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郑洞国回忆录》《铁血儒将郑洞国》《中国国民党将领在大陆》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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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冬天,北京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早。
水利部办公楼前,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站在风雪里,手中攥着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信纸已经被翻看了很多遍,边角都起了毛边。
这个人叫郑洞国,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
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在长城古北口与日军血战两个月,在台儿庄战役中立下战功,在缅甸战场上指挥中国驻印军收复失地。
1948年10月,在长春的关键时刻,他选择了脱离国民党阵营。1952年6月,经组织安排,他来到北京担任水利部参事。
信是妻子陈碧莲从上海寄来的。短短几行字写道:北京太冷了,她受不了那边的气候,决定留在上海。信的末尾,她提出了离婚。
这个在战场上身经百战的军人,此时站在风雪中久久没有动作。
一年前,当他准备举家北上时,陈碧莲就表示不愿离开上海。
当时他以为只是暂时的分离,妻子总会改变主意。如今这封信,彻底打碎了他的期望。
雪越下越大,办公楼前的梧桐树枝被压得微微弯曲。远处传来自行车铃声,几个同事骑车经过,跟郑洞国打招呼。
他机械地点点头回应,目光却依然落在那封信上。北京的冬天确实很冷,可他从东北战场上下来,什么样的严寒没见过。
他慢慢把信叠好,放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转身走进了办公楼。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很快就被新落下的雪花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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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埔军人的军旅生涯
郑洞国1903年1月13日出生在湖南石门县磨市镇商溪河畔南岳寺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手艺在十里八乡都有些名气。
母亲陈英教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郑洞国排行最末。家中有祖房十余间,田地三十亩,在当地算是小康之家。
郑洞国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开始读书,先读《论语》,后进私塾熟读《四书》《五经》。
1917年,14岁的郑洞国转入石门中学附属小学,开始接触西式教学。
由于此前没有接触过西学,学习一度相当吃力。就在这一年冬天,他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覃腊娥比郑洞国年长8岁,性格温和贤惠。
虽是包办婚姻,两人婚后感情却出奇地好。覃腊娥深知丈夫志在四方,从不阻拦他的求学和从军之路,只是默默在家侍奉公婆,照顾家务。
婚后几年,她先后为郑洞国生下一女二子。每当郑洞国在外征战,覃腊娥就在家里守着老人和孩子,再苦再累也从不抱怨。
1919年春天,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偏僻的石门县城,也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参与查抄、抵制日货的斗争。
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
郑洞国欣然前往应试,顺利被录取。他满怀期待地赶往长沙报到,却赶上湘鄂两省军阀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只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
1922年,郑洞国从石门中学毕业,到磨市乡小学任教。
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他于1923年再度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在校期间,他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喜爱。
1924年初,一个改变郑洞国命运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面向全国招生。
郑洞国立刻决定南下报考。他变卖了一些家当,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前往广州的漫长旅途。
从长沙到广州,他坐船、换车、步行,整整走了半个多月。
等他赶到广州时,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报名时间已经结束。
郑洞国顿时陷入绝望,他身上的盘缠已经不多,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就没有钱再在广州待下去了。
就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住在湖南会馆的一位老乡告诉他,自己报名时怕考不中,用两个不同的名字报了两次,结果第一次就被录取了。这位老乡愿意把另一个名额让给郑洞国。
这个名额用的名字叫"黄鳌"。郑洞国就这样借用了这个名字参加考试,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和良好的身体素质,顺利通过了笔试和体检,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
入学后的一段时间,每次点名都会出现一个有趣的场景:教官喊"黄鳌"时,郑洞国和那位老乡会同时答"到",引得周围同学哄笑。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郑洞国心里越来越不安。他是个正直的人,冒名顶替这件事让他良心难安。经过几天的思考,他决定向教官坦白。
郑洞国找到自己的教官,详细说明了冒名顶替的经过。
教官听完后,沉默了片刻,说道:"你能主动承认,说明你是个诚实的人。既然你已经通过了考试,说明你有这个能力。改回你的本名吧,这事就算过去了。"
就这样,郑洞国在黄埔军校恢复了自己的真名,成为黄埔一期中唯一一个"冒名顶替"却最终被接纳的学员。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回忆。
1924年10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郑洞国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这个21岁的年轻人,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25年2月,郑洞国随校军东征,在淡水战斗中参加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登城击溃守敌。
在营党代表阵亡后,他临危受命,升任第三营党代表。那场战斗异常惨烈,郑洞国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他自己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战斗结束后,他站在满是硝烟的城墙上,看着遍地的尸体,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1926年3月,郑洞国升任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同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战争。
在攻打福建永定的战斗中,郑洞国率一营官兵担任主攻。
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仅激战半日便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守军打得落荒而逃。
此后东路军主力在梅州地区又围歼了敌军一部主力,郑洞国以一营之众缴获敌人人枪各千余,再立战功。
1926年11月,23岁的郑洞国因功升任团长。这个年纪能当上团长,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消息传回石门老家,覃腊娥为丈夫感到骄傲,也更加细心地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让远在前线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
1927年3月,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在南京胜利会师。
就在此时,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
郑洞国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面对英舰的炮击,他命令所部炮兵坚决回击,表现出了不畏强敌的勇气。
1930年,郑洞国正在中原战场上与敌军激战。一天傍晚,一封电报送到他手中。
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妻子覃腊娥在武汉因患伤寒症不治去世。
郑洞国看着电报,整个人愣住了。他无法相信,那个温柔贤惠、一直在家守着老人孩子的妻子,就这样突然离世了。
他们夫妻感情甚笃,虽然聚少离多,但每次他回家,覃腊娥都会准备一桌子他爱吃的菜,陪他说话到深夜。如今,他甚至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郑洞国当场昏倒。醒来后,他整整三天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战友们轮流来劝慰,都被他拒之门外。这个在战场上从不流泪的铁汉,在妻子去世的消息面前,终于崩溃了。
覃腊娥去世后,郑洞国独身了整整三年。期间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都被他婉言谢绝。
他说:"我对不起腊娥,让她一个人守着家,受了那么多苦。我没资格再去娶别人。"
这三年里,郑洞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中原大战,屡立战功。
1931年底,他升任第2师第四旅旅长。1933年春,他率部参加古北口抗战,与日军血战两个月,成为最早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军队将领之一。
1933年秋,郑洞国奉命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
一天,他前往医院探望生病的同乡肖忠贞。就在医院的走廊里,他遇到了一个提着饭盒的年轻女孩。
女孩穿着淡蓝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容貌清秀,举止优雅。
她看到郑洞国,微微点头致意,然后走进了病房。郑洞国进去后,肖忠贞介绍说,这位是夫人的堂妹陈碧莲,今年17岁。
陈碧莲把饭盒打开,里面是精心准备的饭菜。她一边给肖忠贞盛饭,一边和大家聊天。
她谈吐得体,不时说出一两句英文,显示出良好的教育背景。
郑洞国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心里莫名地被这个女孩吸引。
后来郑洞国了解到,陈碧莲的父亲陈鸿藻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学专业,曾任江西省参议员,后来退出政坛,在广州担任律师,还在中山大学任教,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法律界人士。
陈碧莲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能说流利的英语,还写得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
此时的郑洞国已经30岁,是上校旅长,前途光明。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两人于1933年结为夫妻。
婚礼上,郑洞国穿着笔挺的军装,陈碧莲穿着洁白的婚纱,两人在亲友的祝福声中走到了一起。
【二】抗战岁月中的伉俪情深
婚后的日子,陈碧莲一直跟随郑洞国辗转各地。她从未吃过苦,嫁给郑洞国后,虽然生活条件不错,但也要时常面对战争带来的分离和担忧。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长城各口,郑洞国率部驰援古北口。
战事爆发前,陈碧莲坚持要送丈夫到车站。站台上,郑洞国对她说:"你在后方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陈碧莲强忍着眼泪点头,目送丈夫登上军列,直到火车消失在视线尽头。
古北口之战异常惨烈。日军出动了大量兵力,配备飞机和重炮,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轮番轰炸。
郑洞国指挥第四旅坚守阵地,与日军激战。4月23日,日军向421高地发起进攻,疯狂的日军像波浪一样一波一波冲来。
郑洞国传令:没有命令不许开火。等敌人冲到二三十米处,他突然发出射击命令,阵地上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打得敌人人仰马翻。
那一天,日军发起4次进攻,都被打退。从4月20日持续到25日,郑洞国几乎没有合眼,每天坚守在阵地上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第四旅伤亡过半,但也给予日军重创。
在后方,陈碧莲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消息。她常常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就去打听前线的情况。
当她得知丈夫平安时,悬着的心才放下。等郑洞国从前线回来,她看到丈夫瘦了一圈,胡子拉碴,军装上还有血迹,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郑洞国正在庐山训练团受训,听到消息后立刻返回部队,率第二师参加保定会战。
那段时间,战事频繁,郑洞国常常几个月都见不到妻子一面。
陈碧莲就写信给他,在信中倾诉思念,也鼓励他为国效力。郑洞国把她的信随身携带,每当疲惫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从中获得力量。
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二师参加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他指挥部队与友军配合,重创日军。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双方在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几乎是一寸一寸地争夺阵地。
郑洞国多次亲临前线指挥,险些被敌人的炮弹击中。战役结束后,他因功升任第95军军长。
消息传到后方,陈碧莲既为丈夫的升迁感到高兴,又为他的安危感到担忧。
她在给郑洞国的信中写道:"你现在是军长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保重身体,平安归来。"
1939年12月,郑洞国指挥荣誉第一师参加昆仑关战役。这场战役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郑洞国率部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他与士兵们一起在山地里摸爬滚打,连续攻克罗塘、411高地、界首等重要据点。
12月18日拂晓,部队向昆仑关发起总攻。郑洞国亲临前线指挥,炮弹在身边爆炸,他却毫不退缩。激战一整天,终于攻入昆仑关。
这一仗,中国军队歼灭了日军第21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战役结束后,郑洞国升任新编第21军军长,随后改任第8军军长。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广泛认可,成为抗战中的名将。
1943年秋,郑洞国接到命令,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
这意味着他要前往印度,组织和训练部队,准备反攻缅甸。这次调动对郑洞国和陈碧莲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临行前,陈碧莲为郑洞国整理行装。她把丈夫的衣服一件件叠好,又准备了一些常用药品。
郑洞国看着妻子忙碌的身影,心里满是不舍。他说:"这次去印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一个人在后方要照顾好自己。"
陈碧莲强装镇定地说:"你放心去吧,我会等你回来的。"
郑洞国离开后,陈碧莲常常对着地图发呆。印度离中国那么远,中间隔着喜马拉雅山脉,交通极其不便。
从中国到印度,需要飞越险峻的"驼峰航线",那条航线被称为"死亡航线",不知道吞噬了多少飞机和生命。
几个月后,陈碧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去印度看望丈夫。
家人和朋友都劝她不要冒险,可她坚持要去。她说:"他在前线为国家浴血奋战,我作为妻子,不能只是在后方等待。"
陈碧莲坐上了飞往印度的飞机。驼峰航线名不虚传,飞机在高山峡谷间穿行,气流极不稳定,飞机颠簸得厉害,陈碧莲紧紧抓住座位扶手,脸色发白。
透过机窗,她看到下面是连绵的雪山和深不见底的峡谷,心里暗暗祈祷平安落地。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终于降落在印度。郑洞国得知妻子冒险前来,既感动又责备。
他说:"你怎么这么冒险!万一出事怎么办?"陈碧莲笑着说:"我想你了,就来看看你。"
那段时间,陈碧莲在印度陪了郑洞国一个多月。她看到丈夫每天忙于训练部队,筹划作战方案,常常忙到深夜。
她就在旁边安静地陪着,给他泡茶,帮他整理文件。虽然条件艰苦,但两人在异国他乡的相守,让彼此都感到温暖。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缅北反攻。
郑洞国指挥新一军与美军协同作战,在胡康河谷、孟关、密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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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斗都极其艰苦,部队要在热带雨林中穿行,面对的不仅是日军的顽强抵抗,还有疾病、野兽、恶劣的自然环境。
陈碧莲回到后方后,继续通过书信与郑洞国保持联系。她在信中从不提自己的辛苦,总是鼓励丈夫,告诉他后方一切安好。
郑洞国收到妻子的信,总会认真阅读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好。战友们都知道,郑军长最珍惜的就是妻子的来信。
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在芒友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
这是中国军队在境外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郑洞国因战功卓著,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
9月9日,郑洞国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那一天,他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站在受降现场,心潮澎湃。
十四年抗战,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上,如今终于迎来了胜利。他第一时间给陈碧莲发了电报,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他带着陈碧莲来到上海。
战争结束了,夫妻终于可以安定下来。陈碧莲对上海一见如故,这座城市的繁华和便利让她感到舒适。
她开始学习烹饪,亲自下厨给丈夫做爱吃的菜。
郑洞国也难得有时间陪伴妻子,两人常常在周末一起逛街、看戏,享受着难得的平静时光。
那段日子,陈碧莲以为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她没想到,几年后,命运会给他们的婚姻带来巨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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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春围困与人生转折
1948年3月,郑洞国接到命令,被任命为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政府主席,率部驻守长春。这个任命来得很突然,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
当时郑洞国的胃病复发,疼得厉害,他正打算去北平找医生好好治疗。
接到命令后,他有些犹豫。长春的局势他很清楚,解放军已经占领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长春成了一座孤城。去守长春,无异于接下一个烫手的山芋。
上级反复做他的工作,强调长春的战略重要性,希望他能以大局为重。
郑洞国推辞不掉,只好接下了这个任务。临行前,他对陈碧莲说:"我去长春一趟,争取早点把事情处理好就回来。"陈碧莲点点头,帮他收拾行李。
郑洞国到达长春后,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城内驻守着新七军、第六十军等部队,但士气低落,物资缺乏。
更严重的是,解放军已经对长春形成合围之势,随时可能发动进攻。
1948年5月,解放军完成了对长春的包围。5月24日,解放军攻占大房身机场,切断了长春与沈阳的最后空中联系。长春彻底成了一座孤城,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电台。
到了9月份,守军内部也开始出现思想波动。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多次找郑洞国谈话,暗示继续坚守已经没有意义。
郑洞国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可上级的命令是"坚守待援",他只能咬牙坚持。
10月初,上级突然改变策略,命令郑洞国组织突围。郑洞国接到命令后,立刻召集各军军长开会,部署突围计划。
会上,曾泽生态度暧昧,对突围计划提出了很多质疑。郑洞国心里隐隐感到不安,但事到如今,也只能按计划行事。
10月14日凌晨,突围开始。新七军率先出动,向城外推进。
可没过多久,郑洞国就接到报告,说曾泽生的第六十军没有行动。他立刻拨通曾泽生的电话,可电话那头一片忙音。
很快,确切的消息传来: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起义,投向了解放军。
郑洞国感到一阵眩晕,他扶着桌子,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新七军还在城外,必须想办法接应他们。
可还没等他做出新的部署,又有报告传来:新七军也停止了突围,解放军已经进入城内。
郑洞国知道,大势已去了。他站在司令部里,看着墙上的地图,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经过几天的谈判,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向解放军投诚。长春和平解放。这座围困了近半年的城市,终于迎来了和平。
投诚后,郑洞国被送往哈尔滨。在那里,他受到了礼遇,生活条件还算不错。
一段时间后,他又被送到上海。陈碧莲终于见到了丈夫,抱着他哭了很久。郑洞国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不少,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很多。
在上海的日子,郑洞国开始读书学习。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对新的思想有了了解。
陈碧莲看着丈夫每天认真读书做笔记,心里有些复杂。她隐隐感觉到,丈夫正在经历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四】北上与分离
1952年春天,郑洞国接到通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水利部参事。
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意味着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郑洞国很激动,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是他重新为国家做贡献的机会。
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陈碧莲,兴致勃勃地说起北京的情况,还计划着怎么安排北上的行程。
陈碧莲听着,脸上的表情却逐渐凝重。等郑洞国说完,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北京太冷了,我不想去。"
郑洞国以为妻子只是一时的顾虑,耐心地解释说:"北京虽然冷一些,但习惯了就好。而且现在条件不错,组织会安排住房,你不用担心。"
陈碧莲摇摇头,态度很坚决:"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里。北方的气候我真的受不了,你自己去吧,我留在上海。"
郑洞国没想到妻子会这么坚决地拒绝。他试图劝说,陈碧莲却避而不谈。
接下来的几天,两人为这件事多次争论,但始终没有结果。陈碧莲的态度很明确:她不去北京。
郑洞国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很想接受这份工作,开始新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不想丢下妻子一个人。
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先自己去北京,等安顿好了,再慢慢劝妻子过来。
1952年6月,郑洞国独自一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在火车站,陈碧莲来送他。
站台上,两人相对无言。郑洞国说:"我先去北京看看情况,过段时间你就过来。"陈碧莲点点头,没有说话。
火车缓缓启动,郑洞国站在车窗前,看着站台上的妻子。
陈碧莲举手挥别,脸上是复杂的表情。火车越开越远,陈碧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线中。
郑洞国到达北京后,被安排住在西城的一处四合院。房子不大,但还算舒适。
他开始在水利部工作,参与一些水利工程的咨询和规划。
工作很充实,同事们对他也很友善。空闲的时候,他就给陈碧莲写信,详细描述北京的生活,劝她尽快过来。
陈碧莲的回信越来越少,而且字里行间都透着敷衍。她总是说最近身体不好,或者有事情要处理,等过段时间再说。郑洞国心里隐隐不安,但还是选择相信妻子,继续等待。
秋天来了,北京开始变冷。郑洞国穿上了棉衣,想起陈碧莲说"北京太冷"的话,心里有些担心。
他在信中特意写道:"北京的冬天确实冷,但屋里有炉子,一点也不冷。你不用担心。"
陈碧莲没有回信。
冬天来了,北京下了第一场雪。郑洞国站在四合院里,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突然很想念妻子。
他想,如果陈碧莲在身边,两人可以一起赏雪,该多好。
1953年1月,距离郑洞国北上已经半年多了。一天下班回家,他看到桌上放着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
拆开一看,是一份离婚协议书。协议书上,陈碧莲的签名清晰可见。
郑洞国拿着那张纸,站在屋子里,久久没有动。外面的风雪越来越大,呼呼地刮着,打在窗户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屋里的炉子烧得很旺,可他却感到彻底的寒冷。
郑洞国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个熟悉的签名。
他想起二十年前在南京医院的初次相遇,想起抗战期间陈碧莲冒险飞越驼峰航线来看他,想起她在信中写过的"无论多难都要守着这个家"。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去。
他没有立即签字。接下来的几天,他照常上班下班,只是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
同事们发现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周后,陈碧莲又寄来一封信。信中说得更加直白:她已经想清楚了,两人的生活方式差距太大,继续在一起只会互相折磨。
她希望郑洞国能尊重她的决定,早日把协议书签字寄回,让彼此都解脱。
那天晚上,郑洞国一个人坐在屋里,点了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
他想了很多,想起长春围困时的艰难岁月,想起投诚后面对的不确定的未来,想起这些年经历的种种变故。
他明白了,陈碧莲离开的真正原因,不是北京的天气,而是对未来的恐惧,是对物质生活的担忧。
第二天,郑洞国拿出那份协议书,在自己的名字处签了字。
他把协议书装进信封,贴上邮票,亲自送到邮局。看着信投进邮筒,他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1953年春天,陈碧莲与上海的商人钟某结婚。钟某在上海经营布匹生意,家境殷实,有两栋楼房,生活富足。
陈碧莲搬进了钟某的大宅子,重新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她有了新的佣人,穿上了新做的旗袍,又可以和朋友们喝下午茶、打麻将了。
陈碧莲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朋友们也纷纷祝贺她找到了好归宿。那段时间,陈碧莲脸上常常挂着笑容,完全没有离婚的痛苦,反而显得轻松愉快。
在北京,郑洞国继续着自己的工作。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他的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住房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搬进了一处更大的院子。
1955年,经人介绍,52岁的郑洞国认识了35岁的顾贤娟。顾贤娟祖籍浙江,带着前夫留下的一个女儿,生活并不容易。
两人见面后,都对彼此有了好感。顾贤娟温柔贤惠,把郑洞国照顾得很好;郑洞国成熟稳重,给了顾贤娟安全感。
几个月后,两人结婚了。婚后,顾贤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郑洞国关怀备至。
1956年,他们的女儿郑安玉出生。郑洞国抱着女儿,心里充满了幸福。他觉得自己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而在上海,陈碧莲的新婚生活看似美满,实际上却暗藏危机。
1956年开始,陈碧莲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