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政协主席陈开枝回忆：曾向中央写假报告，说广东没有包产到户

1978年冬天有点不一般。

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煤油灯下摁红手印，偷偷分了田。

一千多公里外的广东，时任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的陈开枝，正握着笔写一份盖省委大红章的报告。

报告里写得斩钉截铁：“广东没有发现包产到户。”

多年后他自嘲，这是这辈子唯一一次向中央说假话。

搁现在看这操作挺颠覆的。

但在那个年代，这份“谎言”背后，是农民的饭碗，是改革的火苗，还有一群人的破釜沉舟。

田埂上的哀求，分田是唯一活路

1970年的珠海斗门，冬春之交的稻田看着就让人心慌。

陈开枝跟着省委调研组蹲点45天，秧苗稀得像随手撒的牙签，插下去没几天就浮起来。

农民们出工跟逛大街似的，队长把钟敲烂了，地里也凑不齐几个人。

亩产常年就两百斤上下，搁谁看了都着急。

陈开枝是农村出身，可眼前这景象还是让他心里发沉。

他在笔记里写下“农民没有积极性”，还狠狠打了三个感叹号。

本来以为只是斗门这样，没想到跑了佛山、湛江、肇庆7个县，30多个公社，情况都差不多。

村口的田埂上，总有些老农悄悄拉住干部的手。

“能不能像解放前那样，把田分给我们种？”这话问得小心翼翼，带着试探和绝望。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刚过，“单干”俩字就是雷区，谁碰谁可能栽跟头。

调研组白天开会装样子，晚上得把门闩紧，才敢把白天听到的真话写进内部报告。

怀集县有位老农拉着陈开枝的手，话里带着哭腔：“干部啊，再不给条活路，明年开春我就带着全家去江西讨饭了。”

那一刻，陈开枝里有了个大胆的念头：就算说假话，也得把这股改革的火苗保住。

那会儿全国农村的情况都好不到哪去。

近2.5亿农民没解决温饱，粮食产量十多年没怎么涨。

人民公社那套统一劳动、记工分的制度，看着整齐，其实早没了活力。

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愿意拼命？广东虽挨着港澳，可体制捆着手脚，农民守着土地却填不饱肚子，这账怎么算都不对。

30分钟会议,敢说“假话”的集体勇气

1978年9月，中央文件下来了，明确要求“坚决纠正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文件传到广州，省委二楼小会议室的灯亮到半夜。

主持会议的是副秘书长陈文俊，陈开枝负责记录。

会议就开了30分钟，却像过了一个世纪。

两种意见吵得不可开交：一种说如实上报，先把包产到户的苗头压下去，别惹政治风险；另一种说不能硬压，得给基层留条活路，用“加强经营管理”的模糊说法先稳住。

陈开枝忍不住站了起来，把调研数据摊在桌上。

佛山三水区那些悄悄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晚稻收成比去年多了不少；肇庆高要县的试点田，农民自己掏钱买化肥，一季就打了翻身仗。

“压是压不住的，越压越反弹，真闹到社会上，责任更大。”

他补了一句，“要是省委下决心，我来写报告，就说广东没发现包产到户。”

会议室瞬间安静，只剩电风扇嗡嗡响。

陈文俊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就俩字：“包住！”那份两页纸的“假报告”，连夜就送进了北京。

后来陈开枝坦言，这事真不是他一个小处长敢做主的。

“没有省委主要领导默许，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

但就是这份“集体谎言”，给广东争取了宝贵时间。

1979年，粤西、珠三角不少生产队都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到1980年，广东粮食总产量总算突破200亿斤，结束了连续14年徘徊不前的日子。

从“假报告”到省2亿，改革要敢闯更要会算

“假报告”只是个开始。

改革光有勇气不够，还得会精打细算，为地方争取更多发展空间。

1985年，陈开枝陪着省委副书记王全国进京，谈的是财政包干的事。

中央最初的方案，要求广东每年上缴13亿元。

可那会儿广东全年财政收入也就50亿元左右，要搞基建、办教育，还要补贴外贸，到处都要用钱。

陈开枝把算盘拨得噼啪响，要是真缴13亿，省里就少了2亿元搞招商引资、改善民生；可要是坚持降到10亿，中央又担心其他省份跟着攀比。

那段时间，他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每天跑财政部、国家计委，把广东的账本摊开了说：出口创汇多少，外汇留成多少，物价补贴要花多少，还有知青回城的安置费。

“中央不给我们一分钱，我们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但请允许我们省一点是一点。”

软磨硬泡之下，中央终于松口，同意广东每年上缴11亿元，比原方案少了2亿。

回到广州，陈开枝在省委常委会上汇报时笑着说：“这2个亿，就当给‘假报告’续个香火钱吧！”这话听着幽默，实则是改革者的清醒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花在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地方。

这份“假报告”的意义，多年后才看得更清楚。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初被“骗过”的中央，用政策给这份“善意谎言”正了名。

现在站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灯火下，回望那段岁月，才明白什么叫“杀出一条血路”。

改革的火种，往往最先在最贫瘠的田野里点燃。

陈开枝们不是不怕风险，只是他们知道，老百姓的饭碗比个人的乌纱帽重要，基层的真实需求比空洞的政策条文重要。

真正的改革者，从来都不是喊着惊天动地的口号，而是在关键时刻，敢为老百姓多争取两百斤稻谷，敢为地方发展多留两个亿，敢用一次“逆向”的诚实，撬开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份勇气和智慧，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