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明楼原型，中共史上唯一五重间谍，晚年却十分凄惨！

近年来，谍战题材电视剧《伪装者》以其精良的制作和紧张的剧情，俘获了亿万观众的心。

剧中由演员靳东饰演的“明楼”，沉稳睿智、运筹帷幄，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偶像。

他身兼汪伪政府要员、国民党军统特工和中共地下党三重身份，在波谲云诡的上海滩，以一己之力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

其实“明楼”并非纯然虚构，其核心原型，正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情报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传奇人物袁殊。

与剧中“三重身份”的设定相比，真实历史中的袁殊，其身份之复杂、潜伏之深、经历之传奇，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被后世研究者冠以“五重间谍”的称号，其身份涵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中统、国民党军统、日本情报机构、汪伪政权，甚至还与上海滩的青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乱世浮萍

关于袁殊的出生信息，史料中存在一些细微的出入。多数较为权威的资料，包括其传记和官方媒体报道，均指出袁殊于1911年3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的一个书香门第。

他的父亲袁晓岚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曾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为此甚至不惜散尽家财。

然而，父亲的革命热情并未给家庭带来稳定的生活。

由于父亲将精力与财力尽数投入革命事业，且因个人原因对家庭较为冷漠，导致袁殊的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家道中落。

年幼的袁殊不得不随母亲贾氏（一说董仁慧）离开故土，辗转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谋生。

在上海，他度过了一段贫苦的童年，甚至有过在店铺当学徒的经历。这种从“官宦之后”到“城市贫民”的巨大落差，让他过早地体味了人世的艰辛与社会的不公，也磨砺出他坚韧、早熟的性格。

文艺青年成了革命人士

尽管生活困顿，袁殊却并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求。他凭借聪颖与勤奋，在上海立达学园完成了学业，并逐渐在文化界崭露头角。

上世纪20年代末，他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成为一名活跃的文艺青年。他不仅参与创办了《文艺新闻》，还发表了大量文章、翻译了许多国外文学作品，与鲁迅、夏衍等左翼文化名人均有交往。

1929年，袁殊获得了赴日留学的机会，进入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后又在早稻田大学深造。

在日本期间，他亲身感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和社会内部的压抑气氛，这让他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有了更深切的忧虑。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

同年，袁殊从日本回国，满怀报国热情的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直接安排进入中共最核心的情报保卫部门中央特科工作。

他的直接领导，便是中共情报史上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潘汉年。

潘汉年看中的，正是袁殊身上那种独特的复合型人才特质：他既是熟悉日本情况的“日本通”，又是混迹于上海新闻界和文化圈、具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交际家”。

潘汉年指示他，要利用记者的公开身份，广泛结交国民党上层及社会各界名流，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为党搜集重要情报。

从此，袁殊的人生轨迹彻底转向，他收敛起文艺青年的锋芒，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面具，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甚至更久）的“伪装者”生涯。

五重面具

袁殊如同一个技艺高超的走钢丝者，在五个看似完全对立的阵营中穿梭自如，每一个身份都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掩护和获取情报的渠道。

袁殊自1931年加入中共中央特科起，他始终牢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初心与使命。

他的一切行动，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荒诞、多么“亲日”或“亲国民党”，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为中共的革命事业服务。

他的单线联系人主要是潘汉年，所有获取的关键情报，都会通过这条绝密的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往延安。这个身份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也是支撑他在黑暗中前行的唯一光亮。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袁殊遵照组织指示，积极寻找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机会。

1932年，通过其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表兄贾伯涛的引荐，他成功结识了时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中统头目吴醒亚。

凭借出色的交际能力和新闻记者的身份，袁殊很快获得了吴醒亚的信任，被任命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实际上是为中统搜集情报。

这一步，让他成功地在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之一的中统内部挂上了号，获得了第一张合法的“护身符”。

袁殊的能力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另一个更为强大的特务机构，军统的注意。然而，他与军统的渊源却始于一次被捕。

1935年，因“怪西人案”受牵连，袁殊被军统上海站逮捕。在狱中，他沉着应对，不仅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反而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关系以及对日本情报的了解，成功引起了军统高层的兴趣。

出狱后，他被军统上海区区长王新衡看中，并最终被引荐给了军统的最高头目戴笠。

戴笠对这位既懂日文、又在上海滩吃得开的“人才”颇为赏识，亲自批准他加入军统，并授予他少将的军衔。

戴笠希望利用袁殊与日本人的关系，反过来为军统搜集日方情报。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重令人炫目的身份，那便是军统少将。这让他得以在国共两党的情报系统中同时“履职”，为他后续的情报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袁殊所有身份中最具争议性、也最具价值的，莫过于他与日本情报机构的“合作”。

早在1931年，尚在日本留学的袁殊就结识了日本外务省的著名情报头目岩井英一。

回国后，他一直与岩井保持着联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岩井英一在上海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并邀请袁殊加入。

随着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袁殊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凭借与日本人的良好关系，他被安插进汪伪政权，担任过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一系列显赫职务。

这些高官身份，为他接触汪伪核心机密、观察日伪高层动态提供了绝佳的视角。

与此同时，为了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站稳脚跟，袁殊还利用关系拜入了青帮大佬曹幼珊的门下，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同辈，成为了青帮“通”字辈的成员。

青帮的背景使他在处理许多黑白两道都棘手的问题时游刃有余，也为他的情报工作和人员掩护提供了另一重保障。

至此，袁殊集中共特科、中统、军统、日伪、青帮五重身份于一身，构建起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复杂情报网络。

惊心动魄

凭借着这五重面具的掩护，袁殊在长达十余年的潜伏生涯中，为中共、为抗日战争、乃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世界局势扑朔迷离。当时，苏联对于德国是否会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判断不定，在远东地区陈兵百万，以防备日本关东军的进攻。

身在“岩井公馆”的袁殊，通过与岩井英一等日本高层情报官员的接触，敏锐地捕捉到了德、日、意三国轴心内部的战略动向。

他综合各种信息，准确判断出德国即将在6月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而日本的战略重心将是“南进”太平洋，而非“北上”进攻苏联。

这一石破天惊的情报，被袁殊立即通过潘汉年系统上报给延安，并由中共中央紧急转告给了苏联方面。

据称，这份情报比苏联潜伏在德国的著名间谍佐尔格的情报还要早。它让斯大林下定决心，将部署在远东的数十万精锐部队迅速调往西线，投入到莫斯科保卫战中，为最终粉碎德军的进攻、扭转二战的整个战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说，斯大林为此曾亲自致电表扬了这位来自中国的无名英雄。

晚景凄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袁殊被安排在中央军委联络部、中央情报总署等部门工作，继续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智。

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1955年4月，他的老上级、老战友潘汉年因所谓的“内奸”问题被秘密逮捕。作为潘汉年情报系统中最重要的一员，袁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株连。

同年，袁殊也被投入监狱，开始了漫长的审查和牢狱生涯。他被指控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曾经那些为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特殊身份，此刻都变成了套在他身上的沉重枷锁。

他最初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在刑满释放之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又被重新收监，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从1955年到1982年，袁殊在监狱和劳改农场中度过了整整27年，他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就这样在铁窗之后被无情地消耗。

直到1982年，随着潘汉年案的彻底平反，已经年逾古稀的袁殊才终于洗刷了不白之冤，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他被安排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担任研究员，享受正局级待遇，并分到了住房。

然而，二十七年的牢狱之灾，早已摧毁了他的家庭。他的第二任妻子端木文琳，因丈夫的突然“失踪”和长期的政治高压而担惊受怕，最终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他的子女们也在他蒙冤的岁月里，与他长期分离，关系疏远。

当袁殊走出高墙，迎接他的不是家人的温暖，而是一个支离破碎、再也无法复原的家庭。他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孤苦的最后岁月

平反后的袁殊，晚年生活极为凄惨。长期的牢狱生活和精神折磨，彻底摧垮了他的健康。他患上了严重的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口齿不清。

他的精神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时常陷入混乱，记忆错乱，甚至会无法自控地嚎啕大哭。

对于这位曾经在刀尖上跳舞、心理素质超凡的王牌特工来说，这种身心的双重摧残，无疑是最大的折磨。

他在日记中曾痛苦地写道：“长寿对于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反倒是罪孽了。”

经济上，虽然组织上给予了一定的生活待遇，但对于一个疾病缠身、无人照料的孤寡老人来说，生活依然拮据。

他曾得到一些昔日文化界老朋友（如姜椿芳、楼适夷等）的看望和资助，原单位也曾派人送来生活补助费，但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晚年的困境。

他孑然一身，曾想过找个老伴，但未能如愿；也曾希望子女能来同住，但因其情绪问题而未果。

他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有客人来访时，他会颤抖着拿出党组织为他平反、证明其清白的证明文件，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他没有辜负国家。

1987年11月14日，袁殊在家中不慎跌倒，导致骨折，并发肺部感染，被送往解放军309医院抢救。

11月26日，这位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一生的传奇特工，在病床上孤独地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