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郑洞国传》《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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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
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厅内，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从上海赶来，站在灵柩前久久不愿离去。她已经75岁了，专程赶来见他最后一面。
躺在那里的人，是抗日名将郑洞国，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抗战、台儿庄大捷、昆仑关战役、缅北反攻战等诸多重大战役。
这位老妇人叫陈碧莲，是郑洞国的第二任妻子。他们曾携手走过近二十年的岁月，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也共同度过短暂的和平时光。
1953年，她以"北京太冷"为由，从上海寄来了一纸离婚协议书，结束了这段婚姻。此后近四十年，两人天各一方，各自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
如今，她终于又一次来到了北京这座城市，可躺在那里的人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告别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多次催促，陈碧莲仍然站在原地不肯挪步...
1903年1月13日，在湖南省石门县磨市镇商溪河畔的南岳寺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抗日名将郑洞国。
郑洞国的家庭是典型的湖南农家。家中有祖房十余间，田地三十亩，在当地算不上富裕，但也能维持温饱。
父亲郑定琼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做些裁缝活计贴补家用。母亲陈英教是位传统的农村妇女，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郑洞国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郑洞国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疼爱。七岁那年，父亲郑定琼开始在家中教他读书识字，启蒙课本是《论语》。
郑洞国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很快就将《论语》读得滚瓜烂熟。
父亲见他是块读书的料，便将他送入乡间私塾继续深造。在私塾里，郑洞国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
这段私塾求学的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7年，14岁的郑洞国迎来了人生的两个重要转折。
这一年，他转入了石门中学附属小学就读。这所学校采用的是全新的西式教学方法，与他之前在私塾接受的传统教育截然不同。
由于此前从未接触过西学，郑洞国在学习上一度感到非常吃力。数学、自然科学这些课程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领域，他不得不比其他同学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跟上进度。
也是在这一年冬天，郑洞国遵照父母之命，与邻乡的姑娘覃腊娥成婚。这是一桩典型的旧式包办婚姻。覃腊娥比郑洞国年长数岁，没有读过书，还按照当时的习俗缠了一双小脚。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婚姻模式在农村地区司空见惯。很多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日后发达之后往往会抛弃原配另觅新欢。可郑洞国却是个例外。
婚后，郑洞国和覃腊娥的感情非常好。覃腊娥虽然没有文化，但性情温和，勤劳持家，将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郑洞国对这位妻子十分敬重，两人相敬如宾，从未红过脸。
1919年，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继续学业。这时候，他的家境已经大不如前，读书所需的费用全靠时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郑潼国接济。
生活虽然清苦，有时甚至连换季的衣服都没有，但郑洞国从不叫苦，始终勤奋努力，学业进步很快。
这一年的春末，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的风潮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就连偏僻的石门县城也受到了震撼。
郑洞国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参与清查和抵制日货的斗争。
五四运动给年轻的郑洞国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他深感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中华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
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投笔从戎、以武力报效国家的志向。
1921年春天，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在石门县设立考场招收学员。郑洞国得知消息后欣然前往应试，顺利被录取，随即赶赴长沙报到。
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他到达长沙的时候，湘鄂两省军阀正在激烈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湖南局势大乱，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
郑洞国的从军梦想第一次遭遇挫折，他只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继续读书。
1922年，郑洞国从石门中学毕业。为了谋生，他到磨市乡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师。
这份工作虽然稳定，但收入微薄，远不能满足他的抱负。第二年，他再度前往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深造。
在商业专门学校求学期间，郑洞国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可他的心里始终放不下从军报国的理想，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与此同时，郑洞国和覃腊娥的婚姻生活也在继续。虽然聚少离多，但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
覃腊娥在家乡侍奉公婆、抚养子女，将家中打理得妥妥帖帖，让郑洞国能够安心在外求学。婚后数年间，覃腊娥先后为郑洞国生育了二子一女。
1924年，一个消息传到了长沙，彻底改变了郑洞国的人生轨迹。
这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消息传来，正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读书的郑洞国心潮澎湃。
虽然他并不清楚这所军校日后会成为中国现代将星的摇篮，但他对孙中山仰慕已久，对已经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心仪神往。
郑洞国立刻去找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读书的同乡王尔琢商议。
王尔琢是他的小学同窗，还有亲戚关系，两人志同道合。可当他找到王尔琢的住处时，才得知王尔琢已经先行南下广州了。
郑洞国心急如焚。他想方设法借了60元盘缠，邀上另外三位在长沙读书的同乡，辗转武汉、上海，走海路赶赴广州。
四月初，当他们风尘仆仆地找到先期到达的王尔琢时，却得知报考军校的日期已经过了。
郑洞国顿时急得团团转。他家境并不宽裕，这60元盘缠是好不容易借来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他根本没有钱在广州长期等待下一次招生。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
当时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临澧县的同乡叫黄鳌。黄鳌初到广州时，担心自己一次考不上，便用不同的名字报了两次名。
没想到他第一次就考中了，另一个名额就空了出来。看到郑洞国急成这样，黄鳌便提议让郑洞国顶替自己的名字去参加考试。
郑洞国思虑再三，决定冒这个险。
几天后，录取榜单公布，两个"黄鳌"的名字赫然在列。更巧的是，真假两个黄鳌都被编入了学生第二队。每次出操点名的时候，两人同时答"到"，一时成为军校里的一桩趣事。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郑洞国越来越觉得不踏实。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煎熬，他终于鼓起勇气，主动向区队长坦白了冒名顶替的事情。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校方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老师们理解他的处境，认为他能够主动坦白说明他为人诚实，便让他改回本名继续学习。
就这样，郑洞国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与他同期的学员中，有很多人日后都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赓、杜聿明、关麟征、黄维、宋希濂等。
在黄埔军校，郑洞国如鱼得水。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训练，认真学习军事理论知识，同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1924年10月，郑洞国参加了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走上战场。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郑洞国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从此，这个湖南农家子弟踏上了戎马生涯。
1925年2月，郑洞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一次东征。在惠州淡水战斗中，他参加奋勇队，身先士卒，登城击溃守敌，表现英勇。
战斗中，他所在营的党代表不幸阵亡，郑洞国临危受命，升任第三营党代表。
此后，郑洞国又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第二次东征等战役，屡立战功。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战争，作战积极勇敢。
次年6月，年仅24岁的郑洞国便升任第8团团长，成为黄埔一期毕业生中最早担任团长的人之一。
就在郑洞国的军旅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忘记在家乡默默等待的妻子覃腊娥。
那些年，很多国民党军官在升官发财之后，纷纷抛弃乡下的糟糠之妻，另寻"新式女性"为妻。这种风气在当时的军界非常盛行。可郑洞国对覃腊娥始终如一，从未动过休妻另娶的念头。
1927年，已经升任团长的郑洞国特意将父亲和妻儿从湖南老家接到武昌安顿。
他觉得这些年让妻子独自在老家操持家务、抚养子女，自己亏欠她太多，现在终于有能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了。
覃腊娥来到武昌后，一家人终于团聚。郑洞国公务繁忙，但只要有空就会陪伴妻子儿女，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
可命运弄人。就在郑洞国以为幸福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击碎了他的美梦。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这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路军阀展开了殊死搏斗。郑洞国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自然要参与这场大战。
战事正酣的时候，郑洞国忽然收到了一封从后方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简短的几行字，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击中了他——妻子覃腊娥因感染伤寒，在武汉病逝。
郑洞国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就在不久前，他还和妻子通过信，妻子在信中说一切安好，让他在前线安心打仗。怎么突然就...
噩耗传来，郑洞国当场昏厥。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战事仍在继续，他根本无法脱身回去。直到几个月后战事稍歇，他才匆匆赶回武汉。可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妻子早已入土为安。
郑洞国来到覃腊娥的墓前，抚摸着冰凉的墓碑，痛哭失声。他和覃腊娥虽然是包办婚姻，但十几年的共同生活让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覃腊娥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抚养子女，让他能够在外安心建功立业，他原本想着等天下太平了，一定要好好补偿妻子。没想到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份遗憾将永远无法弥补。
覃腊娥去世后，郑洞国的三个孩子成了没娘的孩子。长子郑安飞、次子郑安腾年纪尚幼，女儿也还是个小姑娘。郑洞国军务繁忙，无力照顾他们，只能将孩子们托付给亲属抚养。
从那以后，郑洞国整整三年没有再娶。
这三年里，身边的同僚、朋友给他介绍了不少名门闺秀、大家千金，他一概婉拒。
有人说他是对亡妻情深义重，有人说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绑，怕再次经历丧妻之痛。不管是什么原因，郑洞国就这样独自过了三年。
1933年，对于郑洞国来说，是充满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日军先是夺取了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
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2师、第25师、第83师组成第17军，开赴长城古北口对日作战。
郑洞国此时正担任第2师第4旅旅长。得知要北上抗日的消息后，他精神为之一振。多年来，国民党军队一直忙于内战，将士们早已厌倦了同胞之间的互相残杀。
现在能够有一个机会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所有人的心情都为之振奋。
3月中旬，日军第八师团在师长西义一的率领下，移兵古北口，企图集中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的防线。郑洞国率部抵达古北口前线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部署。
古北口位于北京以北约100公里处，是万里长城上的重要关隘，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阻挡日军南下的重要屏障。
4月20日至28日，中日两军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
日军凭借优势的火力和空中支援，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郑洞国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
战斗中，日军的飞机和重炮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工事被炸得面目全非，将士伤亡惨重。
可郑洞国毫不畏惧，他命令士兵们在炮火间隙躲进战壕，等日军步兵逼近到二三十米的距离时，再突然开火。这种战术让日军吃了大亏，每次冲锋都要付出惨重的伤亡。
最激烈的时候，双方的弹药都已耗尽，只能赤手空拳地肉搏。中国将士们拼死抵抗，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场面惨烈至极。
这场战役持续了两个多月，郑洞国率部给日军以重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是郑洞国第一次与日军交手，也让他成为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古北口战役结束后，郑洞国奉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遇见了改变他后半生的女人——陈碧莲。
1933年5月的一天，郑洞国从古北口战场归来，途经南京，前往医院探望生病的同乡肖忠贞。
肖忠贞是郑洞国的老朋友，两人相识多年。郑洞国在繁忙的军务之余，特意抽出时间来探望老友，可见两人的交情不浅。
当郑洞国走进病房的时候，看到肖忠贞的病榻旁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这姑娘约莫十七八岁的年纪，眉清目秀，大方得体，正在给肖忠贞喂药。
郑洞国的目光一下子就被这位姑娘吸引住了。
经肖忠贞介绍，郑洞国得知这位姑娘名叫陈碧莲，是肖忠贞夫人的堂妹，今年刚满17岁。
陈碧莲的家世非常不错。她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元老，后来开设律师事务所，在法律界颇有声望。
陈碧莲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既学习传统的国学，也接触西式教育，是典型的民国大家闺秀。
她不仅容貌出众，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写得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姑娘，在当时的社会上可谓凤毛麟角。
初次见面，郑洞国就对陈碧莲产生了好感。
彼时的郑洞国已经30岁，官居旅长，刚刚从抗日前线归来，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身上既有军人的阳刚之气，又有读书人的儒雅风度，在陈碧莲眼中，也颇具魅力。
此后，郑洞国多次借故前往肖忠贞家中拜访，每次都会找机会与陈碧莲交谈。两人谈文学、谈时事、谈人生理想，越谈越投契。
陈碧莲对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几岁的军人也颇有好感。郑洞国虽然是行伍出身，但谈吐不俗，对她也非常尊重。而且他是从抗日前线归来的英雄，这一点更是让陈碧莲心生敬仰。
几个月后，在双方家长的同意下，郑洞国和陈碧莲正式结为夫妻。
这一年，郑洞国30岁，陈碧莲17岁。
新婚燕尔，两人感情甚笃。郑洞国对这位年轻的妻子呵护有加，陈碧莲也尽心尽力地照料丈夫的起居。
1934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第2师师长，成为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家庭生活也美满幸福，可谓春风得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郑洞国当时正在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受训。得知消息后，他立即返回部队，率领第2师投入了保定会战。
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日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猛攻保定，中国军队虽然奋勇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撤出保定。
保定会战后，郑洞国率部转移至河南林县一带，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他指挥部队多次袭击日军，还曾突袭安阳城和机场，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38年3月，郑洞国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在这场战役中，郑洞国指挥第2师与友军密切配合，对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发起猛攻，战功显著。
台儿庄大捷后，郑洞国因功升任第98军军长，后又调任新编第11军（后改番号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
荣誉第1师是一支由伤愈归队的老兵组成的部队，战斗力很强。郑洞国到任后，进一步加强训练、严明纪律，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1939年12月，广西战场局势危急。日军占领南宁后，企图切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第5军奉命开赴广西，参加昆仑关战役。
昆仑关是南宁以北的重要关隘，地势险要。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据关死守，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企图阻止中国军队的反攻。
郑洞国率领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这是一场硬仗，日军的工事修得非常坚固，火力配置也很周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战斗持续了20多天，双方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惨烈。郑洞国亲临火线指挥，多次率队冲锋。他的部队先后攻克了罗塘、411高地、界首等重要据点，两度攻入昆仑关。
在这场战役中，日军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击毙的第一个日军旅团长。第21旅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几乎全军覆没。
昆仑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郑洞国和他的荣誉第1师功不可没。战后，郑洞国升任新编第11军军长（后改番号为第8军）。
整个抗战期间，陈碧莲始终追随着丈夫的脚步。
当郑洞国在云南前线作战时，陈碧莲不远千里从后方赶来探望。她不怕艰苦，不惧危险，一心只想陪伴在丈夫身边。
在云南驻地，陈碧莲还主持了一次军中慈善募捐舞会。这次活动非常成功，筹集了大笔善款用于支援前线。
陈碧莲的美丽大方和组织才能给将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被军中上下美誉为"怒江之花"。
1943年春，郑洞国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
中国驻印军是一支在印度重新组建的中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郑洞国的任务是率领这支部队配合盟军，反攻缅北，打通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
得知丈夫要远赴印度，陈碧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飞越驼峰航线，去印度与丈夫团聚。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开辟的一条从印度阿萨姆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中国云南的空中航线。这条航线要飞越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沿途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被称为"死亡航线"。
据统计，整个二战期间，在这条航线上失事的飞机超过500架，牺牲的飞行员超过1500人。
可陈碧莲不顾危险，毅然登上了飞机。她说，丈夫在前线浴血奋战，她作为妻子，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他。
飞机在驼峰航线上颠簸飞行，好几次遭遇强气流，险些失事。陈碧莲虽然心惊胆战，但始终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
当飞机平安降落在印度的时候，在机场等候的郑洞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没有想到妻子会冒着生命危险来看他。
这次印度之行，让郑洞国对陈碧莲的感情更深了一层。他觉得这个女人不仅美丽聪慧，而且有胆有识、深明大义，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伴侣。
陈碧莲无法生育，这在那个年代本是女性的一大缺憾。很多丈夫因为妻子不能生育而休妻另娶，或者纳妾延续香火。可郑洞国从来没有因此责怪过陈碧莲。
他对妻子说，自己和原配覃腊娥已经生育了二子一女，香火问题不用担心。他们两人只要相亲相爱就好，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
后来，陈碧莲提出想收养一个孩子。郑洞国表示同意。于是，他们收养了陈碧莲弟弟的女儿作为养女，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1943年秋至1944年，郑洞国率领中国驻印军参加了缅北反攻战。在胡康河谷、孟拱河谷的战斗中，中国驻印军与日军第18师团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歼敌无数。
1944年5月至8月，郑洞国率部参加了密攻坚战。密是缅北重镇，也是日军在缅甸北部的重要据点。
支那
支那
经过三个月的血战，中国驻印军终于攻克密，取得了缅北反攻战的重大胜利。
支那
1944年9月，郑洞国升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此后，他继续率部作战，先后攻克八莫、南坎等重镇。
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标志着缅北反攻战取得全面胜利。
整个缅北反攻战历时一年半，中国驻印军共歼灭日军4.8万余人，收复缅北大片领土，打通了中印公路，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郑洞国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卓越，建立了赫赫战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9月9日，郑洞国作为受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他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心中感慨万千。
从1933年在古北口第一次与日军交手，到1945年见证日本投降，他在抗日战场上整整战斗了12年。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被任命为陆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后又调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1945年底，他和陈碧莲在上海定居下来。
这是郑洞国和陈碧莲婚后难得的一段安稳时光。多年来，两人聚少离多，如今终于可以朝夕相处了。他们住在上海的一栋别墅里，过着舒适的生活。
好景不长，内战的阴云很快笼罩了中国大地。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郑洞国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得不再次投入战场。
1947年7月，郑洞国调任东北，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此后，他历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职，参与了东北战场的作战。
1948年1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3月，他又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政府主席，奉命率军坚守长春。
长春是东北的重要城市，也是国民党在东北的重要据点之一。蒋介石对长春非常重视，多次强调"长春是东北的心脏，绝对不能丢失"。
可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到1948年初，东北战场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一系列战役中损失惨重，东北野战军的实力则越来越强。
1948年3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长春成了一座孤城。
3月25日，郑洞国从沈阳飞抵长春，正式接手这座危城的防务。
当时的长春城内，有国民党军队约10万人，加上政府机关人员和市民，总人口约50万。可粮食储备却严重不足，弹药物资也十分匮乏。
郑洞国到任后，立即着手加强城防，组织部队构筑工事，同时派人四处搜集粮食物资。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仅凭城内的资源，根本无法支撑长期作战。
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开始对长春实施包围。5月24日，解放军攻占长春大房身机场，切断了长春与外界的最后一条空中联系。长春彻底成了一座"孤岛"。
5月30日，林彪召集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解放军在长春外围构筑了严密的封锁线，切断了城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围城开始后，长春城内的形势日益严峻。粮食越来越少，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
郑洞国多次向南京请求空投物资，但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他也曾组织部队突围，但每次都被解放军击退，损失惨重。
远在上海的陈碧莲得知丈夫被困长春，心急如焚。她从各种渠道打听长春的消息，可得到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
1948年9月，陈碧莲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辗转多日才送到郑洞国手中。
信中，陈碧莲表达了对丈夫的牵挂和担忧。她说，几个月来为了丈夫的安危，自己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身体也消瘦了很多。她问丈夫，困在这座孤城里到底要不要紧，什么时候才能脱险。
这封信让郑洞国百感交集。他知道妻子在为他担心，可眼下的处境，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948年10月中旬，长春城内的形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粮食基本耗尽，士兵和百姓都在饥饿线上挣扎。
10月17日，驻守长春的国民党第60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宣布起义，长春的局面彻底失控。
10月19日，郑洞国率领残部退守中央银行大楼，做最后的抵抗。可大势已去，他手下的兵力不过数千人，弹尽粮绝，根本无力回天。
10月21日凌晨，在周围部队纷纷放下武器的情况下，郑洞国被迫宣布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震怒。他授意中央社发布消息，称"郑洞国壮烈成仁，所属官兵全体殉职"。
这条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碧莲得知丈夫"阵亡"的噩耗后，悲痛欲绝，痛哭了好几天。
可就在她以为丈夫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另一条消息传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标题是《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完全解放》。
原来郑洞国并没有死，而是被解放军俘虏了。
陈碧莲得知这个消息后，悲喜交加。丈夫虽然活着，但他曾经是堂堂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今却成了俘虏，前途未卜。
经过多方打听，陈碧莲得知郑洞国被送往哈尔滨。在获得解放军方面的同意后，她立即带着养女北上哈尔滨，去与丈夫团聚。
1948年冬天的哈尔滨，天寒地冻，气候严酷。陈碧莲从温暖的上海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一路上吃了不少苦。
当她终于见到郑洞国的时候，两人相拥而泣。几个月来的牵挂和担忧，在这一刻全部化为泪水。
郑洞国经历了长春围城的煎熬，又遭遇了兵败被俘的打击，身心俱疲。陈碧莲的到来，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他觉得，不管前路如何坎坷，只要有妻子陪伴在身边，他就有勇气面对一切。
在哈尔滨期间，郑洞国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不要把他"投降"的事情公开宣传；第二，不参加公开的活动；第三，不出任任何职务，今后只做一个普通老百姓。
解放军方面答应了他的要求。
此后，郑洞国在哈尔滨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他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理念。渐渐地，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郑洞国经北平返回上海。
途经北平时，肖劲光、肖华等解放军将领设宴款待了他。席间，大家谈笑风生，丝毫没有把他当作"俘虏"看待。郑洞国曾经的老师、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还在中南海家中专门宴请了他。
这些经历让郑洞国深受触动。他开始重新审视共产党，发现他们和国民党的宣传大不相同。
回到上海后，郑洞国在家中休养。这段时间，他仍然住着原来的别墅，享受着解放军给予的优待。陈碧莲陪伴在他身边，照顾他的起居。
1950年，郑洞国的胃病复发，在上海接受治疗。
在养病期间，郑洞国观察着新中国的种种变化。他发现，上海的街头秩序井然，物价稳定，与解放前混乱不堪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他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新的认识。
1951年冬天，经过深思熟虑，郑洞国给北京发去电报，表示愿意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久，水利部参事的任命下达。1952年，郑洞国正式前往北京就职。
对于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来说，从指挥千军万马到去管水库河堤，落差不可谓不大。可郑洞国打定主意，既然决定为新中国效力，就要干到底。
临行前，郑洞国希望陈碧莲能够一同前往北京。他们已经结婚近二十年，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路走来，他希望今后能与妻子长相厮守。
可让郑洞国没有想到的是，陈碧莲拒绝了。
她说："北京太冷了，我不习惯。"
郑洞国以为妻子只是一时不适应，便让母亲和弟弟去劝说。可无论谁去劝，陈碧莲都不为所动。她执意要留在上海。
无奈之下，郑洞国只得一人前往北京赴任。他想，也许过一段时间，等妻子想通了，自然会来北京与他团聚。
1952年6月，郑洞国到北京报到，正式开始了他在水利部的工作。
北京的冬天确实很冷，比上海冷得多。可对于经历过东北严寒的郑洞国来说，这点冷根本不算什么。他投入到工作中，测堤址、查水文，忙得不亦乐乎。
可他心里始终记挂着远在上海的妻子。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给陈碧莲写信，询问她的近况，希望她能改变主意来北京。
陈碧莲的回信总是淡淡的，说她在上海一切都好，让他不要担心。至于来北京的事，她绝口不提。
1953年春天，郑洞国收到了一份从上海寄来的信件。
他以为又是陈碧莲的家书，可拆开一看，里面装的却是一份离婚协议书，上面盖着公章，字迹清晰。陈碧莲要求离婚。
郑洞国拿着这份协议书，在灯下坐了一整夜。
近二十年的婚姻，就这样走到了尽头。他想起陈碧莲曾经飞越驼峰航线来印度看他，想起她在云南军中主持募捐舞会的风采，想起她在哈尔滨冰天雪地中与他相拥而泣...
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
第二天，郑洞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寄回上海。
几个月后，郑洞国听说陈碧莲改嫁了。她的新丈夫是上海的一个富商。
这个消息传来，郑洞国默然无语。从那以后，他很少再提起陈碧莲这个名字。
陈碧莲为什么要离开郑洞国?
后来的人们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生活环境的巨变。陈碧莲出身富裕家庭，从小养尊处优。嫁给郑洞国后，虽然经历了战争的颠沛流离，但郑洞国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家庭条件一直不错。
可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从威风八面的将军变成了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薪水有限，生活水平大不如前。
其次是对未来的不确定。郑洞国是从国民党阵营过来的，他的身份比较敏感。陈碧莲的家族在南方有很多产业，她担心跟随郑洞国去北京会影响到自己的家族。
还有就是她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繁华。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气候温和，生活便利。相比之下，北京冬天寒冷，生活条件也比不上上海。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最终促使陈碧莲做出了离婚的决定。
而郑洞国这边，虽然内心痛苦，但他没有过多纠缠。既然妻子已经做出了选择，他也不愿强人所难。
离婚后的郑洞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在水利部兢兢业业，参与了多项水利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