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行走二十年 雪山少年已成冰川守护者

　　在零下40摄氏度的南极冰原上，用牙线将备用睡袋改造成御寒衣物；在珠峰北坳的冰裂缝旁，背着雷达设备为冰川研究采集数据；在北极格陵兰岛的融冰河床上，目睹了北极熊因栖息地消失而徘徊的身影……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我是温旭，一名85后中国青年探险家，也是关注气候变化应对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极地未来（Polar Hub）”的创始人。从征服雪山的少年，到用脚步丈量气候危机的冰川守护者，我用20年冰川科学探险的实践行动，深刻感知了行走对生命的重塑力量。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探险的书籍和电影。2003年，15岁的我偶然看到央视直播攀登珠峰，这影响了我的一生。

　　16岁的我是妥妥的行动派。2004年5月，我攀登了人生第一座雪山——玉珠峰，海拔6178米，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同年7月，作为最年轻的登顶者又攀登了慕士塔格峰。

　　2006年，天津市体育局要选拔两人参加2008年奥运圣火珠峰传递，我成功入选。然而阴差阳错下因同伴途中迷路，在安全找到他后，我最终无缘火炬队登顶。

　　从珠峰回来后，我考入中国地质大学，组建登山队“大地社”，3年时间我们攀登了14座雪山。但山登多了，我却开始迷茫——难道登山的意义只是追求数量、海拔和难度吗？

　　后来，我被地大悠久的登山科考历史吸引了，在硕士阶段跟随冰川学家姚檀栋院士，研究第四纪地质冰川。随着登山技能和科研紧密结合，我渐渐发现：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索自然更吸引我。

　　2012年中国地质大学60周年校庆，武汉和北京地大联合攀登珠峰，我有了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机会。但命运似乎再次和我开起了玩笑，因为种种原因我又未能如愿登顶。但在此过程中我感到极强归属感，让我再次重新思考攀登的意义。

　　2018年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开始，我有幸以一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第三次攀登珠峰。这次是带着采集样品、在顶峰钻取冰芯和架设气象设备的科研任务来攀登珠峰，最终我们用了13天登顶，完成了部分科研任务。

　　3次攀登珠峰的经历，标志了我不同的人生阶段和攀登目标，从个人兴趣到集体荣誉再到科学探险，珠峰见证了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蜕变。

　　2017年，我在青海冰川科考的正常攀登线路上意外踩碎了冰层，掉到一个因为冰川融水而形成的巨大冰湖里。5月份不是最热的时候，海拔5500米已经接近那个冰川顶端，身上还背着20公斤的科研仪器，我的身高掉进去根本踩不到底。我手抓着冰镐探出水面，敲击周围的冰层，找到了牢固的支点后翻身上来，从遇险到成功自救不到20秒钟，完全来不及恐惧。直到回到营地才开始后怕，也震惊于熟悉的冰川变得陌生了。

　　我忍不住回想起生命中有关冰川的一切：曾经登顶11次的慕士塔格峰，15年间，雪线退缩了500米；2009年我越野滑雪到北极点时，冰盖还很厚，现在已经可以开船了。如果说之前气候变化对我来说只是研究数据，那么在冰湖中经历的生死20秒，却让我切身感知到全球变暖带来的危害，气候变化也和我的生命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连接。

　　在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的讲台上，我展示了3组特殊影像：2009年北极点厚达3米的冰盖，2018年格陵兰融冰形成的网状河流，2022年珠峰昆布冰川裸露出黑色岩壁。

　　冰川消融并非遥远的环保议题，它关系着地球数十亿人的生命安全，影响着沿海城市人们的生存空间。

　　20年于极致自然和雪山中的行走，不经意间影响和改变了一个少年的一生。只不过，20年前仰望那座雪山的是我，20年后，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够影响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加入保护冰川，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我坚信旅行不该仅是消费景观的过程，而是与自然建立深度连接的契机。当代青年的旅行也不应止步于打卡拍照。当你用冰镐敲击消融的冰壁，用温度计测量退缩的雪线，旅行就成为了解气候危机的“显微镜”和向自然寻求答案的实践行动。

　　未来，我想会有更多年轻人走进冰川，亲眼看见消融的冰舌——这是最生动的气候课堂。或许，这才是旅行最深刻的意义：让行走成为认知世界的眼睛，让自然给予我们守护家园的勇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旅行不再是征服，不再是消费，而是聆听生命的呼唤和地球的脉搏，这就是旅行对青年成长的意义。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