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着陆”是什么鸟？孙玉良：在枯枝上栖息的“惊弓之鸟”

文｜孙玉良

“平安着陆”一词，在特定语境中褪去了航空术语的朴素外衣，被赋予了一种诡谲而沉重的隐喻。它所指的，并非字面意义上平稳降落的飞行器，而是某些曾行差踏错、甚至触犯法网之人，竟能侥幸避开追惩，在看似正常的轨迹上捱至生涯终点，最终以“寿终正寝”的表象谢幕。这“着陆”之“平安”，实则是罪恶未曾清算前的片刻苟安，是悬于命运刀锋之上的虚假平静。这只“鸟”，羽翼沾满污渍，鸣叫带着颤音，它飞越的不是晴空，而是晦暗的伦理峡谷。

“南博案”越挖越深，徐湖平勾连的社会关系，许多人已经被悼文“盖棺论定”了，还被人挖出来质疑，不由让人想起来“平安着陆”这个词。许多为公家干事的，在职时并不干净，过着“台上冠冕堂皇，台下男盗女娼”的表演戏日子。退休后失去了权势，最大的愿望就是图个“平安着陆”。他们的这种“理想”根植于一种扭曲的侥幸心理：或自恃手段高明，痕迹抹除得天衣无缝；或依仗盘根错节的庇护，相信“法网恢恢，疏而有漏”；或将赌注押在时间流逝带来的证据湮灭与记忆模糊上。他们以精密的算计，试图将“犯罪”与“后果”之间的因果链条强行拆解，幻想打造一艘能渡过忘川、抵彼岸却不必付出船资的贼船。

从古代巨蠹和珅在乾隆朝权倾一时、富可敌国，到现代一些腐败分子在退休数年后方才案发，其间无不弥漫着这种“或许能躲过去”的侥幸烟雾。徐湖平已经八十多岁了，耄耋之年，身体状况又不好，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平安着陆”寿终正寝。然而，这侥幸现在成了沙上筑塔。正义的追索或许因时势、证据、阻力而迟延，但其内在动能并未消散，反而可能随时间沉淀得更为冷峻、坚韧。东窗事发与否，常系于一方当事人无法掌控的偶然，一纸旧账本的浮现，一个共犯的崩溃，一次次不屈不挠的举报，甚或是一次毫不相干的系统整顿。将个人命运的“平安”寄托于如此脆弱的或然性之上，不啻将灵魂悬于发丝，其下即是万丈深渊。

可以想，即便司法利剑暂时未曾落下，只要做了那些腌臜事，退休后的岁月也绝非真正的安宁。每一阵敲门声，都可能幻化为手铐的撞击；每一次人事变迁，都可能牵动惊恐的神经；每一场风暴式的反腐行动，都会让其重温梦魇。唐朝李林甫“偃月堂”中构陷无数，自己亦在“一夕三迁”的恐惧中病死；明代严嵩倒台后寄食墓舍，在举世唾骂与极度恐慌中凄然离世。所谓“寿终正寝”，往往只是生理机能衰竭的表象，其精神世界可能早已在漫长岁月里被无声的惊惧啃噬得千疮百孔。这种“瑟瑟发抖下的寿终正寝”，绝非福祉，而是一种更为缓慢、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刑罚。它剥夺了内心的平和，玷污了为人的尊严，扭曲了人生的意义，使余生沦为一座没有栅栏却步步荆棘的内心牢狱。清人赵翼喟叹“多少平生涕泪处，最难消息到来时”，正是这种悬而未决之恐惧的千古回响。

更深层看，“平安着陆”现象若被默许甚至偶有“成功”先例，其对世道人心的腐蚀远超个体命运。它践踏了“罪罚相当”这一社会赖以稳定的因果基石，向公众传递出“权力或运气可凌驾于法则之上”的致命错误信号。当作恶者可能“笑到最后”的阴影投射于社会舞台，便会在无形中削弱制度的公信力，挫伤良善者的守法信念，甚至催生新的效尤者。一个健康的社会，其文明底线在于让罪恶暴露于阳光之下，接受法律的审判与道德的谴责，而非任由其在阴影中悄然“着陆”，无论这“着陆”看似多么“平安”。北宋蔡京在流放途中百姓拒售饮食饥渴而死，其罪恶在阳光下无所遁形，公义得以彰显，这本身即是社会自我净化能力的体现。

平安着陆是什么鸟？它或许是一只羽翼沉滞、目光游移的惊弓之鸟，栖息的并非祥瑞之木，而是即将被正义雷霆劈开的枯枝。它所代表的侥幸，是人类理性与道德之舟在欲望暗流中最危险的倾侧。真正的平安，从来无法在掩盖罪恶的流沙上建立；真正的寿终正寝，其前提是灵魂的坦荡与一生的清宁。历史与逻辑的终审法庭总会到来，或早或迟。而对于行走于世间的每个人而言，与其将命运寄托于“平安着陆”的侥幸，不如让每一步都行走在光明正大之途，那才是唯一可靠、能让我们内心真正安宁的“着陆场”。毕竟，在心灵的无边法庭上，所有的罪状早已陈列，所有的侥幸皆为徒劳，唯一的救赎之路，始终始于对罪愆的直面与忏悔，而非终于东窗未发时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