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想让月薪100的溥仪当助理，岂料溥仪用5个字，让对方红了脸

大清朝最后一个皇帝，亲口说自己不认识满文。

这话要是搁在几十年前，够满门抄斩的。

可这话偏偏就是在1962年的北京，从爱新觉罗·溥仪的嘴里说出来的。

听这话的人，是中国科学院的头把交椅，郭沫若。

这俩人，一个是把笔杆子当枪使，要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的革命文豪；另一个，就是那个被砸烂的旧世界里，坐在龙椅上的末代皇帝。

历史这东西就这么有意思，它能让两条道上跑的车，硬生生在一个路口撞上。

这事儿得从头捋。

1962年，溥仪拿到特赦令刚满三年。

他不再是战犯，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户口本上明明白白印着。

他先是在北京植物园给花浇水，一个月拿六十块钱工资。

头一回拿到自己用汗水换来的钱，他激动得手直哆嗦，跑去买了床新棉被，还买了点儿时宫里吃腻了、可几十年没尝过的糖块。

那滋味，比他当年登基时听到的万岁声都甜。

后来，因为他身份特殊，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写写自己的前半生，整理点晚清的旧材料。

他挺满意这份工作，安稳，没人拿他当皇帝看，也没人拿他当怪物看。

他娶了媳妇，叫李淑贤，一个护士。

他总算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家，一个不用磕头请安，能踏踏实实睡觉的地方。

郭沫若呢，那会儿正是如日中天。

他是大文豪，大历史学家，大考古学家，还是科学院的院长。

他的人生跟溥仪恰恰相反，是一路往上走的。

溥仪还在紫禁城里学怎么当皇帝的时候，郭沫若已经在日本闹革命，写出了能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女神》。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在天津当寓公的时候，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入了党，成了真正的革命者。

等到新中国成立，郭沫若成了文化界的泰斗，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梳理中国历史，那动静，不亚于一场思想上的大革命。

就这么两个人，在1962年的一场文化圈的高级晚宴上碰上了。

那天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文化人，溥仪因为政协文史专员的身份，也被请去了，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席间，酒过三巡，郭沫若兴致来了，从兜里掏出一个亮闪闪的鼻烟壶，对着满座高朋说：“各位瞧瞧，这可是我新得的宝贝，乾隆爷用过的御物！”

在座的都是行家，但更是人精。

郭院长的东西，谁敢当面说不好？

一时间，叫好声、赞叹声连成一片。

郭沫若满面红光，享受着这种学术权威带来的满足感。

可就在这时候，角落里的溥仪，轻轻摇了摇头。

这动作很小，但还是被眼尖的人看见了。

有人就起哄：“溥先生，您是宫里出来的，您给大伙儿掌掌眼？”

溥仪被点名，有点紧张，站了起来，推了推眼镜。

他接过那个鼻烟壶，就那么摩挲了一下，翻过来看看底款，然后用一种不大但异常清晰的调子说：“郭院长，这东西确实精美，是件好东西。

但它不是宫里的，更不是乾隆爷的。

宫里造办处出来的东西，款识和画法都有定规，这件是民间高手仿的，仿得不错。”

这话一出，满屋子顿时鸦雀无声。

好几位文物专家赶紧凑过去，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最后都默默点了点头。

溥仪说的是对的。

郭沫若脸上有点挂不住，但也就是一瞬间。

他毕竟是大学问家，尴尬过后，眼里冒出的是一股兴奋的光。

他不是看一个砸场子的前朝皇帝，而是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看着溥仪。

他意识到，眼前这个拘谨瘦弱的中年人，不是什么需要被同情的改造对象，而是一部活着的清史，一个能走会动的清宫档案库。

宴会一散，郭沫若就急匆匆地找到了溥仪，态度那叫一个诚恳。

“溥先生，有个事想请您帮忙。”

他拉着溥仪的手说，“我正在主持编写一套《中国史稿》，写到清朝这块儿，很多满文档案资料没人看得明白，进展特别慢。

我想请您来我这儿当我的助手，专门负责这部分。

我给您开一个月一百块钱的工资，您看怎么样？”

一个月一百块！

在1962年，这是个什么概念？

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就五十多块，溥仪在政协的工资也不到这个数。

这等于是给了他一个名利双收的绝好机会，跟着郭沫若修史，这在文化圈里是天大的面子。

所有人都以为溥仪会感激涕零地答应下来。

可溥仪听完，沉默了。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用一种几乎是请求的、但又无比坚定的语气，轻轻地说了五个字：

“我不懂满语。”

郭沫若当场就愣住了。

满屋子的人也都愣住了。

一个大清皇帝，爱新觉罗家的子孙，说自己不懂满语？

这简直比刚才鉴定鼻烟壶还让人震惊。

这话说出来，谁信？

可谁又好意思去戳穿呢？

溥仪真的不懂满语吗？

不完全是。

他在宫里的时候，专门有师傅教他满文和满语，这是祖宗家法。

虽然大清朝到了他那会儿，满语基本已经没人说了，但他看懂一些基本的奏折、档案还是没问题的。

更何况，就算他满文忘光了，他对清宫里的那些事儿，那些瓶瓶罐罐、典章制度的熟悉程度，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比不了的。

那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这五个字，其实是溥仪给自己砌的一道墙，一道保护自己的墙。

首先，他怕。

1962年，政治风气虽然比前几年缓和，但依然敏感。

让他一个末代皇帝去修本朝的历史，怎么写？

写清朝好，那是为封建王朝招魂；写清朝不好，那是骂自己的祖宗。

横竖都是错，里外不是人。

他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他不想再被卷进任何可能带来麻烦的漩涡里。

低调做人，是他用半辈子屈辱换来的生存智慧。

其次，他疼。

让他去整理研究那些档案，等于让他亲手把自己家血淋淋的伤口再扒开一遍，看看是怎么烂掉的。

每一份文件，都可能记载着他某个祖先的无奈，每一次失败的改革，都像是抽在自己脸上的耳光。

他已经花了十年时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告别过去”，他不想再回头了。

那个金銮殿，对他来说不是荣耀，是噩梦的开始。

他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溥仪，而不是一个供人研究的“活化石”。

最后，这是他仅剩的尊严。

他可以当花匠，可以当文史专员，那都是新社会给他的新生。

但郭沫若请他当“助手”，去帮别人研究自己家的历史，这在他听来，就变了味儿。

这感觉就像是，别人拆了你家老宅，还要请你去做技术指导，告诉他们哪根柱子结实，哪块砖有年头。

他用这五个字，非常委婉地告诉郭沫若：我的人生已经翻篇了，我的那段历史，我自己心里有数，但它不应该成为别人著作里的一段注脚或者一个工具。

郭沫若是个聪明人，他听懂了这五个字背后的所有意思。

他没再坚持，只是深深地看了溥仪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这场没动刀枪的交锋，就这么结束了。

之后，郭沫то的《中国史稿》还是出版了，清史那部分，自然有别的专家学者去完成。

溥仪则继续在政协的办公室里，拿着固定的工资，整理那些不会说话的旧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