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叶帅听了铁瑛汇报省里的工作后：铁瑛同志是位好“班长”

1975年初春，钱塘江畔潮声震天，毛主席专列刚停进杭州站。省委的车队只有三辆吉普，铁瑛站在月台尽头，神情沉稳。专列车门一开，他上前接过毛主席递来的拐杖，随口被问一句：“你是哪儿人？”他答得简短：“河南南乐。”十几秒的对话，却让毛主席记住了这个地方干部出身的少将。

当晚，省委紧急会在汪庄开到深夜。浙江混乱源于派性，工业停摆，农业缺肥料，基层干部更怵于表态。毛主席听完汇报，吐出一句极轻的“要下决心”，随即把汪庄警卫任务交给铁瑛。自此，白天开会、夜里值守成了他的常态，守卫首长安全的同时，也盯紧省里的“烂摊子”。

两年前的春天，他还在舟山最前线当要塞区政委。1972年3月，东海风急浪高，他临时奉调进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浙江问题成了焦点，铁瑛揭露林彪余党的“抢班夺权”近一小时，周总理抬头望他：“铁瑛同志，你真痛快！”第二天的分组讨论，他被指定为浙江小组召集人，从此跟地方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那时的浙江，工农业总产值跌到六十年代末的水平；宁波港堆满积压设备，绍兴轻纺厂的织机因缺配件停转。中央要的是能把“生产闹钟”重新拨响的人，军人出身、熟悉基层的铁瑛恰好对路。然而他心里没底，跑去问周总理：“我一直在部队打仗，地方3300万人的吃喝拉撒能管好吗？”答复只有八个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进驻杭州后，他把自己定位成“排头侦察兵”。陈云提醒他“反复比较”，他干脆把时间分成九比一：九分调查、一分决策。有人打趣：这位省委书记像推销员，车上总放两件行李、一张路线图。到1976年底，浙江的九十个县，他跑满三遍，从苗圃里的黄泥路到嵊泗岛的简易码头，没有一次坐摆渡专机。

调查多了，问题看得准。第一个动作是整班子——不是大换血，而是先让常委们把意见摊开说；矛盾越尖锐越要当面掰。会上，他常说一句老话：“一支笔写不完一本账。”氛围活了，决策执行成本迅速下降，新昌百货站仅用三周完成了年前一直拖着的仓储搬迁。

1977年11月，叶帅南下，省委会议室挤满了厅局长。铁瑛只汇报三件事：农业责任田试点、乡镇企业苗头、甬杭铁路修复进度。叶帅听完，低头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随后合上本子：“你们班子很团结，这很重要。”停顿片刻，他转身补一句，“铁瑛同志是位好‘班长’。”室内掌声不长，却格外实在。

那年，浙江工农业总产值已比1970年翻近一番。更显眼的是乡镇企业，慈溪的簧片小厂、义乌的钮扣作坊开始自负盈亏。铁瑛的做法不复杂：先放手试，再定规矩。有人担心风险，他只说：“撑伞得冒雨，总不能让孩子一辈子不出门。”

1983年春节，邓公到刘庄过年，专程与他谈“翻两番”。邓公问：“江苏人均800美元，浙江能追上吗？”铁瑛搬出一摞数据：“到2000年，不止翻两番，照趋势能到两番半。”邓公追问措施，他递上五点计划：技术改造、乡企升级、外贸口岸扩能、山海协作、人才回流。整整两个小时，没照稿念，邓公只是偶尔插一句“继续说”，听得很仔细。

大年初三，邓公想去西溪走走。警卫处找不到摄影师，临时借来一台黑白相机。竹林间，邓公突然把他拉到身边：“来，照个相。”快门响起，底片留下两人相视而笑的画面。返程车上，邓公提议让他兼管南京军区。他摇头：“地方工作已有内行接班，军区也应有熟悉战备的人；贪多不灵。”一句“贪多不灵”，精确呈现了他的分寸感。

同年春末，他主动申请退居二线，把“班长”位置让给更懂经济的新任书记。送别会上，他只讲几十字：“浙江恢复的基础不牢，后头还有硬仗，各位不可懈怠。”没有豪言，没有惜别酒局，第二天清晨，他坐普通列车离开杭州。

铁瑛离职多年后，浙江沿海集装箱码头灯火通明，乡镇企业升级为股份公司。业内人士回头梳理政策脉络，发现许多关键文件都能追到他那段“九成调研、一成拍板”的时期。不得不说，他的做法看似笨，却为复杂局面赢得了弹性——先把人心拢住，再谈发展，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