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史》《绥远起义史料》《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相关档案材料
部分章节基于历史档案整理，如有疏漏敬请指正
1950年11月26日的北京，寒风刺骨。
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人来人往。一位身穿军装的中年男子刚刚下车，正准备前往会议驻地。他就是解放军第36军的负责人刘万春。
作为一年多前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字的国民党将领，他这次来北京参加重要会议。
几名身着便装的工作人员迅速靠近。没有喧哗，没有冲突，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刘万春被请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辆驶离火车站，消失在北京冬日的街头。
消息很快传回绥远。整个第36军的官兵陷入震惊。那些当初跟随刘万春举起起义大旗的部下们，此刻心中满是困惑和不安。
起义才一年多，保留编制，继续任用，这样的待遇在起义将领中都算优厚。这突然的变故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包头、归绥的街头巷尾，关于刘万春被带走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人窃窃私语，一些人心怀忐忑，还有一些人暗自庆幸。
这个曾经手握重兵的国民党将领，这个在起义名单上排名第三的人物，他的遭遇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华北各地，那些已经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复杂。
有人开始担心自己的处境，有人开始回想自己起义后的种种表现，还有人在猜测刘万春的结局。这个案件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而在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
他们在大陆精心布置的棋子，看来已经暴露。那些还潜伏在各地的特务人员，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一张精心编织的网，似乎正在被撕开一个口子。
刘万春从起义功臣到阶下囚的转变，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个曾经对蒋介石感恩戴德的将军，起义后仍然心怀旧主，在暗中做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他派人前往香港，与台湾方面建立联系，接受指示和经费，为将来的变局做着准备。
这一切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不知早已在严密的监控之下。当证据确凿的材料层层上报，最终摆在伟人案头时，如何处置这个既是起义将领又是叛变分子的人，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处理得重了，会让其他起义人员寒心；处理得轻了，又无法维护纪律。
伟人最终做出的决定，不仅决定了刘万春的命运，也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确立了重要原则。
【一】从军校到军长的二十年
1900年10月，刘万春出生在河北交河的一个回族家庭。这个地方靠近天津，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刘万春从小聪明好学，家境虽然不算富裕，父母还是想方设法供他读书。
1920年，20岁的刘万春考入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这所学校专门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培养预备生。
在这里，刘万春接受了基础的军事训练，学习了基本的军事理论。一年后，他顺利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学习。
保定军校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学府之一。从这里走出了大批将领，包括后来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军官。
刘万春在这里系统学习了步兵战术、军事地形学、筑城学等课程。他学习刻苦，训练认真，军事技能扎实。
1924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刘万春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二师。他从最基层的见习军官做起，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
在基层部队的这些年，刘万春养成了严格训练的习惯。他不仅要求士兵训练刻苦，自己也经常和士兵一起操练。
1925年，刘万春升任师部副官长。第二年，他兼任独立团团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节节胜利，刘万春所在的部队也随之北上。1927年，他正式担任第8师1团团长。
1927年的那个春天，改变了刘万春的命运轨迹。当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视察部队，来到了刘万春所在的第8师。
那天，刘万春正带着部队在训练场操练。听说蒋介石要来，其他军官都停下训练去迎接，刘万春却没有停下来。
蒋介石来到训练场，看到刘万春还在指挥士兵训练。等到训练结束，蒋介石走到刘万春面前，详细询问了部队的训练情况。
刘万春如实汇报，并且亲自演示了几个高难度的军事动作。蒋介石看后很满意，称赞他治军严格，前途无量。
这次偶然的相遇，在刘万春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一个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军官来说，能得到最高统帅的当面称赞，是莫大的荣耀。从此以后，刘万春对蒋介石充满了感激之情。
蒋介石也记住了这个认真训练的团长。此后几年，刘万春的升迁速度明显加快。1930年，他升任第20军第2旅旅长。要知道，从团长到旅长，很多军官要熬上好几年，刘万春只用了三年时间。
1931年，刘万春调任太原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兼独立第7旅旅长。这时他才31岁，已经是少将军衔的旅长。在当时的军队中，这样的升迁速度相当罕见。
1933年，蒋介石决定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亲自担任团长。
这个训练团专门培训各地的高级军官，能进入训练团的都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让副团长陈诚拟定名单时，特意点名要调刘万春来担任少将科长。
5月4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当晚，陈诚带着刘万春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详细询问了山西部队的情况，包括官兵素质、训练水平、装备状况等等。刘万春一一作答，让蒋介石对山西部队有了清晰的了解。
在庐山的那段时间，刘万春不仅负责科室工作，还经常有机会接触蒋介石。每次蒋介石讲话，他都认真听讲记录。每次有训练演示，他都精心组织安排。这些表现让蒋介石对他更加赏识。
1936年，刘万春调任独立第7旅参谋长，不久升任旅长。这支部队驻扎在绥远地区，主要任务是防御日军。
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东北，正在向华北地区渗透。绥远作为华北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6年11月，日伪军向绥远地区发起进攻。刘万春率领独立第7旅参加了抗击日军的战斗。他的部队协同第35军第73师第20旅，在归绥地区与日伪军激战。
经过艰苦奋战，部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包括枪支、山炮、汽车甚至坦克。
这次战斗让日军大受震撼。他们原以为可以轻松占领绥远，没想到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刘万春的部队虽然伤亡不小，战斗意志却十分坚强。战后，刘万春因功获得嘉奖。
抗战全面爆发后，刘万春一直在绥远地区作战。1938年，他担任绥远省游击军第2旅旅长。
1939年，他升任绥远第2游击区司令。这些年，他率部与日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有胜有负，但始终坚守在抗战第一线。
1940年春，日军集结重兵向河套地区进攻。傅作义决定组织反击，收复失地。刘万春接到命令，率部驻守乌镇一带，阻击可能从包头方向来的日军。
在五原战役中，刘万春的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完成了阻击任务，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从1936年到1945年，刘万春在绥远地区抗战九年。他熟悉这里的地形，熟悉这里的百姓，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脉关系。这九年的抗战经历，让他在军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1942年，刘万春升任骑兵第3师师长，军衔晋升为中将。1944年，他调任第35军副军长兼骑兵第4师师长。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绥远地区颇有实力的将领之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激化。1946年，刘万春升任绥远全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1947年，他担任华北剿总驻绥部队指挥所副主任。1949年初，他升任第111军军长兼第9兵团副司令，成为绥远地区仅次于董其武的第二号军事人物。
从1920年进入军校，到1949年担任军长，刘万春用了近三十年时间。这三十年里，他从基层一步步爬到高位，从少尉一直升到中将。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的赏识和提拔起了关键作用。
那次训练场上的偶然相遇，那次庐山的朝夕相处，都让刘万春对蒋介石充满感激。这种感激之情，后来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忠诚观念。
【二】起义前的矛盾与挣扎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个消息通过电波传到绥远，在驻守绥远的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巨大震动。
傅作义是华北剿总司令，统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他选择接受和平改编，让许多部下感到意外。在绥远的董其武、刘万春等人，通过电台联系北平，想要确认消息的真实性。
得到确认后，董其武秘密飞往北平。几天后他返回绥远，召集高级将领开会。董其武转达了傅作义的意思，希望绥远也能和平解决。
刘万春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看得出来，继续打下去没有胜算。
东北已经全部失守，华北大部分地区也已易手。绥远孤悬在外，补给困难，人心不稳，坚守下去只会徒增伤亡。从军事角度看，和平解决是明智的选择。
可是从感情上，他又难以接受。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多年的提拔重用，让他觉得欠蒋介石一份人情。如今蒋介石败退，自己却要背弃旧主，这让他内心充满愧疚。
这种矛盾心理，让刘万春在起义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他既不想继续打仗，又不想背叛蒋介石。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看看局势会不会发生变化。
1949年春夏之际，绥远地区的局势扑朔迷离。一方面，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随时可能发起进攻。
另一方面，台湾方面也在不断派人来游说，希望绥远部队坚守待援。绥远的国民党军官们，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
董其武主张和平起义。他认为大势已去，与其无谓牺牲，不如保全实力。孙兰峰起初反对，后来在傅作义的劝说下才松口。刘万春表面上同意和谈，实际上却在暗中观望。
5月，傅作义派秘书长王克俊等人来绥远，带来了《绥远和平协议》。这份协议规定，绥远部队接受和平改编，编制基本保留，人员基本不动，待遇照旧发放。
王克俊一行人抵达归绥后，受到了冷遇。刘万春见到王克俊，建议他先不要把协议拿出来。理由是部队中很多人思想还没有统一，贸然提出和平改编，可能会引起动荡。
王克俊觉得奇怪。傅作义派他来就是为了推动和平起义，怎么刘万春反而让他按兵不动。
他赶紧联系董其武，董其武听后也感到不对劲。董其武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让刘万春负责接待王克俊一行，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6月，对方准备派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进驻归绥。董其武让刘万春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刘万春却提出条件：来的人必须上交武器，而且不准上街活动。
董其武听后很生气。来者是客，怎么能提这样的要求。他批评刘万春说：和平解决是大局，不能因为个人想法阻碍进程。刘万春表面上接受批评，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态度。
7月24日，一件严重的事情发生了。联络处的几名工作人员在归绥街头遭到袭击。有人向他们投掷炸弹，有人向他们开枪。混乱中，联络处秘书王世鑫中弹身亡，还有几个人受伤。
事发后立即展开调查。很快查明，行凶者是刘万春部下第111军的营长李锡庆。李锡庆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个人行为还是受人指使，成了调查的重点。
几天后，李锡庆被刘万春的另一名部下段锦堂抓获。段锦堂没有经过审讯，就地将李锡庆处决。
这个处理方式很蹊跷。正常情况下，应该先审讯查清事实，再按军法处置。段锦堂为何要急于灭口。
董其武对此事很不满。他找刘万春谈话，指出这件事处理得不妥当。刘万春解释说，李锡庆罪行严重，段锦堂怒不可遏才将其处决。至于是否有人指使，刘万春说已经查无可查。
董其武虽然怀疑，考虑到起义的大局，还是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暂时就这么压了下来。但董其武心里清楚，刘万春对起义态度消极，甚至可能在暗中破坏。
就在绥远内部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台湾方面也在加紧活动。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受蒋介石委派，专程来到绥远。他的任务是阻止绥远起义，或者至少在起义部队中埋下棋子。
徐永昌先去见董其武，劝他不要起义。
他带来了代总统李宗仁的亲笔信，信中说绥远应该西撤，与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会合，巩固西北。董其武态度很坚决，明确表示要跟随傅作义走和平道路。
见董其武说服不了，徐永昌转而去见刘万春。两人单独见面，密谈了很长时间。谈话内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刘万春在这次谈话中做出了某种承诺。
根据后来的档案材料，刘万春对徐永昌表态说："我永远是党国忠诚的将士。即使起义，也会作为内应隐蔽下来，坚持到光复的那一天。"
这番话说明，刘万春打算脚踏两只船，表面上参加起义，暗地里仍然效忠蒋介石。
徐永昌听后很满意。他给了刘万春一些指示，包括如何隐蔽身份，如何保持联系，如何等待时机等等。
两人商定了联络方式和暗号。临别时，徐永昌勉励刘万春说："党国不会忘记忠诚的人。等到反攻大陆成功，你的功劳会得到承认。"
【三】起义签字与暗流涌动
1949年9月18日，包头银行礼堂张灯结彩。这里即将举行一个重要的签字仪式——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和协商，绥远起义的条件已经谈妥。起义部队保留编制，将领继续任职，待遇照旧发放。这些条件对起义将领来说相当优厚，消除了他们的许多顾虑。
签字仪式在下午举行。礼堂里坐满了绥远军政界的要人。董其武作为绥远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一个在通电上签字。按照事先商定的顺序，第二个签字的应该是孙兰峰。
孙兰峰迟疑了。他拿起笔，又放下。他看看周围的人，又看看那份通电。大家都看着他，等待他签字。可是孙兰峰始终下不了决心。
董其武见状，决定跳过孙兰峰，让刘万春先签。刘万春走上前去，拿起笔，在通电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签名排在第三位，仅次于董其武。
签完字后，刘万春的表情很平静。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心里在想什么。他是否为背叛蒋介石而愧疚，是否为保全部队而欣慰，还是在盘算着如何实现对徐永昌的承诺。
签字仪式结束后，傅作义连夜赶来绥远。他要亲自劝说孙兰峰签字。经过整夜的劝说，孙兰峰终于同意了。第二天凌晨，他在通电上补签了名字。
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正式通电全国。通电中说，绥远驻军响应伟人、朱德关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号召，宣布起义，接受和平改编。
伟人和朱德很快发来贺电，称赞绥远起义是爱国义举，嘉奖起义将领和官兵。电报中还明确表示，起义部队将保留编制，起义将领将继续任职。
第111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继续担任军长，康健民担任政委，王建业、张惠源担任副军长。全军下辖第106师、第107师、第108师和骑兵旅，共1.3万余人。
从国民党军长到解放军军长，刘万春的头衔变了，部队的番号变了，可是他的权力和地位基本没变。
这样的安排在起义将领中并不多见。大多数起义部队都要经过整编，将领也要重新任命。刘万春能够保持原职，充分说明了对起义将领的重视。
1950年1月，刘万春还被任命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这个任命让他可以参与地方政府的工作，拓宽了他的工作范围。
表面上看，一切都很顺利。刘万春参加各种学习，管理部队训练，处理日常工作。他的表现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是在暗地里，刘万春一直保持着与台湾方面的联系。绥远起义后，台湾方面并没有放弃这块地盘。国民党调统局绥远办事处处长张庆恩派遣特务潜伏下来，继续在起义部队中开展活动。
张庆恩按照预定计划，派人携带电台潜入起义部队。胡尚儒、张培英带着六号电台，潜伏在第258师张朴的部队里。郭泰、郭嵩带着电台，潜伏在第111军刘万春的部队里。
这些电台与台湾保持着联系。六号电台尤其重要，可以直接与国民党调统总部通报。从1949年10月4日开台，到12月6日中断联系，这部电台往返发送了大量电报。
可是张庆恩不知道的是，这部电台的译电员李桂钧是内线。李桂钧把所有的电报原件都抄送给了绥蒙公安局归绥情报站。台湾方面发来的指示，刘万春等人回复的情况，都被一一记录在案。
除了电台联系，台湾方面还派人来绥远当面指挥。
1950年初，李鲲生等人发起组织所谓的"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指导委员会"。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联络各地的潜伏势力，等待时机发动叛乱。
张朴稀里糊涂地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他本人并没有太多叛乱的想法，只是被人拉了进去。这成了他后来被捕的一个重要原因。
阎锡山也没有闲着。他以山西残余势力的名义，给孙兰峰、刘万春发电报，任命刘万春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仍兼第111军军长，任命鄂友三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兼骑兵总司令。
这些任命纯属空中楼阁，可也反映出台湾方面对绥远起义人员的拉拢。
刘万春对这些活动心知肚明。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态，却也没有主动检举揭发。相反，他按照当初对徐永昌的承诺，在暗中保持着某种联系。
【四】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蠢蠢欲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中国，也传到了绥远。
起义部队中，有些人的思想开始波动。他们觉得，既然爆发了战争，国际形势可能发生变化，说不定会有转机。一些暗藏的反动分子更是蠢蠢欲动，觉得"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了。
刘万春的心思也活络起来。他私下里分析形势，认为战争可能导致局势变化。
如果真的发生变化，自己现在的处境就很尴尬。要是到时候蒋介石反攻成功，自己这个起义将领恐怕不会有好下场。
基于这种想法，刘万春决定采取行动。7月初，他秘密召见了辎重营营长李玉浩。刘万春对李玉浩很信任，知道他对旧主还怀有感情。两人单独谈了两次话，商定了一个秘密任务。
刘万春对李玉浩说，要他去一趟香港，从那里联系台湾方面。
具体要做三件事：第一，听取台湾方面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指示；第二，确定今后保持联系的方式方法；第三，汇报绥远起义部队的情况，请示下一步行动方案。
李玉浩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刘万春给他准备了一些费用，交代了联系暗号，嘱咐他一定要注意保密。
7月29日，李玉浩以探亲为名离开包头。他先到西安，再转道广州，最后到达香港。整个行程用了十天时间。8月8日，李玉浩在香港住进了中统机关的招待所。
李玉浩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张庆恩接到报告后，立即从台湾飞到香港。张庆恩当时是国民党内调局第一处处长，负责大陆潜伏工作，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招待所的密室里，李玉浩向张庆恩详细汇报了绥远的情况。他说，起义部队基本稳定，编制保留，将领照旧，但官兵思想很复杂。
有些人真心拥护新政权，有些人还在观望，还有些人心怀旧主。刘万春本人表面上工作认真，实际上一直在等待指示。
张庆恩听后，对形势做了分析。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朝鲜战争刚刚爆发，后续发展还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刘万春切不可轻举妄动。要切实掌握好部队，稳住局面，等待时机。
张庆恩明确指示：最早也要等到"明年秋后"再考虑行动，"当前不要乱拉部队哗变。"意思是不要急于求成，要长期潜伏，等待最佳时机。
临别时，张庆恩交给李玉浩几样东西：一本电报密码，一封给刘万春的亲笔信，一本关于形势分析的小册子，还有140万元经费。这些都是为了方便今后联络使用。
8月中旬，李玉浩完成任务返回。他回到包头时，刘万春正好去北京参加会议。李玉浩不放心，又追到北京找到刘万春，当面汇报了情况，交接了物品。
刘万春听完汇报后，心里有了底。他知道台湾方面没有忘记自己，自己的"忠诚"得到了认可。至于什么时候行动，就等台湾方面的进一步指示。
刘万春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在监控之中。李玉浩从离开包头开始，他的行踪就被掌握。
在香港，他住的招待所周围布满了眼线。他与张庆恩的谈话，虽然在密室进行，主要内容也被情报部门获知。
更关键的是，第111军里的那部电台早就暴露了。译电员李桂钧是内线，所有往来电报的内容都在掌握之中。刘万春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实际上早就在监视之下。
这段时间，绥远起义部队确实发生了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据统计，从起义到1950年秋季，短短几个月内就发生了50多起叛变或叛逃事件，参与人员超过3000人。
这些叛变事件引起了高度重视。华北军区专门部署力量，调查这些事件的原因和背景。
调查发现，许多叛变都与台湾方面的策动有关。一些特务潜伏在部队里，散布谣言，拉拢动摇分子，组织叛乱。
其中最严重的是鄂友三的问题。鄂友三原是国民党骑兵第4师师长，起义后仍担任这个职务。
他与刘万春关系不错，起义时态度也比刘万春更消极。起义后，鄂友三一直与台湾方面保持联系，还接受了台湾方面的委任。
1950年10月，鄂友三指使部下发动叛乱。骑兵第4师第2团的部分官兵在鄂友三的策动下，突然发难，袭击团里的工作组。战斗中，团政委彭志超等14名干部战士牺牲。
这起叛乱被迅速平定，叛乱分子被抓获。审讯中，他们供出了鄂友三的指使。顺藤摸瓜，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网络，涉及刘万春、张朴等多名起义将领。
证据越来越多，案情越来越清楚。
刘万春派李玉浩去香港联络，接受台湾方面的经费和指示；鄂友三与台湾方面电台联系，接受委任，策动叛乱；张朴参加了所谓的"联合指导委员会"。这些都是铁证如山的叛乱行为。
11月初，华北军区决定采取行动，逮捕涉案人员。
11月11日，相关部门按照预定方案，开始分别抓捕涉案人员。鄂友三在归绥被捕，张朴在包头被捕。刘万春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议，暂时没有动手。
11月26日晚，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向第23兵团董其武正式通报了情况。
电话里，聂荣臻说得很明确：刘万春、鄂友三、张朴三人涉嫌组织叛乱，与台湾方面勾结，已经掌握确凿证据，必须依法逮捕。
董其武听后大吃一惊。他知道刘万春等人起义时态度不够坚决，没想到起义后居然会做出这种事。可是事已至此，证据确凿，他也无话可说。
通报结束后，聂荣臻又说，这件事也已经通知了傅作义。傅作义的态度和董其武一样，既感到震惊，又觉得必须严肃处理。
就在这天晚上，在罗瑞卿的直接指挥下，刘万春在北京被捕。他从下榻的招待所被带走，送往关押地点。
消息传回绥远，整个起义部队为之震动。那些曾经跟随刘万春起义的官兵们议论纷纷，有人害怕，有人庆幸，有人困惑不解。
董其武连夜召集军官开会，通报了刘万春被捕的情况，强调必须稳定部队，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大局。同时，他也开始为刘万春等人的处理奔走。
董其武找到聂荣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刘万春等人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可是念在他们当初参加了起义，在通电上签了字，能不能从宽考虑，留他们一条命。
傅作义也为刘万春说情。他对有关方面说，刘万春在抗战时期作战勇敢，起义时虽然犹豫，最终还是签了字。希望能够考虑这些因素，在处理时留有余地。
案件的调查材料很快整理完毕。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刘万春起义后暗中与台湾勾结，接受对方指示和经费，图谋叛乱。这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可以判处死刑。
可是这个案子又很特殊。刘万春毕竟是起义将领，在起义通电上签过字。如果将他处决，会给其他起义将领什么样的信号，会对统战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慎重考虑。
华北军区经过研究，将案件材料层层上报。最终，这份材料摆在了伟人的案头。
案情清楚，证据确凿，处理建议也很明确。可是如何处理，如何平衡法理与政策，如何在惩戒与团结之间找到平衡点，这需要最高层的智慧。
伟人仔细阅读了材料，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有人主张严惩不贷，杀一儆百；有人建议从宽处理，留其性命。伟人沉思良久，最后拿起笔，在材料上写下了八个字。
这八个字，决定了刘万春的命运，也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确立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