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脸与王昭君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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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的画像——伴随几代人记忆的“鞋拔子脸”，悄然从教材隐退，换成了圆润方颐的正容。

说起那幅长下巴画像，其真伪不难辨析。除了在《蓝精灵》里，现实中谁见过这般长相？而古代帝王多有“异相”：舜目重瞳，刘备垂手过膝，刘邦七十二黑痣……这类形象何以产生？

事实上，这类画像本意并非“丑化”，而是“神化”。在传统相术里，长下巴乃“龙相”之征——天地相朝，额阔颐丰。有了这个长下巴，朱元璋就具备了“神性”。

▲朱元璋改变后和改变前的画像（图片来源：成都商报）

这正是中国文人画的妙处：笔下所绘，往往意在画外。而我们今天讲的，也是一幅画的“画外”故事。

（一）画师的笔，还是文人的心？

如果说朱元璋的“异相”是权力对容貌的塑造，那么王昭君的形象，则承载了文人对命运的慨叹。

王昭君生于湖北秭归，虽长在荒村僻壤，却因殊色难掩，仍被选入汉宫。以她这般容貌，本应早得君王眷顾，不料入宫数年，连汉元帝的面也不曾见过。

▲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王昭君故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元帝下诏遴选五名宫女。昭君在深宫中早已心灰，索性自请远嫁。

宴请单于的酒宴上，五位佳人盛装出见，只见昭君一人光彩照人。《汉书》形容她：“光照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

汉元帝在席上看得怔住，心中顿生悔意。奈何天子一言九鼎，终究不好反悔，只能目送她跟随呼韩邪单于翩然而去。

▲汉宫宴席上昭君出场（AI制图）

这个故事在后世又衍生了另一个版本。据说当时有位宫廷画师毛延寿，专为宫女绘像。汉元帝后宫佳丽数以千计，天子无暇一一亲见，只能像翻菜谱那样翻画册。

轮到王昭君时，毛延寿向她索贿，却遭拒绝。毛延寿笔锋一转，将昭君绝色画成平庸：明眸减了光彩，秀眉失了风致。

直到饯行宴上惊鸿一瞥，真相才如惊雷炸响。天子一怒之下，毛延寿人头落地。而错失明珠的汉元帝，最终恹恹成疾，一病不起——一幅画，一支笔，改写了三个人的命运。

▲毛延寿的故事出自《西京杂记》，是东汉形成的笔记小说（图片来源：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这故事实在太像今天的“爽文”——王昭君恐怕已被后世文人强行“附体”，成为了他们“怀才不遇”的代言人。

“臣妾”一词，本就暗含着“臣”与“妾”之间命运相通：都需仰仗君王的垂青。怀才不遇，根源是“君王失察”；君王为何失察？自然是因为有毛延寿这般奸佞小人。

于是此后两千年，王昭君渐渐褪去血肉，凝成一个文化符号。李商隐笔下“紫台西去朔云深”，李白诗中“丹青能令丑者妍”，一代代文人将自身心境浇注其中，塑造出一个永远面向汉宫、泪湿琵琶的怨女形象。

但事实并非如此。王安石诗“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即昭君之风采绝非毛延寿一介宫廷画师能画出来的。更何况昭君不是一粒尘埃，任凭命运之风从秭归吹向长安，又从长安卷向漠北——史书明载，出塞是她自己的选择。后世文人总有意无意地模糊这一点。

▲埋葬汉元帝的渭陵（图片来源：西安发布）

王昭君以她的性格与胆识，选择了一条更开阔的路。阴山再寒，寒不过冷宫寂寂，大漠无垠，远阔于深院高墙。

于是，她随着和亲的车马，缓缓走出长城，越过阴山，最终融化在蓝天碧草间。我们不知道她何时香消玉殒，只知道她被葬在河套以北，一片黄沙，墓草青青。杜甫有诗凭吊：“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呼和浩特昭君墓，传说秋冬万物凋零之际，唯有昭君墓上草木常青，故名“青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匈奴，王昭君被称为“宁胡阏氏”——这不仅是封号，更是她一生的注脚。当文人还在描摹她琵琶上的幽怨时，她早已用远见与勇气，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和平的桥梁。历史总会记得，那个主动走向辽阔的女子，为后人带来的交融与安宁。

（二）穿越风沙的公主们，她们真的都在哭吗？

说罢王昭君，我们不妨再谈谈其他的和亲公主。

与出身宫女的昭君不同，那些出身皇室贵胄的金枝玉叶，一朝辞别故国，面临的心理落差与身份转变更为剧烈。

也正因如此，在文人的诗笔下，她们的身影常与昭君化作同一个命定的符号：红妆踏出玉门，青春没入风沙，后半生永无归期。

▲和亲队伍（AI制图）

公主们是否心怀“幽怨”，其实很难一概而论。公主的婚嫁，与世间寻常女子并无不同——姻缘有幸与不幸，娘家有强有弱，这本是常态。然而一旦披上“公主”这层外衣，寻常的婚嫁便注定被赋予文化想象，成了承载家国叙事的符号。

有幽怨的，比如说宁国公主。安史之乱烽火连天，大唐山河飘摇，肃宗为求回纥出兵，只得将公主送入塞外。父亲为女儿送行的时候不断安慰，女儿哭道，“国方多事，死不恨”，千载之后读之怆然。

当然也有反例。比如文成公主入藏深受礼遇，其墓志铭称“远嫁异域，终化一方”，何来悲戚之态？

实际上，和亲远不止是“公主出嫁”。早在汉代，娄敬提出和亲之策时，便明确规划了“适女”“送厚”与“风喻以礼节”三位一体的战略——出嫁时带着厚礼后仪，这是一场体系化的文化输出。

想做到这点光靠公主一人显然不够。唐太宗嫁文成公主时的嫁妆包括“医治四百二十四种疾病之药，一生足用之衣料，各色绫罗二万匹”以及“堪使蕃王见而惊奇”的“狮凤宝树”纹金丝缎。

▲布达拉宫壁画展现了松赞干布时期为文成公主修建红山宫的场景。（图片来源：布达拉宫微信公众号）

汉代解忧公主带“媵婢二十五人，作儿伴侣”，连奶妈都跟过来了，加上太监、医生、工匠、厨师、马夫、乐手，恐怕公主周边的环境，不会与甘泉宫相差太多。后来解忧公主的陪嫁丫鬟冯缭嫁给了乌孙将军，她随解忧公主归汉后又请缨返回乌孙，显然已把那边当第二故乡了。

▲电视剧中解忧公主的和亲车队。（图片来源：电视剧《解忧公主》截图）

由此可见，后世文人笔下那些深锁愁眉的公主形象，或许更多是寄寓了自身的际遇与感慨。真实的和亲故事里，有泪水，也有新生；有离愁，亦有人在风沙中扎下根来，把他乡活成了故乡。

历史笔锋从不止是勾勒真实——无论是朱元璋被刻意拉长的下颌，还是王昭君被泪水浸湿的琵琶。帝王要异相确立天命，文人需红颜寄托情怀。那些被层层涂抹的容颜与命运，或许都曾为某种目的服务。然而，当我们在时间的风尘中，轻轻剥落那些伪装，总会触碰到历史深处，那具属于人的、真实的骨骼。

此时我们就能看见：那些主动或被动走进辽阔命运的人们，早已越过丹青的虚构，成为历史本身无声而真实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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