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年夏天，我考了692分。
村里的喇叭喊了三天，说我光宗耀祖，我却把自己锁在屋里。
因为军校的录取申请被退了回来。
电话里那个冰冷的声音说：“你爷爷石老栓，来路不明，是个黑户。”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从羡慕变成了同情，看我爷爷的眼神则充满了鄙夷：
“可惜了石头这娃，本来是个金凤凰，被他那不长脸的爷爷给连累了。”
我哭着冲进院子，对着那个正在吧嗒抽旱烟的、刨了一辈子地的老人吼道：
“为什么！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毁了我！”
他不说话，只是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我看不懂的痛苦。
那天深夜，我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我从门缝里看出去，月光下，爷爷正拿着锄头，在老槐树下疯狂地挖着什么。
第二天，天刚亮，他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手里提着一个用破布包裹的、锈迹斑斑的铁盒子。
“走，”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跟爷去县里。”
我们最终站在了县武装部部长的办公室里。
部长看着我的档案，无奈地摇了摇头：“老人家，规定就是规定……”
爷爷没等他说完，便把那个满是泥土的铁盒子，“哐”的一声砸在了光亮的办公桌上。
当部长疑惑地打开那个锈迹斑斑的盒子时，他的表情从不耐烦瞬间变为震惊，最后化为一种近乎敬畏的肃穆。
他猛地站起身，推开椅子，在这个衣衫褴褛、满身土气的老人面前，猛地抬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打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只有一个爷爷。
我爹娘的黑白照片挂在堂屋的土墙上，脸是模糊的，被多年的烟火熏得发黄。
村里人说他们去城里打工，被塌下来的房子砸死了。
是爷爷把我从一个能被鸡叼走的肉团子，养成了一个能下地干活的半大小子。
夏天的晚上，村里没有电，热得像个蒸笼。家家户户都在门外的空地上乘凉。
男人们光着膀子，女人们摇着破了边的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收成和孩子。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时候，缠着爷爷，让他给我讲故事。
村里别家的爷爷，讲的都是“狼来了”或者“老鼠嫁女”。我爷爷不讲这些。
我指着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问：“爷，那是什么？”
爷爷吧嗒着他的旱烟，烟锅里的火光一明一暗，照着他满是褶子的脸：
“那是天上的眼睛，看着我们呢。”
我好奇地问：“看我们干啥？”
“看你有没有干坏事。你做了好事，它就亮一点。做了坏事，它就暗一点。”
这个说法让我害怕。我总担心哪颗星星因为我偷了邻居王大妈家树上的一个青枣而变得不亮了，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我又从一堆旧书里翻出一本掉光了封皮、满是油污的画报，上面有一个铁壳子车。
我指着它问：“爷，这个呢？这个是啥？”
他眯着眼，凑近了看很久，像是要看进那画纸里去。然后他才慢悠悠地说：“这叫坦克，毛子的东西，名字叫T-34。”
“坦克？”我重复着这个陌生的词。
“对，坦克。你看它这铁皮，厚得很，跑起来也快，就是这炮塔转得慢，像个扭脖子费劲的老头。”
他用粗糙的手指在画报上比划着：“你别看它威风，跟个铁王八似的。你只要有本事，从这边，或者那边，悄悄摸到它屁股后面，塞一捆手榴弹，‘轰’的一声，它就得趴窝。”
他说得活灵活现，还用手模仿了一下匍匐前进的样子，怎么拉弦，怎么扔出去。那样子，好像他亲手塞过一样。
我听得入了迷，又问他天上的铁鸟。我说：“爷，那飞机呢？书上说叫飞机。”
他说：“飞机也分好多种。有的肚子大，装人装东西。有的肚子小，专门打架。有一种叫米格，飞起来声音像鬼叫，从你头顶上‘嗖’地一下过去，耳朵都嗡嗡响。它肚子底下挂着铁疙瘩，叫航弹，一扔下来，山都跟着抖三抖。”
他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是有光的，那光我不懂，但我觉得比油灯的光亮，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我忍不住问他：“爷，你咋知道这么多？你以前是打大仗的将军吗？”
他眼里的光一下子就灭了，像是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冷水。他把烟锅在脚下的石头上使劲磕了磕，把烧尽的烟灰磕出来。
他含糊地说：“瞎咧咧啥，戏文里听来的，都是假的。”
他的声音又干又涩，像被砂纸磨过。从那以后，我再问他这些，他不是装作没听见，就是拿扫帚赶我。
“小兔崽子，不学好！”他骂道，“一天到晚想那些打打杀杀的，有那工夫不如去多背两首唐诗！”
他像是在害怕什么，拼命想把他嘴里那些“假的”东西从我脑子里赶出去。他越是这样，我越是好奇。我偷偷把那张画报藏了起来，晚上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那个叫坦克的铁壳子车，在我心里，比村长家的拖拉机还威风一百倍。
我们家穷。穷得只有四面墙和屋顶的瓦片是真的。墙是土坯的，一下大雨就往下掉泥。屋里的地也是泥地，怎么扫都扫不干净。
我上学的书本费，是爷爷一担一担卖掉自家菜地里的菜籽换来的。他挑着担子，要走三十里山路才能到镇上，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
每次回来，他都累得像一滩泥，坐在门槛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有看到我拿出作业本，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才会有点光。
村里人都说，石老栓这个老头子是头犟驴，死脑筋。
我二叔公，按辈分我该这么叫他，是我们村里少有的在外面混过的人。他不止一次地来我们家。他不喜欢进屋，嫌我们家有股土腥味，就蹲在门槛上，从兜里掏出带过滤嘴的“红塔山”香烟，递给我爷爷。
“老栓，来一根？”
我爷爷总是摆摆手，拿起自己的旱烟锅，慢悠悠地装上烟叶。
“你那烟，劲儿太小，抽着没味儿。”
二叔公自己点上一根，吐出一口白色的烟圈，对我爷爷说：“老栓，我说你别犟了。你看看石头，个子都快赶上我了。让他跟我去广东，进厂子拧螺丝，我保证，第一个月就能拿三千块。比你这刨一辈子地强多了。”
他顿了顿，又说：“你这把老骨头，还能供他读到什么时候？读出来，还不就是个穷教书的？有啥出息？”
他说的都是实话。我上高中的时候，饭量大得吓人，一顿能吃三大碗米饭。家里的米缸，总是见底。我身上的衣服，袖子和裤腿永远短一截，像是偷穿了别人的。
我好几次都动了心，想跟二叔公走。我不想再看到爷爷为了几毛钱的菜价，在集市上跟人吵得脸红脖子粗。我不想再看到他半夜里咳嗽，咳得整个胸膛都在震，却舍不得去镇上的卫生所买一瓶十块钱的药水，只用盐水漱口。
有一次，我小声对爷爷说：“爷，要不……我就不读了吧。我跟你去地里干活，或者跟二叔公出去打工。”
爷爷那天听了我的话，愣了很久。他放下手里的活计，走到我面前，用他那双满是裂口的手，摸了摸我的脸。
他说：“石头，你知道咱家门口那条河为啥干了吗？”
我摇头。
“因为它没源头。”他说，“人也一样。读书，就是找源头。有了源头，你这条河才能流得远，才不会干。打工，是往下游走，看着热闹，走不远就没了。”
他那天说了很多。最后，他看着我说：“只要我石老栓还有一口气，就得供你读书。”
等二-叔公再来的时候，爷爷没等他说完，就从墙角抄起那根被他用了几十年、磨得发亮的扁担，指着二叔公的鼻子。
“你再敢来挖我家的根，我就把这扁担给你撅折了！”爷爷的声音吼得整个村子都能听见，“他是我们老石家唯一的苗！唯一的！”
二叔公被吓得灰溜溜地走了。
爷爷回来后，坐在门槛上，呼哧呼哧地喘气，像一头跑累了的老牛。他的脸涨得通红，胸口剧烈地起伏。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泛着红。他伸出那只粗糙得像树皮的手，摸着我的头，嘴里反复念叨着：“独苗苗……独苗苗要读书，读出去了，就不用像我一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
我知道，我是他的命。他可以自己不吃饭，不穿衣，但他要我读书。这份情，比我们村后面的那座大山还重，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了命地学，把头埋在那些看不完的书本和做不完的卷子里。我家的那盏煤油灯，总是村里最晚熄灭的。灯光下，是我埋头苦读的影子，和爷爷坐在一旁，默默纳着鞋底的影子。那“呲啦、呲啦”的穿针声，是我听过最安心的音乐。
高考那年夏天，太阳毒得能把地上的石头烤裂。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叫得人心烦意乱。
成绩出来那天，村长的大喇叭像是疯了一样，从早到晚都在响。
“喜报！喜报！我村村民石老栓之孙石石头，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692分的优异成绩！全县理科第三名！”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雷，在石家村的上空炸开。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我家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把院子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不再是看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孤儿，而是像在看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他们不再叫我石头，而是叫我“大学生”，叫我“文曲星”。
“老栓，你可真有福气啊！”王大妈拉着爷爷的手说，“石头这是要当大官了！”
“是啊是啊，以后我们都得跟着沾光！”村里的会计李四说。
爷爷还是坐在那张旧板凳上，被人群围在中间。他手里拿着烟锅，却忘了点火。他就那么坐着，任由人们拍他的肩膀，跟他道喜。
他没笑，也没说话，只是烟抽得比平时更凶了。那些呛人的烟雾把他整个人都罩住了，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填志愿那天晚上，喧闹的人群终于散去。我把那本厚厚的志愿书摊在昏黄的油灯下。我拿着那支用了三年的钢笔，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激动和骄傲。
我对坐在对面的爷爷说：“爷，我想好了，我要报国防科大。以后像你故事里讲的那样，当个有本事的人，开坦克，开飞机。”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是骄傲的。我想让他看看，他用一辈子的辛劳种下的那颗种子，终于长成了他期望的样子。
我以为他会高兴，哪怕只是像往常一样，含糊地“嗯”一声。可他没有。
他听到“国防科大”四个字，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比墙上斑驳的石灰还白。他手里的那个搪瓷茶杯没拿稳，“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掉了一大块瓷。滚烫的茶水溅在他的脚上，他却像是没感觉到一样。
他死死地盯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里挤出来：“不——准——去！”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他发那么大的火。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全是血丝，像是要吃人。
我愣住了，结结巴巴地问：“为……为什么啊爷？当兵不好吗？保家卫国，多光荣啊！”
“光荣？”他嘶吼着，声音都变了调，“光荣能当饭吃吗？光荣能让你活下来吗？当兵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我不赞同！”
“可是……”
“没有可是！”他打断我，“我辛辛苦苦供你读书，是让你去送死的吗？你去当个老师，当个医生，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不好吗？”
我看着他，心里又委屈又不解。我喊道：“是你从小给我讲那些打仗的故事！是你让我觉得当兵的人最了不起！现在我考上了，你又不让我去，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们俩谁也不理谁，冷战了三天。屋子里的空气冷得像冰窖，吃饭的时候，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却像隔着一条河。
到了最后一天，他驼着背，走到我跟前。他看起来比三天前老了十岁。他的声音又老又哑，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罢了……罢了，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管不住你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我：“这是我攒的钱，你拿着，去城里买几件好衣服。”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最大的是十块的，还有很多一块两块的毛票。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
他转过身，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剧烈地抖动，像是扛不住什么东西，要塌下来了。
他留给我一个背影，嘴里喃喃着：“只是，别后悔……”
我以为他同意了，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胜利。
后面的事情很顺利，体检，面试，一路绿灯。
县武装部的干事是个很爽朗的北方人，他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伙子，身体素质不错，文化分又这么高，是部队需要的好苗子。回去等通知吧，准没问题。”
我每天都在等那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我把家门口到村口的那条土路，用扫帚扫了一遍又一遍，生怕邮递员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因为路不好走而绕开。
我甚至想好了，拿到通知书那天，我要给爷爷买二斤他最爱吃的猪头肉，再烫一壶镇上最好的白酒，跟他好好喝一杯，把这几天的隔阂都解开。
村里人都说，石头这下稳了，以后就是吃皇粮的军官了，是飞上枝头的凤凰。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美滋滋的，连走路都觉得脚下生风。
可是，那辆绿色的自行车一次又一次地从我家门口路过，带来的都是别人的信，别人的包裹。我的那一份，迟迟没有来。
太阳一天比一天毒，我的心也一天比一天往下沉。爷爷看出了我的焦虑，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每天做饭的时候，会多给我卧一个鸡蛋。
直到八月中旬，天气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村口的狗都趴在树荫下伸着舌头喘气。我等来了一个电话。是村长跑到我家门口喊的：“石头！石头！快！县武装部来电话找你！”
我飞奔到村委会，拿起那个黑色的、冰凉的话筒，心脏怦怦直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喂？是我，我是石石头。”
电话那头是一个很严肃的声音，冷冰冰的，不带一点感情。他说：“是石石头吗？”
我说：“是，我是。”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他说：“你的录取申请，被退回来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人用大锤狠狠打了一闷棍，眼前发黑，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扶着墙，才没倒下去。
我哆嗦着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体检面试不都合格了吗？是分数不够吗？”
那个声音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似乎有些不忍，但还是说了出来：“不是分数的事。是政审。”
“政审？”我完全不明白。
“对，政审。你的直系亲属，你爷爷石老栓，我们查不到他的任何户籍档案。他在公安系统里，根本不存在。籍贯地查无此人。他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按照规定，直系亲属历史背景不清，政审不合格。”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的电话，怎么走回家的。手里的话筒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我的梦想，我的人生，也像那个话筒一样，摔得粉碎。
我像一头疯牛一样冲进屋里。爷爷正在院子里给那几棵快被晒死的辣椒浇水。
我哭着，吼着，把所有的委靡和愤怒都砸向他：“爷！为什么！他们说你没有档案！说你来路不明！你到底是谁？！”
我把电话里的话原封不动地学给他听：“是不是因为你年轻时候犯过事？是杀人了还是当土匪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所以才不让我报军校？你把我一辈子都毁了！毁了！”
爷爷手里的水瓢掉在地上，浑浊的水洒了一地，溅湿了他的裤脚。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变成了一座石像。他就那么看着我，嘴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就那么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我看不懂的痛苦和绝望。
过了很久，久到太阳都快下山了，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才沙哑地说了一句：“石头，是爷……对不住你。”
村里的风言风语一下子就起来了，比夏天的蚊子还厉害，嗡嗡地往你耳朵里钻，让你不得安宁。
“听说了吗？石老栓家那小子，军校不要了。”
“为啥啊？不是考得挺好吗？”
“说是他爷爷有问题，是个黑户，来路不明！”
“我就说嘛，那老头子神神叨叨的，不像个正经人。八成是年轻时候犯了啥事，逃到咱们这儿来的。”
“可怜那孩子了，被这么个爷爷给耽误了。”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割在我的心上。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饭，不说话。我恨那些嚼舌根的人，我甚至开始有点恨我爷爷。为什么他不能像别的爷爷一样，有个清清白白的身份？为什么他要给我这么一个解不开的谜，让我的人生变成一个笑话？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听见爷爷在院子里一声接一声地叹气。那叹气声像一把钝刀子，在我的心上慢慢地割，不疼，但难受得紧。
然后，我听见了一阵奇怪的声音，是铁器和泥土摩擦的声音，“咔嚓、咔嚓”，一下又一下，很有力，很沉闷。
我悄悄爬起来，从门缝里看出去。月光惨白惨白的，照在院子里，像撒了一层霜。我看见爷爷正拿着一把锄头，在他平时堆放柴火和农具的猪圈角落里，一下一下地用力挖着地。
他驼着背，每一次抬起锄头，都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汗水湿透了他后背的衣服，在月光下泛着光。
他挖得很深，很用力，好像要把心里的什么东西全都挖出来。我以为他气疯了，在半夜刨地发泄。我就那么看着，一动不动，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他挖了差不多半个钟头，锄头好像碰到了什么硬东西，发出一声闷响。他扔下锄头，跪在地上，用手往外刨土。
过了一会儿，他从坑里抱出了一个东西。那东西用好几层厚厚的油布包着，黑乎乎的一大坨，看起来很沉。
他抱着那个东西，坐在坑边，像抱着一个孩子。他就那么坐着，在月光下，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第二天早上，我被他从床上拉了起来。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丝，像是整夜没睡。
他换上了一件压在箱底的、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了最上面一颗，勒得他脖子上的青筋都冒了出来。
他手里提着那个从地里挖出来的东西，用一块破布包着，看不清是什么。
他对我说：“石头，跟爷去县里。”
我不想动，我觉得我的脸都丢光了，不想再出去见人。我说：“去干啥，去丢人吗？去了也没用。”
爷爷的力气出奇地大，一把将我从床上拽了起来。他的声音很硬，不容反驳：“去！”
我被他拽着，吼道：“我不去！去了又能怎么样！他们都说你是逃犯！你去自首吗？”
爷爷的身体猛地一震。他回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伤痛。他一字一句地说：“爷不是逃犯。”
他拉着我的手，力气大得像一把铁钳。“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爷今天就让你看个明白。死，也要死个明白！”
我们坐着村里李二叔的拖拉机去的县城。拖拉机“突突突”地响，像个得了肺病的老头在不停地咳嗽。一路颠簸，扬起的尘土呛得人睁不开眼，也说不出话。
我一句话也不想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这趟拖拉机，前路不明，颠簸不堪，而且看不到头。
到了县武装部那栋气派的大楼前，两个站岗的哨兵把我们拦住了。他们穿着笔挺的军装，腰杆挺得像两杆枪，眼神像鹰一样锐利，扫在我们身上，让我觉得很不自在。
其中一个问：“干什么的？”他的声音很洪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爷爷抱着他那个破布包，仰着头，说：“找你们领导。”
哨兵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目光在我们身上那满是补丁和泥土的衣服上停留了很久。他说：“有预约吗？”
爷爷摇头。
哨兵的脸立刻就冷了下来，像冬天的冰。他说：“没有预约不能进。去那边街角的信访办登记，有事去那里反映。”说完，他就不再理我们，眼睛看着前方，好像我们是两团空气。
我们就站在大门口的太阳底下。太阳烤着柏油路，冒着白花花的热气。汗水顺着我的额头往下流，流进眼睛里，又咸又疼。
我拉了拉爷爷的袖子，小声说：“爷，咱回去吧，没用的。人家说得很清楚了，这是规定。大不了我复读一年，考别的大学，不当兵了。”
爷爷没理我，他就那么站着，背驼得更厉害了，但两条腿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地上，一动不动。他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威严的铁门，眼神执拗得像一头牛。
不知道站了多久，我的腿都麻了，感觉快要中暑。一辆黑色的轿车从里面缓缓开了出来。
爷爷像是突然活了过来，猛地冲了上去，张开双臂拦在了车前。
车子“吱”的一声急刹车，轮胎在滚烫的地面上划出两道黑印，停在了离爷爷不到一尺的地方。
两个哨兵吓了一跳，赶紧跑过来拉他，嘴里喊着：“你这老头不要命了！快让开！”
爷爷死命地扒着车头，不肯松手。他的力气大得吓人，两个年轻力壮的哨兵一时竟拉不开他。他对着车里喊：“当官的！我要见你们当官的！”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男人，肩膀上扛着两杠两星。他国字脸，眉毛很浓，一脸怒气。他就是赵部长。
他呵斥哨兵：“怎么回事？”
一个哨兵敬了个礼，报告说：“报告部长，这两人没有预约，非要闯进来，现在还拦您的车。”
赵部长看着我们，像在看两只碍眼的苍蝇。他的目光在我们破旧的衣服上扫过，眉头皱得更紧了。
“老人家，”他开口道，声音很生硬，“有什么事去信访办，那里有人接待你们。不要在这里胡闹，影响我们办公！”
我羞得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跑过去拉爷爷：“爷，咱走吧，别闹了！求你了！”
爷爷一把甩开我。他看着赵部长，眼睛里没有一点胆怯。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孙子，石石头，考了692分，体检面试都过了，你们凭啥不让他上军校？”
赵部长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想到这个衣衫褴褛的农村老头说话这么有底气。他打量了爷爷几眼，似乎在回忆什么。
他问旁边的警卫员：“石石头？就是那个政审有问题的学生？”
警卫员点头：“是的，部长。”
赵部长挥了挥手，对哨兵说：“让他们进来。”
我们被带进了那栋大楼。办公室很大，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赵部长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我的档案。
他看着档案，又看看我，叹了口气：“老人家，不是我们不收，是规定。”
他指着档案上的一行字，对爷爷说：“你看看，石老栓，籍贯不详，档案空白。这在政-审里，是绝对过不了的。我们部队，要的是身家清白的人。”
我感觉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我低下头，准备拉着爷爷离开这个让我难堪的地方。
爷爷却没动。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赵部长，声音很平静，却像一块石头砸在水里。
他说：“背景不清？……是啊，我都快忘了我是谁了。”
说完，他把自己一直抱在怀里的那个破布包，放在了光亮的办公桌上。他解开布包，里面是一个生了锈的铁盒子。
他用那双满是老茧和泥土的手，拨开了铁盒上的插销。
“哐当”一声。
他把盒子砸在了桌子上。
赵部长皱着眉，看着这个脏兮兮的铁盒子，心里的不耐烦已经快要溢出来了。
他每天要处理的文件堆得像山一样高，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人。
于是，他本能以为这又是一对走投无路，想用什么老家当来博取同情的父子。
“老人家，”他清了清嗓子，准备下逐客令，“我们部队有纪律，不兴这一套。你的困难我们理解，但……”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爷爷的动作打断了。
爷爷没给他机会，直接用颤抖的手掀开了铁盒的盖子。
那插销因为生锈，卡得很紧。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指甲都翻了起来，渗出了血丝。
“咔”的一声轻响，盖子松开了。
然而，在里面的东西露出的那一刻，赵部长的目光彻底凝固了：
“你...你...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