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中央急召罗东进回京，罗荣桓看到儿子问：你为什么回来？

说起来，一个当爹的，尤其是在自己快不行的时候，最想念的，八成就是自己的儿子。

人之常情嘛。

可见一面，交代几句后事，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可这事搁在罗荣桓元帅身上，就全拧过来了。

他生命最后关头，最不想见的，恰恰就是他那个从千里之外火急火燎赶回来的儿子。

这事儿，得从1963年那个冷得掉渣的冬天说起。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一间特殊的病房，门口站着哨兵，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里头躺着的，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帅罗荣桓。

这时候的他，早没了当年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肾衰竭和心脏病把他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跟死神掰着手腕。

就在这当口，病房外头，中央办公厅的人领着一个穿着军校制服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这年轻人叫罗东进，罗帅的儿子，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

学校那边，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把他从课堂上叫了出来，直接塞进了回北京的专车。

一路上，罗东进的心就跟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似的，翻江倒海，七上八下。

他爹病重，他比谁都急，可他又比谁都怕。

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么一声不吭地跑回来，是破了他爹给他立下的天字第一号规矩。

他推开病房门，那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直冲鼻子。

看到病床上那个瘦得脱了相的父亲，他眼圈一热，但脚下却像钉了钉子一样，不敢再往前凑。

也许是父子连心，原本昏迷着的罗荣桓，竟然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那双曾经看穿无数战局的眼睛，此刻有些浑浊，费力地聚焦在儿子身上。

屋里所有人都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场感人至深的父子重逢。

可谁也没想到，罗荣桓用尽全身力气，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儿子，你来了”，也不是“我想你了”，而是一句带着元帅最后威严的质问：

“你为什么回来？”

这一问，像一盆冰水，兜头盖脸地浇在了罗东进的头上。

也正是这一问，把他一下子拽回了二十年前，那个还在山东沂蒙山区的黄毛小子时代。

那会儿是1944年，罗东进刚满5岁。

他1939年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山东，刚落地没多久，爹妈为了革命工作，就把他这个“包袱”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

可以说，罗东进是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长大的。

直到5岁，才被罗荣桓和林月琴夫妇接回身边。

在老乡家，他是心肝宝贝，没人管束，养出了一身野孩子的淘气劲儿。

回到部队这个大集体里，他就像孙猴子进了蟠桃园，看啥都新鲜，看啥都想捅咕一下。

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缴获了一大堆日本鬼子的玩意儿。

在那些歪把子机枪、三八大盖中间，有个东西把罗东进的魂儿都勾走了——一个黑乎乎、长着俩大圆眼睛和一个猪鼻子的防毒面具。

在孩子眼里，这哪是打仗用的东西，这分明就是个吓人的怪物头套。

坏主意一下就冒上来了。

他偷偷把那玩意儿套在头上，跑到村子里，追着那些跟他一块儿玩泥巴的小伙伴们跑。

村里的孩子们哪见过这阵仗，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妖怪，一个个吓得哇哇大哭，四散奔逃，那哭声隔着几里地都能听见。

罗东进呢，在小伙伴们的尖叫声里，觉得自己威风得不行，就像个大将军。

他这“大将军”的威风没耍多久，事儿就传到了正在指挥部里研究作战地图的罗荣桓耳朵里。

罗帅一听，脸当场就黑了。

他不是气儿子淘气，哪个孩子不淘气？

他气的是，儿子拿缴获鬼子的东西，去吓唬养育他的老百姓的孩子。

这触碰到了他心里最不能碰的一根弦。

他二话不说，大步流星地走出指挥部，一把就从孩子们中间把那个戴着“怪物头套”的罗东进给揪了出来，像拎小鸡仔一样提溜回家。

一进屋，就把他扔在地上。

罗东进看着父亲那双冒着火的眼睛，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害怕。

“你告诉我，你是在谁家长大的？”

罗荣桓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砸在罗东进心上。

在老乡家。”

罗东进小声嘟囔着。

“老乡对你好不好？”

“好…

跟亲儿子一样。”

“那他们就是你的恩人！

你为什么要吓唬恩人的孩子？”

罗荣桓的声音猛地提了起来，“我们八路军，现在叫解放军，我们的根在哪里？

就在这些老百姓身上！

人家把儿子送来当兵，把家里最后一口粮食拿出来给我们吃，我们才打了胜仗。

你倒好，拿着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东西，回过头来欺负人家的孩子！

你对得起谁？

你这跟那些抢东西的日本鬼子、国民党兵有什么区别？”

罗荣桓越说越气，指着罗东进的鼻子骂。

罗东进“哇”的一声就哭了，这次的哭，不是耍赖，不是委屈，是真真正正的后悔和害怕。

他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爹的威严，不光是在战场上，更在于他对那些普通老百姓的态度里。

那副防毒面具，从此成了罗东进心里的一道坎。

也是从那天起，“不搞特殊，不能脱离群众”这几个字，像烙印一样刻在了他的骨头里。

建国后，罗荣桓当了元帅，位高权重，但对子女的要求反而更严了。

罗东进上学，跟所有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住大宿舍，吃大食堂，周末自己坐公交车回家。

参军入伍，直接下放到最基层的连队，从一个列兵干起。

他爹跟他有过一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父子俩都在各自的“战位”上，父亲在中央的岗位上为国操劳，儿子在学校、在部队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没有天大的事，不准随便回家，更不准打着他罗荣桓的旗号办任何私事。

所以，当1963年那辆挂着特殊牌照的轿车停在哈军工的校园里，指名道姓要接他罗东进回北京时，他整个人都懵了。

一边是父亲病危的消息，像火一样烧着他的心；另一边，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严厉教导——“安心学习，不准随便回家”。

坐着中央派来的专车，为了私事中断学业，这不就是他从小到大最鄙视、最唾弃的“搞特殊”吗？

他要是这么回去了，清醒过来的父亲会怎么看他这个“逃兵”？

在车上，他的脑子里天人交战。

最终，一个儿子对父亲最朴素的担忧压倒了一切。

他决定，人生就“违纪”这一次。

他得回去，就算挨骂，就算受处分，他也要看父亲最后一眼。

这不光是一个儿子奔向父亲，更像是一个士兵，奔赴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次告别。

这才有了病房里那句冰冷的质问。

面对父亲的责问，罗东进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他哽咽着，把组织上的安排、自己一路上的担心和纠结，一股脑儿地全说了出来，最后还像个犯了错的小兵一样，低着头给父亲道歉，说自己“搞特殊”了，请求父亲原谅。

听着儿子带着哭腔的解释，罗荣桓元帅那双锐利的眼睛，慢慢地，慢慢地柔和了下来。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极其艰难地，微微点了点头。

他懂了，这是组织的安排，不是儿子自作主张。

可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一名元帅的本能，还是让他放不下那根弦。

他用微弱但异常清晰的声音，对儿子下达了生命中最后一道“军令”：“以后，要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些…

这样的事，下不为例。”

这句听起来不近人情的话，却是罗荣桓留给儿子最实在的家底。

他用一辈子告诉儿子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什么是规矩。

在最后关头，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儿子会不会因为这次“破例”，在往后的人生里，也轻易地为自己找借口。

他这是在用最后一口气，替儿子的未来，再校准一次航向。

几天后，罗荣桓元帅与世长辞。

罗东进站在父亲的遗像前，心里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委屈。

他彻底明白了父亲那句“军令”的分量。

那不是责备，那是他爹用自己的一生给他上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高的期望。

从那以后，罗东进将父亲的这句遗言当成了自己人生的座右铭。

他后来也穿上了将军服，做到了很高的位置，但他这一辈子，再也没有为自己的私事，破过一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