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李讷街上偶遇江青秘书，关切道：你心脏病好了吗？

1984年初春，北京王府井风大，人流却不少。杨银禄正准备横穿步行街，一声略带沙哑的招呼拽住了他的脚步，他转头，看见李讷微笑着朝他抬手。短暂寒暄后，她低声问：“心脏还疼吗？”这一句，让他胸口像被拍了一下，半晌才挤出一句调侃：“不是你母亲给折腾的还能是谁？”

李讷没再接话，只点头；人群来去，空气里有糖炒栗子的甜味。简短问候却把杨银禄的记忆拉回到1967年，那年他二十七岁，刚从中央警卫团调进中南海值班室，满脑子是“新岗位”“新起点”这些热乎字眼。谁料三个月后，命运像拧阀门一样突然拐弯。

10月的最后一天，北京仍闷热。临近中午，值班电话铃骤响，秘书高成堂只说一句：“主任让你三点到南楼。”对方口气平静，杨银禄放下话筒却心乱如麻。

三点一刻，汪东兴握着一杯刚泡好的茉莉花茶，眉眼带笑：“组织研究决定，你去江青同志那儿做机要。”他把“机要”两个字念得极轻，像怕惊到谁。杨银禄愣住，直呼自己文化不高，写不了材料。汪东兴却慢条斯理摆事实：“主席点了名，你的照片江青看过，她同意。”那副温和语气里夹着不能拒绝的分量。

隔天上午，红旗车驶进钓鱼台。下车前，汪东兴侧过头提醒：“江青神经衰弱，怕动静。”杨银禄只得收紧脚步。然后是连轴转的熟悉流程：收发、登记、守铃。三个月里，他跟11号楼的钟点一样准时，却一次也没正面碰到主人。

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午后两点多。她半躺沙发，头发松散，眼睛没离开文件：“你是警卫团来的？”杨银禄刚答“是”，她忽然抬头，冷不丁一句：“站着说话不合规，蹲下。”他蹲了，那条刚熨平的西裤折出皱褶，他却不敢动。

1968年元旦刚过，老家“父病危速归”的电报砸在桌上，他把电报塞进抽屉，想着再等等。第二天，加急电报改成“父病故速归”，眼泪一下涌出。阎长贵替他向汪东兴请示，批了假票。当晚火车，他连夜赶回河北老屋，父亲遗体横放在门板上，屋内燃着柴油灯，昏黄一圈。

葬礼第二天结束，他连番呕吐高烧，躺在炕上动不了。第三天，中央办公厅干事毛尚元带着汪东兴的亲笔信登门：岗位不能久缺。母亲不舍，他扶着门框小声劝，最后还是登车返京。

回钓鱼台第二天，阎长贵被带走。江青午餐时按铃叫他，劈头一句：“你父亲去世是假的。”语调陡升，筷子敲得餐具直响。杨银禄急得额头冒汗，连说可派人去查。江青声音更尖：“敢跟我顶嘴，滚出去！”

他退到值班室，胸口发闷，手指冰凉。电话线另一端，汪东兴沉声问：“究竟怎么了？”不到一小时，汪东兴亲自赶来，先去江青处说明情况，又回头拍拍杨银禄肩膀：“再试试，不行再调回团里。”

此后近六年，他在钓鱼台像踩着薄冰行走。江青作息不定，他得二十四小时待命；一旦铃响，必须五分钟内出现，脚步还不能发声。长此以往，胃病、神经衰弱接踵而至，最终心脏忽跳忽停，军医诊断为劳累性心脏病。1973年他调回原单位，结束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回到1984年的街口，李讷把大衣往上拢，神情复杂却克制。她知道杨银禄的病根何在，也明白那段岁月早被尘封。两人没有过多寒暄，各自踏入人流。杨银禄走出几步，忽觉胸口那股紧绷松了些。他抬眼，广告霓虹开始闪烁，城市节奏已不是十七年前的拍子，新的日子，还得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