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往哪走，曾有不少地方可选，为何一定去陕北，哪两个原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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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深秋，八万多红军将士背着简陋的行囊，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征途。

他们身后是数十万国民党精锐的围追堵截，空中有敌机盘旋轰炸，眼前是雪山、草地、无人区等生死考验。

可让人疑惑的是，当时中国大地广袤，西可入川、南可进滇、东可折返，红军为何偏偏要往贫瘠的陕北走？

这条看似偶然的选择背后，是早有谋划，还是命运安排，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博弈与转折？

如果您想知道的，欢迎先点个关注。

1934年的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早已势在必得。在前四次“围剿”接连失利后，他集结了一百多万大军，还特意制定了“滚筒”战术

那就是国民党部队以每日数里的速度，缓慢收缩包围圈，像铁桶一样把红军困在中央苏区。

当时毛主席尚未重新掌握红军指挥权，红军在之前反“围剿”中积累的信心，让领导层决定正面硬刚国民党军。

可这一次，敌人的兵力和装备优势远超以往，红军的防线不断被突破，离开中央苏区，成了当时唯一的出路。

最初，博古和李德把突围后的目的地定在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因为那里有红2、红6兵团驻守。

距离中央苏区直线距离不过几百公里，若是能顺利会合，两支队伍合兵一处，或许能重新开辟一片根据地。

这个计划听起来稳妥，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实在是太容易被猜到，所以红军刚一突围，蒋介石就看穿这个意图，调遣重兵在红军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

湘江战役成了这次错误决策的惨痛代价，七万多红军在战火中冲过湘江，可惜浩浩荡荡的队伍只剩下三万多人，近四万将士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

可即便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博古和李德依旧没有改变主意，还想继续往湘鄂川黔根据地走。

当时红军士气低落，弹药匮乏，而蒋介石早已在前方重新布好了伏击圈，再往前走，恐怕就是全军覆没的结局。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毛主席站了出来，提出放弃前往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计划，改向贵州进军。

这个提议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贵州山高路险，经济落后，谁也不确定那里是不是另一个“绝境”。

可毛主席的理由很充分，那时贵州是国民党军布防的薄弱地带，而且放弃原定计划，能让蒋介石之前的部署全部落空，红军也能从被动逃跑变成主动寻找生机。

最终，周总理等人都支持了这个提议，红军调转方向，朝着贵州进发，这才暂时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

进入贵州后，红军先是解放了黎平，又在猴场会议上确定了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的计划。

1935年1月，红军成功拿下遵义，在这里召开了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

会议上，大家批判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时候的红军，终于有了一位能看清战局、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的领路人。

可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因为蒋介石很快集结了各路军阀，想把红军困在遵义一带。

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率领红军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4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可当红军从遵义北上，走到土城时，遭遇了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北上的缺口没能打开。

毛主席立刻调整计划，指挥部队一渡赤水，来到云南扎西休整，等待渡江的时机。

蒋介石一看红军到了扎西，又赶紧把兵力往长江沿线调集，想阻止红军渡江。

毛主席见状，再次改变策略，率领红军二渡赤水，杀了个回马枪，重新占领遵义，还趁机消灭了敌军两个师，补充了弹药和粮食。

这一下，蒋介石彻底被激怒了，又调兵往遵义追来，可等国民党军赶到时，红军早已三渡赤水，朝着金沙江方向而去。

蒋介石以为红军这次是真的要北渡长江了，赶紧下令加强长江防线，还得意地等着红军自投罗网。

可他没想到，毛主席用了一招声东击西，红军并没有渡江，而是四渡赤水后，直奔贵阳而去。

当时贵阳是蒋介石的临时指挥部，可他把大部分兵力都调去防守长江了，贵阳城内兵力空虚。

得知红军杀向贵阳，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向云南的龙云求救，让他派兵来贵阳解围。

龙云不敢怠慢，立刻调派云南的兵力驰援贵阳，可他刚把兵派走，就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红军根本没打算攻打贵阳，而是趁着云南兵力空虚，朝着云南方向进军。

龙云这下慌了神，云南是他的地盘，若是被红军占领，他就成了光杆司令。无奈之下，他只能把驻守金沙江的部队调回来防守云南，而这正是毛主席想要的结果。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渡口，龙云把部队调走后，防守瞬间空虚，红军兵分三路，在绞车渡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国民党围追堵截。

此时的红军，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接下来该往哪里去？

当时红军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四川，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要么继续北上，寻找新的落脚点。

毛主席没有急着做决定，而是带领红军继续前进，一边行军，一边观察战局的变化。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4方面军胜利会师。两支红军队伍会合，原本是件大喜事，可张国焘却提出了南下的计划，想在四川、西康一带发展。

毛主席坚决反对，因为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东三省，还发动了华北事变，北方成了抗日前线，若是红军留在川西，就成了抗日的大后方，无法直接参与抗日斗争。

而且川西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粮食匮乏，不利于大部队长期驻扎，但张国焘坚持南下，红军只能兵分两路。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选择走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那时没有足够的粮食，只能吃草根、煮皮带，晚上就靠在大树下取暖。

很多战士因为饥饿、寒冷和疾病，永远倒在了草地上，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没有放弃，朝着北方坚定地前进。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抵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一件偶然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当时红军侦察连抓获了国民党军鲁大昌的一个少将副官，连长梁兴初在搜查他的物品时，发现了几份报纸——《大公报》和《山西日报》。

就是这几份看似普通的报纸，给红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那里面写了什么呢？

报纸上详细报道了国民党军围剿陕北红军的情况，还提到刘志丹在陕北创建了根据地，红军在那里已经发展到五万多人，占据了六座县城。

在此之前，中央红军虽然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可由于长期与外界失去联系，加上反“围剿”斗争的残酷，大家都以为陕北根据地早就被国民党军摧毁了。

战士都兴奋不已，毛主席仔细阅读了报纸，还找来中央红军中来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贾拓夫，向他了解陕北的具体情况。

贾拓夫告诉大家，陕北百姓生活艰苦，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的压迫，迫切希望革命，而且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在当地威望很高，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十分牢固。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出决策，指明红军最终的前进方向。

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去会合红军兄弟去。陕甘地区是抗日前线，要去抗日前线，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当战士们看到镇子里墙上写着的红色标语时，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党中央立刻派贾拓夫，带着电台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很快红军胜利会师，此后中央红军改编为红一军团，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后，立刻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围剿红军。

中共中央一方面通过几次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在陕北的地位，一方面主动派人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系，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本身就反对内战，希望能抗日救国，经过多次沟通，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秘密条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周总理亲自前往西安，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大门被打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万里长征正式结束。

此后十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一直驻扎在延安，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道道重要的命令从延安发出，指引着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胜利，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之所以能成为红军的落脚点，不仅仅因为这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

更因为这里是抗日前线，是能让红军扛起民族大义、带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

如今，长征精神依旧激励着中国人，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要敢于坚持、勇于探索；在面对选择时，要站在历史和人民的角度，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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