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博古遗孀张越霞含泪登门求助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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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博古传》、《杨尚昆回忆录》、《张越霞传略》、《中共党史资料》、档案记录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0年春天的北京,槐花飘香,新中国的朝气蓬勃渗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位身着朴素的中年女子正站在四合院门前,手中紧握着一封信,眼中含着复杂的泪光。

她是张越霞,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如今却是博古的遗孀,一个需要为生计奔波的革命烈士家属。

门内居住的是杨尚昆,现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她昔日丈夫的老战友。

彼时的张越霞万万料想不到,这次登门求助将成为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将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组织关怀革命烈士遗属的一个生动例证。

这背后隐含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是一个时代变迁中革命队伍内部守望相助的真实写照。



【一】革命征途:从江南才女到广东省委常委

张越霞,1911年生于浙江浦江县城一个书香门第。

这个江南小城虽然偏僻,但五四新思潮的春风依然吹拂到了这里。

她自幼聪慧过人,在浦江县启文女子小学接受启蒙教育,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见识和胆略。

1926年,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年仅15岁的张越霞已经显露出对时局的敏锐判断。

北伐军的胜利消息传到浦江,激发了她内心深处的革命热情。

1927年2月,她担任浦江县妇女协会负责人,组织当地妇女参与革命活动,这在当时的小县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张越霞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是退缩回到安全的家庭环境,还是继续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

她选择了后者,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6岁。

入党不久,张越霞就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通缉。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她被迫离开故乡,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途。

这个江南女子就此告别了安逸的生活,投身到更加广阔也更加凶险的革命洪流中。

1927年8月,张越霞抵达上海,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她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担任文印工作,同时承担内部交通的重要任务。

在上海的工作让张越霞接触到了党的核心机关,也让她亲身感受到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酷性。

她先后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地学习着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逐渐从一个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青年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

1928年7月,工作需要安排张越霞与同乡张纪恩结为夫妻。

这是一段带有革命色彩的婚姻,两人在1930年有了一个女儿。

然而,革命者的家庭生活注定充满变数。

1931年,由于向忠发叛变,党的机关遭到破坏,张纪恩因被搜出与共产党有关的文件而被判刑五年。

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的女儿在这次变故中死在了巡捕房的孤儿院里。

这个打击对张越霞来说是巨大的,失去孩子的痛苦伴随了她很长时间。

而张纪恩在狱中的"不坚定"表现,让张越霞对这段婚姻彻底失望,她果断地与其断绝了夫妻关系。

张越霞本人虽然因证据不足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但这次经历让她深刻认识到革命斗争的残酷性。

失去丈夫和孩子的痛苦没有击垮她,反而更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

她明白,只有推翻旧的制度,才能避免更多家庭遭受这样的悲剧。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张越霞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先后辗转武汉、延安。

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对她而言意味着新的开始。

她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认识得到了质的提升。

在延安期间,张越霞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干部处副处长、抗日军政大学干部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等职务。

这些岗位让她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工作经验,也让她在党内的地位逐步提升。

她工作认真负责,处事公正严明,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张越霞感到充实和快乐。

这里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同志间的真挚情谊,有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崇高目标。

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人格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1938年4月,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长江局成立了广东省委。

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张越霞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长。

这个任命对于一个27岁的女性来说,是极大的信任和重托。

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长,标志着张越霞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广东作为华南地区的重要省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在这里工作,不仅要面对日本侵略者,还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和破坏,工作环境极其复杂。

张越霞上任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在敌后开展妇女工作的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1939年3月3日《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精神,她组织从南京等沦陷区撤退到广东的妇女团体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加紧开展对敌后各界妇女的宣传动员工作。

她把宣传抗日、唤起女性觉醒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在她的组织下,1939年2月,琼山、万宁等县都先后建立了保、乡区妇救会。

这些基层妇女组织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在抗日救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妇女干部的素质,张越霞还在各地开展了对妇女干部的培训工作。

有的地方组织了妇女夜校,成为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阵地。

这些举措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一支党所依靠的妇女工作力量。

在工作中,张越霞特别关注妇女的地位、生活与切身利益。

她深知,要想真正动员妇女参与革命,就必须解决她们的实际问题,提高她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

在她的努力下,广东的妇女工作蓬勃开展起来,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的妇女典型。

张越霞还要求广东各地区委,在斗争中注意吸收政治纯洁、立场坚定的女青年积极分子入党,以加强党在妇女运动中的工作。

这一举措大大增强了党在妇女群众中的影响力,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1940年,组织决定调张越霞到南方局工作,担任组织部干事。南方局组织部长正是博古。

从长江局到南方局的工作接触中,张越霞与博古的感情日益融洽,逐步产生了爱慕之情。



【二】战火姻缘:与博古的革命爱情

1940年的重庆,战火纷飞中的陪都,既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也是中共南方局的驻地。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空里,两个经历过人生挫折的革命者走到了一起。

博古,原名秦邦宪,此时已是中共南方局的重要领导,负责组织部的工作。

他刚刚经历了与前妻刘群先的分离,内心深处承受着家庭变故带来的痛苦。

而张越霞,也刚刚从上海的牢狱生活和失去孩子的阴霾中走出,两人都在寻找内心的慰藉和新的人生方向。

博古对张越霞的第一印象是深刻的。

这个江南女子身上既有传统女性的温婉,又有革命者的坚韧,既有知识分子的修养,又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她的人生经历虽然坎坷,但并没有消磨她的斗志,反而让她显得更加成熟和深沉。

张越霞也被博古的才华和人格魅力所吸引。

博古虽然在遵义会议后失去了党的最高领导权,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在新闻宣传工作中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

他的博学、他的坚持、他的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都让张越霞深深感动。

两人在工作中的接触越来越多,相互的了解也越来越深。

他们发现,彼此不仅在革命理想上高度一致,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共同语言。

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为他们的感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了解,博古与张越霞的感情终于修成正果。

1940年,经组织同意,两人在重庆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婚礼。证婚人是德高望重的董必武,这为他们的婚姻增添了特殊的意义。

这场婚礼充分体现了革命者的特色:

没有奢华的排场,没有繁复的仪式,只有同志间的真挚祝福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参加婚礼的都是南方局的同志,大家聚在一起,为这对新人送上最诚挚的祝愿。

董必武在证婚词中说:"邦宪同志和越霞同志都是我党的优秀干部,他们的结合不仅是个人的幸福,也是我们革命队伍的喜事。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相互支持,共同进步,为革命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婚后的博古和张越霞搬进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开始了他们共同的革命生活。

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十分充实。两人经常在深夜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分享彼此的思考和感悟。

张越霞承担起了照料家庭的重担。

她不仅要处理自己的工作,还要照顾博古的生活起居,同时还要承担起照看博古与前妻所生的几个孩子的责任。

这对一个女性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但她从无怨言,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1940年11月,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博古奉命返回延安。

张越霞毫不犹豫地跟随丈夫来到了这个革命圣地,把家安在了清凉山上。

延安的生活条件比重庆更加艰苦,但张越霞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定和幸福。

这里没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威胁,没有复杂的政治环境,有的只是同志间的纯真友谊和共同的革命理想。

在延安,张越霞积极参加干部培训工作和整风运动,她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同时,她也要照顾好家庭,为丈夫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

博古在延安主要负责新闻工作,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工作十分紧张和繁忙。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博古面临着很大的思想压力,需要深刻检讨自己在党的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这段时间,张越霞的理解和支持对博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她理解丈夫的心情,知道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作为一个曾经的党的主要领导人,现在要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张越霞用自己的温柔和体贴,为博古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1940年,张越霞为博古生下了儿子秦铁。

孩子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也给张越霞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

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博古和张越霞都感到了为人父母的喜悦和责任。

除了自己的孩子,张越霞还要照顾博古与前妻刘群先所生的几个孩子。

这些孩子因为母亲的离去而缺少母爱,张越霞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关心他们,给他们以温暖和关怀。

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年代,养育这么多孩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张越霞要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家庭开支,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吃饱穿暖。

她经常为了给孩子们做一顿好吃的饭菜而忙碌到深夜。

1943年,张越霞又为博古生下了女儿秦新华。

两个孩子的到来,让这个家庭更加热闹,也让张越霞的负担更加沉重。

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博古对妻子的辛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经常对张越霞说:"越霞,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但张越霞总是笑着回答:"能和你一起为革命奋斗,照顾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延安的这几年,是博古和张越霞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

虽然物质生活清苦,但精神生活充实;虽然工作繁忙,但家庭和睦。两人相敬如宾,共同承担着革命工作和家庭责任。



【三】突如其来的灾难:四八事件的惨痛打击

1946年初,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其他民主党派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

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赴重庆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讨论修改国民政府宪法草案等重要政治议题。

博古在重庆的工作十分繁重。

作为宪草小组的中共委员,他需要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艰苦的谈判。

这种谈判不仅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也需要坚定的政治立场。

博古凭借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修养,在谈判中表现出色,为维护人民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重庆期间,博古经常通过书信与延安的张越霞保持联系。

在信中,他详细描述了重庆的政治形势,表达了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

他在信中写道:"重庆的工作很紧张,但我时刻想念着你和孩子们。等这边的工作结束,我就回延安和你们团聚。"

张越霞在延安耐心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她一边照顾着几个孩子,一边关注着重庆政协会议的进展。

每当收到博古的来信,她都会反复阅读,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这些信件成了她在丈夫不在身边时最大的精神慰藉。

随着政协会议各项议程的推进,博古等人的工作也逐渐接近尾声。

1946年4月初,博古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告会议情况,并请示返回延安的时间。

中央很快回电,同意博古等人返回延安汇报工作。

1946年4月8日,这个普通的春日注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这天上午,博古等人准备乘坐美军运输机从重庆返回延安。

临行前,博古心情很好。

政协会议虽然艰苦,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对和平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仍抱有希望。

他给张越霞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她自己当天就会回到延安。

参加这次飞行的还有王若飞、邓发、叶挺等重要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工作人员,共13名中方人员。

此外,还有美军机组人员4人。飞机预定当天下午到达延安。

在延安,张越霞和其他家属以及党政军领导都在机场等候。

延安的四大书记——伟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来到机场迎接。大家都盼望着这些为和平奔波的同志们早日归来。

然而,预定的到达时间过了,飞机却没有出现。

天空中下起了小雨,能见度很低。机场上的人们开始感到不安,但大家还是相信飞机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延迟到达或者改飞其他机场。

4月9日凌晨,美军联络组向杨尚昆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昨天从重庆起飞的那架飞机既没有到达延安,也没有返回重庆或飞往其他预定机场,已经失去了联系。

这个消息很快传达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层。

伟人、朱德等立即指示,要求各地立即搜寻飞机的下落。

同时,美军也派出搜寻飞机在可能的航线上进行搜寻。

张越霞和其他家属得知消息后,心情顿时跌入谷底。

但她们仍然抱着希望,认为飞机可能是迫降在某个地方,机上人员还有生存的可能。

4月17日,搜寻人员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发现了飞机残骸。

现场情况表明,飞机是撞山后起火的,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搜寻人员在现场找到了博古的印章和证件,确认了他的身份。

噩耗传到延安时,张越霞正在家中照顾孩子。

当她听到这个消息时,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最亲爱的丈夫,那个温文尔雅的革命者,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她和孩子们。

那一刻,张越霞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塌陷了。

她想起了与博古相识的点点滴滴,想起了他们在重庆、延安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想起了他临行前的温柔话语。

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现在都成了刀子,一刀刀地割着她的心。

博古等人的遇难,不仅是他们各自家庭的巨大损失,也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

这些优秀的领导者本来可以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却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永远地离开了。

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遇难的同志。

大会推选伟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15人为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动。

博古夫人张越霞、邓发夫人陈慧清等烈士遗属参加了悼念活动。

张越霞强忍着巨大的痛苦,参加了这次悼念大会。

看着主席台上博古的遗像,听着同志们对他的怀念和评价,她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她知道,从今以后,她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独自抚养几个孩子。

4月19日,延安各界举行公祭追悼大会和遗体安放仪式。

烈士陵园设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侧、清凉山下的飞机场旁。

延安《解放日报》编辑出版了悼念"四八"被难烈士专刊,全面回顾了博古等人的革命生涯和主要贡献。

在这些活动中,张越霞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坚强。

她没有在公开场合失声痛哭,而是以一个革命者家属应有的姿态,参与了各项悼念活动。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内心深处承受着怎样的痛苦。



【四】艰难困顿的求生岁月

博古去世后,张越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作为一个36岁的寡妇,她不仅要承受失去丈夫的巨大痛苦,还要独自承担起抚养多个孩子的重任。

这些孩子中,除了她与博古共同的两个孩子秦铁和秦新华外,还有博古与前妻刘群先所生的几个孩子需要照顾。

当时跟在张越霞身边的孩子有三个:次子小秦钢(长子大秦钢在外地),次女秦新华和小儿子秦铁。

另外还有三个孩子散落在各地:长子大秦钢跟着叔叔在香港、广州,长女秦摩亚在无锡姨妈家,小女儿秦吉玛则在苏联的国际孤儿院。

面对这样的家庭状况,张越霞没有选择抛弃任何一个孩子。

她认为,既然博古把这些孩子托付给了她,她就有责任把他们都抚养成人。

这个决定意味着她要承担比一般寡妇更沉重的负担,但她毫不犹豫地承担了下来。

在延安的那段时间里,党组织给了张越霞一定的照顾。

但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延安也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威胁,生活条件变得更加艰苦。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张越霞也被安排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

在转移过程中,张越霞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她们时常要在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

孩子们还小,经常因为饥饿和疲劳而哭闹,但张越霞只能强忍着心疼,用尽各种办法安抚他们。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

张越霞虽然为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个人的生活困难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改变。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各项制度还在建立过程中,对革命烈士遗属的照顾政策也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

1949年,张越霞参加了接管北平的工作,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第四区区委书记。

这个职务让她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要养育几个孩子,仍然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干部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

张越霞虽然担任区委书记,但工资收入要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还是捉襟见肘。她不得不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精打细算,尽量节省开支。

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也是张越霞关心的重点。

她深知教育对孩子们成长的重要性,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坚持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她经常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是为革命事业牺牲的,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除了经济上的困难,张越霞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一些压力。

在那个年代,一个寡妇独自抚养这么多孩子,难免会引来一些议论。

有好心人劝她再找一个伴侣,减轻生活负担,但张越霞坚决拒绝了这些建议。

她认为,博古的孩子就是她的孩子,她有责任把他们抚养成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越霞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特别是要将散落在各地的孩子接回来团聚,更需要组织上的帮助。她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完成这个任务。

195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张越霞的命运。

一位老同志在了解了她的困难后,建议她向组织反映情况,寻求帮助。

这位同志告诉她,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党中央已经开始着手解决革命烈士遗属的问题,像博古这样的重要人物,他的家属理应得到更好的照顾。

经过深思熟虑,张越霞决定向组织正式反映自己的困难。

她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了自己和孩子们的现状,以及希望得到的帮助。

同时,那位老同志也建议她直接找一些博古的老战友,寻求更直接的帮助。

在考虑找谁求助时,杨尚昆的名字进入了张越霞的视野。

杨尚昆与博古在延安时期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现在又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重要职务,具备帮助她解决问题的能力。

决定去北京找杨尚昆并不容易。

对张越霞来说,这意味着要放下自尊,承认自己无法独自应对生活的困难。

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省委常委的干部,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想到孩子们的未来,张越霞最终下定了决心。

她把身边的几个孩子托付给可靠的同志照顾,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从她居住的地方到北京,路程并不算近。火车上的时间给了张越霞充分思考的机会。

她想着该如何向杨尚昆说明自己的困难,想着如何为孩子们争取更好的未来,也想着如何在不给组织添麻烦的前提下解决问题。

到达北京后,张越霞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联系到杨尚昆的问题。

她人生地不熟,也没有直接的联系方式。经过多方打听和辗转联系,她终于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联系上了杨尚昆的秘书。

经过说明情况,秘书同意为她安排一次与杨尚昆的会面。

这个消息让张越霞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向组织反映困难了,紧张的是不知道这次会面会有什么结果。

1950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张越霞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杨尚昆的住处。

当杨尚昆打开门看到眼前这位女子时,一时没有认出来。

多年的艰苦生活已经在张越霞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个当年意气风发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面容憔悴、神情疲惫的中年妇人。

"您是......"杨尚昆疑惑地问道。

"杨大哥,我是张越霞,博古的爱人。"张越霞的声音带着颤抖,多年来积压的委屈和希望交织在这简单的自我介绍中。

听到"博古"这个熟悉的名字,杨尚昆的表情立刻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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