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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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的北京,初冬的寒意渐浓。
一列从包头开来的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车厢里,一位身着解放军军装的中年将领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他叫刘万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军长。华北军区通知他来北京开会,这本是寻常公务,可他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火车停稳,刘万春提着行李箱走出车厢。站台上人来人往,几名身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径直朝他走来。
还没等他开口询问,冰冷的手铐就扣在了手腕上。
周围旅客纷纷驻足观看,这位在一年多前还风光无限的起义将领,转眼间成了被押解的对象。
从起义功臣到阶下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还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1】从军之路与蒋介石的赏识
1900年10月20日,刘万春出生在河北交河县一个普通人家。幼年时期家境清贫,但他自小聪慧好学,立志从军报国。
1920年,20岁的刘万春从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二师曲月半部担任见习军官。
这一年的军旅生涯让刘万春对军队有了初步认识。
1921年,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这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军事院校之一。
在保定军校的三年学习时间里,刘万春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战术指挥,为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4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刘万春被分配到湖北省长江上游总司令王都庆部担任见习军官。
他从最基层的排长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由于作战勇敢、训练刻苦,他先后升任连长、营长。
1925年9月,他已经升任师部副官长,成为军中的中层骨干。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刘万春所在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他兼任独立团团长,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战场上的刘万春表现出色,指挥果断,深得上级赏识。
1927年5月,他正式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9军上校团长。
就在这一年,刘万春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27年1月的一天,国民革命军正在湖北整训。刘万春当时担任独立第8师第1团团长,按照惯例在训练场带领士兵操练。
这天天气晴朗,刘万春脱下外套,和普通士兵一样在单杠上做着各种动作。
汗水浸透了他的军衣,但他毫不在意,一遍又一遍地示范着标准动作。
蒋介石正好到这个师视察部队训练情况。远远看到训练场上有个军官和士兵一起操练,动作标准利落,便驻足观看。
训练结束后,蒋介石询问身边的师长刘春荣,得知那位军官就是第1团团长刘万春。
蒋介石走到刘万春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刘万春立正敬礼,等待长官训示。
蒋介石点点头,留下了一句评价。这句话虽然简短,却让蒋介石记住了刘万春这个名字。
有了这层印象,刘万春的仕途开始顺遂起来。
1928年1月,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8师,他继续担任第1团团长。
到了1930年4月,刘万春已经升任第20军补充第1旅少将旅长。
短短几年时间,从上校团长到少将旅长,这样的晋升速度在国民党军队中并不常见。
可惜好景不长。1930年12月,中原大战结束,刘万春所在的部队被第26路军缴械。
他不得不离开部队,回到天津赋闲。这一赋闲就是两年多,刘万春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心中郁闷可想而知。
1933年,转机来了。蒋介石在江西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准备轮流调集各地军官进行集训。
蒋介石亲自担任训练团团长,陈诚任副团长。
在选拔各地军官时,蒋介石想起了当年在湖北见过的那个和士兵一起操练的团长。
他让人查阅档案,找到了刘万春的名字,直接点名要他担任训练团的少将科长。
5月4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当晚,蒋介石在住所召见了刘万春。
两人谈了很久,从山西部队的训练情况,到各地军官的素质,再到共产党在陕西黄河沿岸的活动。
刘万春把自己了解的情况一一汇报,蒋介石听得很仔细,不时点头。
这次长谈之后,刘万春彻底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工作期间,刘万春表现出色,还担任了第十期的助教。
能留校任教的学员可以说是千里挑一,这也证明了刘万春的军事才能确实不俗。
从庐山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刘万春的官运一路亨通。
他几乎没有在副职位置上停留过,即使被任命为副职,很快也会升任正职。
1936年11月,他调任独立第7旅少将参谋长。1937年12月,又调任第35军第73师少将参谋长。
【2】抗战烽火中的征战岁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刘万春所在的部队驻扎在绥远地区,这里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
1938年4月,刘万春调任绥远省游击军第2旅少将旅长。
这支部队下辖两个团,主要任务是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军的运输线和据点。
刘万春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部队训练。他深知游击战的特点,要求部队必须机动灵活,能打能跑。
三个月的严格训练,让这支游击队伍的战斗力大幅提升。
1938年夏天,日军从包头出动,企图扫荡绥远地区的游击队。
刘万春指挥部队采取灵活战术,白天转移隐蔽,夜间出击袭扰。
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的部队多次伏击日军运输队,炸毁桥梁,破坏公路,让日军疲于奔命。
1939年3月,刘万春升任绥远第2游击区少将司令。辖区范围扩大,责任也更重了。
他继续采取游击战术,避免与日军主力正面交锋,专门打击日军的薄弱环节。
这一时期,绥远地区的游击队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1942年2月,刘万春调任新编骑兵第3师代理师长,不久转正。
骑兵部队机动性强,特别适合在绥远这样地域辽阔的地方作战。刘万春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多次组织远程奔袭,打了不少漂亮仗。
1942年7月,他晋任陆军步兵上校。虽然军衔是上校,但他担任的已经是师长职务,这在国民党军队中也算特例。
1943年7月,刘万春调任暂编第17师少将师长,这支部队下辖三个团,兵力一万多人。
在暂编第17师师长任上,刘万春继续在绥远地区与日军周旋。他善于利用地形,经常设伏击圈诱敌深入。
有一次,日军一个大队进入伏击圈,刘万春指挥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激战半天,击毙日军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44年10月23日,刘万春升任第35军少将副军长。第35军军长是董其武,两人的合作从这时候开始。
董其武是傅作义的得力干将,作战经验丰富。刘万春担任副军长后,协助董其武处理军务,两人配合得还不错。
1945年6月28日,刘万春晋任陆军少将。8月,他兼任新编骑兵第4师师长。
此时抗战已经接近尾声,日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
在整个抗战期间,刘万春在绥远地区作战多年,指挥部队与日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
他的部队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杀伤,也保护了一方百姓。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的重要履历。
【3】解放战争中的绥远局势
1945年11月,刘万春免去师长兼职,专心担任第35军副军长。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新的冲突又开始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的合作破裂,内战的阴云笼罩全国。
1946年3月,刘万春调升绥远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
绥远保安司令部的总司令是傅作义,这个职务让刘万春成为绥远地区的高级军事长官之一。
绥远地处华北西北部,战略位置重要,既可以支援山西,又能威胁陕北。
1947年12月,刘万春调升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副主任。
华北剿总总司令是傅作义,驻绥指挥所主任是董其武。这个任命让刘万春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绥远军事力量的核心人物之一。
1949年1月,刘万春兼任第111军军长。第111军下辖第319师、第320师、第326师,全军兵力约1.3万人。
这支部队主要驻扎在归绥和包头一带,是绥远地区的重要武装力量。
就在刘万春担任第111军军长的同时,华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这个消息通过电台传到绥远,引起了巨大震动。
绥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陷入了迷茫。傅作义是他们的最高长官,他都起义了,绥远该怎么办?是继续抵抗,还是跟着起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董其武是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他的态度很重要。
董其武本人倾向于追随傅作义的步伐,实现绥远的和平解放。但他也知道,军中将领的想法不尽相同,必须做好说服工作。
刘万春的态度就很复杂。作为第111军军长,他手握重兵,在绥远举足轻重。
他对打内战确实没什么兴趣,多年的战争让他厌倦了。
抗战胜利后,他曾经和傅作义聊天时说过,八年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为什么还要打内战?
可厌战是一回事,归顺共产党又是另一回事。刘万春心里始终记着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没有蒋介石的赏识和提拔,他不可能从一个普通军官升到中将军长的位置。这份恩情在他心里分量很重。
还有一个因素影响着刘万春的判断。他觉得国民党只是暂时失利,并非真的大势已去。
蒋介石还有几百万军队,还有美国的支持,未来未必没有翻盘的机会。
如果现在归顺了共产党,万一将来蒋介石反攻成功,自己岂不是成了叛徒?
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刘万春开始了两面应对的策略。
表面上,他不明确反对起义,毕竟大势所趋,公开反对没有好处。但私底下,他想方设法为将来留后路。
1949年5月,中共方面派出工作组前往绥远,开始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
工作组带着《绥远和平协议》来到归绥,准备和绥远军政要员商谈。董其武安排刘万春负责工作组的安全保卫工作。
刘万春接到任务后,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工作组人员必须上交武器;第二,工作组人员不准随意上街。
这两个要求明显不合理,工作组是来谈判的,不是来当俘虏的。董其武当场否决了刘万春的提议,严厉批评了他的态度。
表面上刘万春接受了批评,可私底下他的动作没停。
1949年7月,一件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中共驻绥联络处派了一批工作人员到归绥,准备开展工作。董其武特别交代刘万春要保证这些人的安全。
7月24日晚上,归绥城内突然响起枪声和爆炸声。
刘万春部下第111军某团团长李锡庆带着一队人马,冲到中共联络处驻地,向工作人员投掷手榴弹,开枪射击。
这次袭击造成联络处秘书王世鑫当场牺牲,还有数名工作人员受伤。
事发后,刘万春的另一个部下、第111军某旅旅长段锦堂迅速出动,抓住了李锡庆。
按说应该押解回去审讯,查清幕后指使,可段锦堂没有请示任何人,当场就把李锡庆处决了。这明显是杀人灭口。
董其武听说这件事,立即召集刘万春和段锦堂问话。
刘万春解释说,李锡庆是擅自行动,他事先并不知情。
段锦堂也说,李锡庆抗拒抓捕,不得已才就地正法。两人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董其武心里清楚,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但当时正处于起义的关键时期,他不想节外生枝,只能暂时压下这件事,等起义完成后再说。
就在绥远准备起义的时候,国民党方面也没闲着。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专程来到绥远,企图阻止起义。
他先是拿出代总统李宗仁的亲笔信,劝董其武率部西撤,前往宁夏、甘肃、青海,与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会合,以此作为与共产党谈判的筹码。
董其武明确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西撤没有出路,只会让战火烧到西北,让更多百姓遭殃。和平起义才是正道。
见说服不了董其武,徐永昌改变了策略。他私下约见刘万春,单独谈话。
两人关起门来谈了很久,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刘万春在这次谈话中向徐永昌表了态。
此外,阎锡山也给绥远发来电报,任命刘万春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仍兼第111军军长。
这个任命显然是画饼充饥,但也表明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放弃刘万春,还想把他拉回去。
1949年7月,刘万春升任第9兵团副司令官兼第111军军长。第9兵团司令官是孙兰峰,刘万春成为副司令官,地位进一步提升。
1949年9月,绥远和平起义进入最后阶段。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和协商,起义的各项条件都已经谈妥。
9月18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仪式在包头银行礼堂举行。
董其武第一个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签完字后,他把笔递给身边的刘万春。
刘万春接过笔,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在通电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签在了第三个位置,因为第二个位置是留给孙兰峰的。
可是孙兰峰迟迟没有出现。原来他还在犹豫,拿不定主意到底签不签。
这一夜,傅作义专程从北平赶来,找孙兰峰谈了一夜。
直到9月19日凌晨,孙兰峰才下定决心,在起义通电上补签了自己的名字。
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正式宣布。起义通电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震动了整个华北地区。
9月20日,伟人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发来嘉奖电报,对绥远起义给予高度评价。
1949年12月9日,第111军在包头地区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
全军1.3万余人,下辖第106师、第107师、第108师和骑兵旅。
刘万春被任命为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樊折桂任参谋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
1950年1月,刘万春还被任命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从国民党的中将军长到解放军的军长,刘万春完成了身份的转换。
在外人看来,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只要认真工作,将来必定有更大的发展。
可谁也不知道,这位解放军军长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正在涌动。
绥远起义之后,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放弃对这里的渗透。
国民党内调局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绥远活动,发展组织,布置潜伏人员。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悄悄铺开。
1950年7月的一天,刘万春秘密召见了所部辎重营营长李玉浩。
两人关起门来密谈了很久,外人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几天后,刘万春再次召见李玉浩,交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
李玉浩接受任务后,7月29日悄然离开包头,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程。
与此同时,华北的局势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绥远起义部队改编后,一些人对新政权阳奉阴违,暗中保持与台湾的联系。
1950年初,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指导委员会,试图在华北地区开展破坏活动。
但这一切都逃不过情报部门的眼睛。
绥蒙公安局在陶卜齐水磨村设立了归绥情报站,对绥远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活动进行严密监控。
大量内线情报人员分布在军政部门和特务机关,往来电函都被掌握。
那些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秘密联络,其实早已在监视之下。
时间一天天过去,李玉浩还没有回来。刘万春有些焦虑,不知道香港那边情况如何。
他不知道的是,一张大网正在向他收拢。
1950年11月,华北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一份名单被送到华北军区,上面列着需要逮捕的起义部队高级军官。刘万春的名字赫然在列。
11月26日晚上,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打电话给董其武,通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董其武听完电话,久久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