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5 年，东莞樟木头。
我叫陈建军，警校毕业半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辅警制服，每天在城中村的窄巷里穿梭，跟着老民警李哥查暂住证、处理斗殴，偶尔还要参与扫黄行动。
辅警的身份尴尬又卑微，工资刚够糊口，却要面对最复杂的市井百态。
同屋的老张常说：“建军，别太较真，混口饭吃就行。”
可我总记得警校的校训，哪怕这身制服没有执法权，也要坚守底线，尽心尽责。
八月的一个深夜，所长带着我们突袭 “金海岸洗脚城”。
这家店在镇中心，外表是光鲜的洗脚城，背地里藏着不少龌龊事。
我们分三路包抄，踹开大门的瞬间，震耳欲聋的音乐戛然而止，尖叫、哭喊、逃窜声混在一起。
我跟着李哥冲上二楼，包间里的人乱作一团，浓妆艳抹的女人往床底钻，光着膀子的男人试图跳窗，空气中弥漫着劣质香水和酒精的刺鼻气味。
收网时，我负责看管走廊尽头的一个女人。
她蹲在墙角，双手抱头，肩膀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不同于其他女人的惊慌失措或撒泼耍赖，她异常安静，只是后背绷得笔直，像是在忍受某种剧痛。
“抬起头，出示身份证。”
我按流程问话。
女人慢慢抬头，一张清秀却毫无血色的脸映入眼帘。
她没化妆，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贴在皮肤上，眼眶红肿得吓人，嘴唇咬得发白，嘴角还沾着一丝干涸的血迹。
“警察同志，我没有做坏事，求你…… 求你放我走。”
她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透着绝望。
我心里一动！
湖南口音，和我老家邵阳的方言很像。可职责在身，我只能硬着心肠说：“不管有没有做坏事，先跟我们回所里接受调查。”
女人听到这话，突然跪了下来，膝头重重砸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不能跟你走！” 她嘶吼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我儿子还在等我，他才三岁，没人照顾，再晚回去，他会饿死的！”
她一边说，一边用力磕头，额头上很快起了一个青紫色的包。
我连忙伸手去扶她，指尖无意间触到了她的手臂。
那触感让我心头一震！
她的手臂粗糙得像老树皮，布满了深浅不一的老茧，虎口处还有一道愈合不久的划伤，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泥垢。
这不是一双养尊处优的手，也不是一双靠出卖身体谋生的手，更像是一双常年干重活、甚至经历过挣扎的手。
“你老实说，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压低声音，目光警惕地扫向四周。
同事们都在忙着押人，暂时没人注意到我们这边。
女人抽泣着，断断续续地说：“我是被拐来的…… 从湖南老家被人贩子带到广东，逃出来后就一直找儿子。”
她掀起衣袖，露出小臂上一道狰狞的疤痕，“这是逃跑时被人贩子砍的，他们把我儿子藏起来了，说找不到我，就不让我见他。我没办法，听说这家洗脚城有个人贩子的眼线，才来这里打工，想打听儿子的消息。”
她的话让我心头一紧。
90 年代的广东，人贩子猖獗，我在辅警工作中见过太多寻亲的家庭，那种绝望和痛苦，不是装出来的。
我盯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除了恐惧，还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那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眼神。
“你儿子叫什么？有什么信物吗？” 我追问。
女人从脖子上扯下一根红绳，上面挂着一枚磨得发亮的铜制长命锁，塞进我手里：“他叫小虎，这是他的长命锁，我一直带在身上。”
长命锁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上面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 “虎” 字，边缘被摩挲得光滑圆润，显然被她贴身带了很久。
我捏着那枚长命锁，心里天人交战。
放了她，是严重违反纪律，一旦被发现，我的工作就没了；可不放她，万一她说的是真的，一个三岁的孩子可能真的会出事……
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是李哥在清点人数：“建军，那边搞定了吗？”
我咬了咬牙，拽着女人往后门跑：“从西边巷子走，第三个路口有个汽车站，赶紧回老家找你儿子。”
我把身上仅有的三十块钱塞到她手里，“拿着，买点吃的，路上小心。”
女人愣了愣，突然抱住我，哭着说：“恩人，我一定会回来报答你的！”
她松开我，转身冲进夜色里，瘦弱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巷子深处。我靠在门框上，心跳得像擂鼓，手心全是冷汗，裤兜里的长命锁硌着大腿，像一枚滚烫的烙印。
回到所里，麻烦很快找上门。
洗脚城的老板娘供出，有个 “外地女人” 一直在打听 “孩子的消息”，还和一个疑似人贩子的男人有过接触。所长立刻核对人数，发现少了一个人，调取后门监控时，虽然夜色浓重，但能清晰看到我和一个女人在后门停留了几分钟。
“陈建军，你是不是放走了嫌疑人？” 所长把监控截图拍在我面前，脸色铁青，“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包庇嫌疑人，知情不报，你这身制服还想不想穿了？”
我没有辩解，主动承认了事实。
“她是个寻子的母亲，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说。
“寻子？” 所长冷笑一声，扔过来一份卷宗，“你自己看！这个女人叫林秀莲，半个月前因为偷窃被抓过，只是证据不足才放了她！你被她骗了！”
我翻开卷宗，上面确实有林秀莲的照片和记录，偷窃地点是一家小超市，涉案金额不大。我的心沉了下去。
她骗了我？可她手臂上的疤痕、眼里的绝望，还有那枚长命锁，看起来都那么真实。
最终，我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记大过一次，扣除半年工资，从外勤调到档案室整理旧案卷宗，相当于被 “雪藏” 了。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变了，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收了好处，连李哥也刻意和我保持距离。
我搬进了更偏僻的民房，墙壁漏雨，晚上能听到老鼠在天花板上跑。每天在堆满灰尘的档案室里，翻看着一桩桩旧案，看着那些被拐儿童的照片，心里充满了迷茫和愧疚。
我到底放走了一个寻子的母亲，还是一个惯犯？
那枚铜制长命锁，我一直带在身上，每天摩挲着上面的 “虎” 字，试图从上面找到答案。我无数次猜测林秀莲的身份，她为什么会偷窃？为什么要隐瞒偷窃的经历？她说的儿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日子在煎熬中一天天过去，三年时间，樟木头镇的变化日新月异，高楼拔地而起，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而我，依旧在档案室里做着枯燥的工作，对生活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我以为，林秀莲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客，那个深夜的决定，只是我人生中一个愚蠢的错误。没想到，她的再次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9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档案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朴素却干净的女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目光在堆满案卷的架子间扫视，最终落在我身上。“请问，你是陈建军同志吗？”
我抬起头，瞬间愣住了。
是林秀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