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晚年期盼大陆心切，迫不及待写信给表妹：我想大陆都想疯了

1989年4月的一个雨夜，台北松山机场的候机楼里聚着几个黄埔老同学，他们谈起苏州的碧波拂柳，谈起溪口的溪声潺潺。蒋纬国坐在角落，静静地听着。有人提到“回去看看吧”，他忽地抬头，只说了一句：“早想回去了。”声音低，却透着一种难以遏制的渴望。

外界总以为蒋介石父子对两岸问题态度一致，其实不然。蒋介石对“反攻”高调却对真正坐下来谈统一始终排斥；蒋经国表面谨慎，对大陆的改革也不完全拒斥；而蒋纬国则干脆，在公开场合直接喊出“中国只有一个”。这种鲜明立场，让他在台北政坛显得格外突兀。

1949年初冬，随父辗转来台的那一程对蒋纬国而言并非“迁居”，更像一次仓促的流亡。短短几天，他丢下了南京国防部的办公室，也丢下了苏州学友间约好春天再聚的酒局。多年后回想，他对友人摇头自嘲：“那酒一直没喝上。”

进入七十年代，岛内局势逐渐保守，“台独”声音时有冒头。蒋纬国却在军中课堂里摆上一张巨大中国地图，用红笔划出铁路和运河，强调两岸血脉相连。有学员私下打趣：“副总长这是在给大家补地理。”话虽玩笑，课堂却没人敢溜号，因为对这位将军而言，那张地图不仅是教材，也是乡愁。

1991年春，苏州大学发来建校九十周年邀请函。他无法成行，只能同校友联名致敬，又单独附上几句：“东吴旧址，时时入梦。”字里行间透出的，已不只是校友情长，更是一种回家无门的焦躁。

同年秋，表妹竺培英从上海捎来问候，北京的邮戳和黄浦江的照片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他连夜写信回去，末尾写下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告白——“我想大陆都想疯了”。收信人不只读到了思乡，更读到一个老兵对统一的执着。

有意思的是，蒋纬国对大陆情感越浓，岛内激进势力的攻击就越狠。有人质疑他“出卖立场”，他淡淡回击：“认祖归宗，何来出卖？”这句反问背后，既有黄埔将领的硬气，也有江南学子特有的温润。

1993年洛杉矶那场关于中国统一的学术研讨会，他一身便装走进会场，媒体闪光灯一齐爆闪。致辞中他引用《礼记》“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先求对话，再谈制度”。现场掌声久久不散，一位西裔学者会后感叹：“很难想象他说的是自己曾经的对手。”

蒋纬国对大陆的关注，不止于政治层面。改革开放后，他几乎每隔几个月就托人在北京订最新经济统计年鉴。朋友调笑他“做情报”，他正色道：“数据是观察脉搏的听诊器。”这种务实心态，让很多台湾工商界人士暗中受益。

遗憾的是，频繁奔走和重度劳累拖垮了健康。1995年起，他已需靠药物维持心脏功能，却仍要求夫人邱如雪带着儿子组团赴苏州、奉化。他反复叮嘱：“溪口老屋若在，替我拍拍照。”那是他最后一点慰藉。

1997年9月21日凌晨，台北荣总急诊灯火通明。医生宣布急性多重器官衰竭时，他显示出少见的平静。据在场者回忆，他只对长子低声说了七个字：“回去再看一眼。”一句话，像命令，又像请求。

临终前，他叮嘱家人：将来若时机成熟，务必把父亲、兄长及母亲姚冶诚的灵柩迁回大陆，再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溪口的溪边竹林里。“叶落归根”，这句话出自无数普通人之口，如今却成为蒋家后裔最真实的遗愿。

他的逝世并未让那封“想疯了”的信失去温度。今天竺培英仍将信件原件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字迹已略显褪色，却依旧能读出那个晚年老人对大陆滚烫的牵念。对很多中年读者来说，这份牵念并不陌生——几十年风云散尽，家国依旧是最深沉的底色。

蒋纬国的一生，从黄埔课堂到台北官邸，再到洛杉矶讲坛，角色转变无数，惟一不变的是“一个中国”的信念。对两岸关系日渐复杂的当下，他留下的这句话仍在提醒世人：政治可以争论，血缘无法切割；道路或可迂回，终点必定相同。

故纸堆里的一封家书，终究成为历史里一记清晰而有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