（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

消息传到上海，中医界一片哗然。

可大多人也只是发发牢骚、痛骂几句政府，转头该坐诊还是坐诊。刚在上海立足、诊所才见起色的陈存仁，早在1928年就拿到了议案草案，手心里沁出了汗——这哪是"冷风"，分明是砸向所有中医饭碗的一记闷棍。他自己创办的《康健报》，因专门普及中医知识，已被纳入"重点检查"范围，随时可能被停刊。

他立刻找到同学张赞臣，又一同寻了恩师谢利恒，在南京路五芳斋的二楼，三人围坐一桌，悄悄开启了上海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的第一步。

这一幕，被陈存仁详细记录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里，成了民国中医史上"绝地反击"的序幕。

余岩那份《废止旧医案》，陈存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越看心越沉——里头把中医叫"旧医"，西医叫"新医"，一口咬定"旧医理论全是凭空瞎编，阻碍科学化"，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医彻底踢出医疗体系。

具体办法更是针针见血。

一方面限制现有中医：民国十九年底前完成登记发执照，之后不再新增；现有中医要参加五年补充教育，民国二十二年后没证书的不准营业；五十岁以上、营业二十年以上的能领特种执照，却不准诊治传染病、发死亡诊断书，十五年后自动失效。

另一方面干脆禁止中医传播：不准报纸介绍旧医、不准宣传非科学旧学、不准开设旧医学校。

最让陈存仁愤怒的是，议案里"检查新闻杂志"的条款，明摆着是冲他的《康健报》来的。这份报纸靠着实用的中医验方，在上海百姓中极受欢迎，发行量节节攀升，早就成了西医界的"眼中钉"。

可当时的上海中医界，实在是"老辈麻木、年轻焦虑"。

陈存仁的同学张赞臣，父亲是常州老名医张伯熙，可张伯熙年事已高，看不清议案里的弯弯绕绕，还劝儿子："已开业的仍能开业，算了算了。"

其他老中医也大多安分守己，习惯了"两耳不闻窗外事"，觉得"政府不会真的废止中医"，只想多赚点银元，安稳度日。

陈存仁却清楚，这事躲不过去。那时上海西医不过六七百人，其他通都大邑也就几十人，县乡镇几乎见不到西医的影子，全国百姓的健康全靠中医撑着，看着没问题；

可西医界靠着"科学"的招牌，借着政府革新的东风，招生越来越多，如果政策施行，没有新人进入这个行业，很快中医就将彻底挤出医疗体系。他跟张赞臣说："老辈们靠不住，反抗的事，得我们年轻中医来扛。"

1928年的一个下午，诊务收了摊，陈存仁约了张赞臣，在南京路五芳斋的二楼碰头。

五芳斋的汤团、糕饼在上海是出了名的，两人随便点了两样，花了十几枚铜元，话匣子一打开，全是关于怎么应对废止案的事。

陈存仁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老辈中医声望高、社会关系广，得借重他们的号召力；至于联络各地中医、组织会议、宣传造势这些实际活儿，我们年轻人来做。"

张赞臣连连点头，两人想到一块去了——得先找他们的老师谢利恒商议。

谢利恒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校长，留着一把漂亮的长髯，素有"美髯公"之称，学识渊博，在中医界威望极高，而且思想开明，向来支持年轻中医发声。

两人当即摇了手摇电话，邀请谢利恒来五芳斋吃饭。谢利恒一口答应，很快搭电车赶来，一上楼就笑着打趣："你们两个小子，请我吃点啥好东西？"

陈存仁也笑了："知道老师喜欢吃鳝糊过桥面，特意请您来这儿。"三人边吃边聊，很快就切入正题。

陈存仁和张赞臣对视一眼，心里都清楚，老师这话是定了调，但也把最得罪人、最跑腿的活儿，压在了他们这些年轻人肩上。事成了，是前辈领导有方；事若不成，他们可能就是出头椽子。

谢利恒慢慢梳理出思路：第一步得联合全国中医，召集各地代表来上海开大会，聚沙成塔才有力气；第二步要争取舆论支持，借着报纸、传单跟百姓说清楚中医的价值；第三步就得去南京请愿，直接跟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撤销议案。

这场五芳斋的小聚，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把中医界反抗的核心策略定了下来。谢利恒当场承诺，会出面联络上海的知名老中医，像丁甘仁之子丁仲英、夏应堂这些前辈；

陈存仁负责对接《申报》《新闻报》这些媒体，争取舆论支持；张赞臣则靠着同学网络，把消息往南京、北平、广州这些大城市传。

临走时，谢利恒特意叮嘱："做事要稳妥，既要敢发声，又不能鲁莽。我们是要'保中医'，不是'闹革命'。"

那时陈存仁的诊所每月能赚几百银元，张赞臣也有稳定的诊务收入，两人都明白，反抗可能会影响生意、得罪政府，可为了自己的生计，也为了不让这行当断在自己手里，只能咬牙坚持，哪怕要付出未知的代价。

五芳斋这顿简单的点心，成了反抗行动的起点。

短短一个月，各地中医纷纷响应。北平中医界率先通电支持，广州中医协会组织了游行示威，苏州、杭州的中医联合向当地政府请愿，就连偏远的县城，中医们也自发组织起来，收集百姓签名，一封封请愿信寄往上海。

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史称"三一七国医节"，正是这场大会定下的专属名称。

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中医代表云集于此，场面声势浩大。大会选出了五人请愿团，陈存仁虽没入选，却全程参与了请愿材料的准备。

请愿团一到南京，就受到了各方关注，卫生部长褚民谊不得不折柬相邀，认真听取中医界的意见；国民政府也意识到，废止中医会引发民怨，最终被迫暂缓实施《废止旧医案》。

这场反抗，让陈存仁在中医界声名鹊起，也让他更深刻地读懂了银元时代的生存法则："不仅要会治病赚钱，还要有骨气、有担当，才能守住自己的行业，守住自己的根。"

多年后，陈存仁回想"三一七"前后那几个月，觉得像一场赌上职业生涯的豪赌。他们赢了，但赢得很险。

所谓的"传承"，在那一刻，不是什么宏大命题，就是他们这些靠中医吃饭的人，不想让这行当在自己手里断了。他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里写："那时我们没有钱、没有权，只有一颗守护中医的心。"

我相信这个因素的存在，不过更清楚，他们之所以奋起反抗，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不想坐以待毙的求生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