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范纪曼传》《梁平县志》《中共党史资料》及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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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上海威海卫路147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一个身穿破旧衣衫的中年男子被关押在昏暗的牢房内。他叫范纪曼,时年43岁,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少将专员。
牢房外,看守所长徐少元在一本名册上,用红笔在范纪曼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这个圈,意味着死刑。
范纪曼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潜伏在国民党高层长达17年的地下情报工作者。
他的被捕,源于叛徒沈寒涛的出卖。1949年3月初,沈寒涛在敌人的酷刑下供出了范纪曼的名字,这个在国民党内部身居高位的情报人员身份暴露,引发了上海特务机关的震动。
从被捕到判刑,仅仅过去一个多月。范纪曼经历了多轮审讯,承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情报来源和组织关系。
愤怒的特务头目最终下令处决这个潜伏者。
1949年4月11日凌晨,天还未亮。看守所内一片寂静,只有巡逻守卫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
范纪曼在牢房里睁开了眼睛,他清楚地知道,这很可能是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黎明……
【一】从川东少年到革命者
范纪曼,原名范贤本,1906年3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和林乡桂花溪。
范家在当地颇有名望,祖父范常瑄经商有道,父亲范益谦毕业于省法政学堂,是当地的读书人。
范纪曼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1916年至1917年间,先后在和林乡马家场文昌宫国民小学、云龙乡沙垭场夏家观小学、梁山县立高小、梁山县立中学读书。
1923年,17岁的范纪曼在父母安排下与同乡姑娘冉正南结婚,至1928年期间育有一子二女。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动荡时期,范纪曼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苦难,决心寻找改变国家命运的道路。
1925年,19岁的范纪曼离开家乡,前往武汉求学。
他考入武昌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学习木工,同年冬月十四日,在四川会馆经杜仪(杜桴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编入武昌水陆街支部。这是范纪曼革命生涯的开端。
1926年,范纪曼考入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编入第一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一队学习。
在这里,他与后来的开国将领罗瑞卿成为同学。学习期间,范纪曼思想进步,经倪玫皋、杜仪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爆发后,范纪曼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在著名的汀泗桥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负伤。
伤愈后,正值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
范纪曼接到由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军校军委书记陈毅转交的党中央介绍信,回到重庆报到。
1927年7月,范纪曼在涪陵与四川省委取得联系,随后见到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傅烈。
省委派他回梁山县建党,范纪曼首先建立了中共梁山县特支,担任书记。
1927年底,正式成立中共梁山县委员会,范纪曼担任书记。1928年,他被任命为北川地区军事委员会书记。
1929年,组织安排范纪曼前往重庆从事学生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女友彭雅萝。
同年秋天,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派他去上海工作,彭雅萝也跟随他前往上海,考入上海音乐专门学校。
1931年1月,范纪曼被调至上海,担任法南区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交通联络员。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纪念"五卅"运动的集会上,范纪曼因叛徒出卖被捕。
在牢狱的3个月里,他经受了敌人的残酷审讯,但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1930年8月,经亲友筹集保费,范纪曼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范纪曼面临一个严重问题:他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
范纪曼和彭雅萝决定前往北平重新寻找组织。到北平后,他们考入北平大学,范纪曼进入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积极组织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被推举为学院学生会会长。
之后,他被68所大专院校的学生选举为抗日联合会主席之一,并兼任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总指挥。
范纪曼带领5000多名学生南下,前往南京向政府请愿出兵抗日。
在与北平当局的对峙中,学生们在丰台卧轨三天,最终迫使当局妥协。
范纪曼在请愿活动中与军警发生冲突,被打成重伤。宋庆龄得知后,介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前去采访。
史沫特莱听闻范纪曼的爱国事迹后深受感动,将帕克笔赠与他以示敬意。宋庆龄还发表了关于当前局势的宣言,使抗日运动达到高潮。
【二】打入敌营与隐蔽战线
1932年,范纪曼的同乡好友曹策被军阀逮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
曹策的妻子袁季刚托人找到范纪曼,请他帮忙营救。曹策曾担任党的天津市委书记,是党的重要干部。
范纪曼多方打听,联系上黄埔军校时期的老同学陈恭澍。
陈恭澍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负责发行《军事》杂志,实际上是军统北平站站长。
范纪曼谎称曹策是自己的表弟,请陈恭澍帮忙放人。陈恭澍提出条件:范纪曼需要帮他翻译英文材料。
范纪曼精通英语、俄语、日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翻译工作对他来说并不困难。
当他拿到陈恭澍提供的第一批材料时,发现全是国民党与日本的重要军事和外交情报。
范纪曼一方面将材料翻译好交给陈恭澍,另一方面抄录一份通过薛迅等人传递给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
这一工作持续了半年,陈恭澍果然在营救曹策一事上出了力,曹策最终被释放。
范纪曼也因此重新与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半年后,冀丕扬被捕叛变,将范纪曼出卖给陈恭澍。陈恭澍大怒,认为范纪曼吃里扒外,将其拘捕。
这是范纪曼第二次因叛徒出卖而身陷囹圄。范纪曼的女友彭雅萝(后改名彭子寿)多方奔走,找到黄埔军校的实力派人物出面说情,陈恭澍念在同学情分,将范纪曼保释出狱。
出狱后,范纪曼继续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学习,同时在北平四川中学任教。
他仍然参加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外交招待会以及武官的军事招待会,搜集有用的情报。
1933年,党中央派刘逸樵主持北平党的工作。
刘逸樵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大晚报》特派记者,暗中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搜集情报,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有直接联系。
刘逸樵见范纪曼交往广泛,就交给他搜集日军和国民党军队情报的任务。
范纪曼用外文为他翻译了日本在东北军政、经济的资料,义勇军与东北抗联抗日斗争的资料等。
1936年,刘逸樵、范纪曼先后前往苏联学习。其间,范纪曼结识了地下党员钱俊瑞,两人结下深厚友谊。
范纪曼回国后被组织调到上海工作,他的上级联系人正是钱俊瑞。
1939年,范纪曼与彭雅萝正式结婚。同年,组织调整人事安排,刘逸樵从苏联回国,成了范纪曼的上级,两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合作。
抗战期间,上海形势十分紧张。组织通过特殊渠道获取了一台可以直接与延安联络的秘密电台。
为避免遭到敌人破坏,范纪曼伪装成商人,在敌人眼皮底下从五金店"买"走了电台。
他将电台运到静安寺附近的商铺中,挖了个地洞,确认安全后将电台放进去,保证了上海与延安的联络。
1938年8月2日,范纪曼通过特殊渠道获得重要情报:日军要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日军重炮兵两个旅团已由日本下关开往朝鲜清津港转图门江南岸三山镇一带布防,掩护日本陆军3个师团进攻张鼓峰。
他立即将这一情报送出。隔天,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刊出新闻:张鼓峰日苏战争爆发,苏联空军编队炸毁日军在图门江三山镇的重炮阵地。
1941年9月,范纪曼将上海白尔培路五金店里的地下电台转移到上海静安寺路大华商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
范纪曼冒险与刘鹤孔一起,将电台组装件拆散,分别藏在米袋和竹篮里,在日本兵的眼皮底下拿出来,转移到安全地点。
【三】少将专员与核心机密
1943年,陈恭澍再次找到范纪曼,要他翻译日伪情报,加深合作。
范纪曼向上级刘逸樵汇报此事,刘逸樵指示范纪曼接受邀请,让他打入国民党内部,为将来的斗争做准备。
1944年,因秘密电台被日军查获,范纪曼被关进日伪监狱。由于有人斡旋,再加上范纪曼没有恢复组织关系,日方查不到确凿证据,最终将他释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地下党要范纪曼设法营救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杨靖宇的弟弟)和地下党员李一鸣。
范纪曼约请老同学李时雨(中共秘密党员)商量营救计划。李时雨当时被周佛海任命为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长。
两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化装闯监狱。范纪曼弄来一套少将军官服,化装成刚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参,坐上李时雨驾驶的军用汽车,驶进上海提篮桥监狱。
监狱长沈冠三听说是重庆来客,慌忙出接。范纪曼装出蛮横的样子,厉声质问要接走部下李一鸣和杨树田。
沈冠三查询后报告,李一鸣已被日本人带走,只有杨树田一人。
范纪曼见到杨树田后,用俄语低声告诉他配合行动。杨树田心领神会,向范纪曼行了军礼。沈冠三对两人的关系深信不疑。
当沈冠三要求写提人收条时,范纪曼训斥他是汉奸,李时雨打圆场写了收据,成功将杨树田营救出狱。
抗战胜利后,范纪曼凭借陈恭澍的赏识和出色的个人能力在国民党内步步高升,甚至得到陈诚的接见。
1947年,范纪曼进入国民党国防部,担任代理少将专员。他的级别很高,能够接触到国民党的核心机密。
范纪曼为地下党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情报。1949年1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的家中举行绝密会议,参会人员只有顾祝同、白崇禧、何应钦、陈诚等少数高级决策人员。
会议的最高机密是:将国民政府迁至台湾,并将中央银行的黄金运往台湾。
范纪曼在一两天内就从国民党国防部负责人那里获得了这一情报,立即传达给徐淡庐。
这是中共收到的蒋介石将要逃往台湾的第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
除此之外,范纪曼还提供了陈长捷决堤、邱清泉调动等重要军事情报,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暴露入狱与死刑判决
1948年冬,上海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加强了对中共革命的镇压。
徐淡庐藏在上海四川路附近的住处暴露后,吴克坚希望徐淡庐立即搬往安全的法租界。
范纪曼利用国民党对自己的信任,在组织安排下将徐淡庐转移到自己名下的霞飞路花园洋房,使徐淡庐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1949年3月,国民党在上海进行大规模搜捕活动。
与范纪曼联络过的地下党员沈寒涛被捕,在敌人的酷刑下,沈寒涛意志不够坚定,供出了范纪曼的名字。
范纪曼被抓进上海威海卫路147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第一稽查大队看守所)。
范纪曼刚被关进去时待遇还不错,因为他之前地位很高,又广结善缘。他不但能在狱中自由行动,甚至可以和看守们喝酒聊天。
看守所长徐少元一开始见他是少将,要他把肩章、领章拿下来,范纪曼义正词严地拒绝,说自己是蒋校长封的军阶,别人没有资格拿。
徐少元被他的气势镇住,只好将其安排在警备室住下。
几天后,国防部派人来审问,范纪曼破口大骂,说他们好坏不分,颠倒黑白。
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想要获取组织的情报,但范纪曼守口如瓶,没有暴露一丝一毫。
随着国民党高层对范纪曼的怀疑越来越深,他的待遇逐渐下降,最后甚至上厕所都要被人监视。
这种变化让范纪曼意识到形势不妙,开始寻求逃脱的机会。
1949年4月的上海,国民党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京告急,上海垂危。
敌特准备溃逃台湾前,开始了在沪宁两地的大屠杀。
在看守所内,范纪曼与另一名被关押的同志周黎扬关在一起。
周黎扬注意到看守所所长徐少元和副所长发生争吵,所长吵完后怒气冲冲地在本子上画了几个圈,其中就有范纪曼的名字。
周黎扬问副所长这个圈是什么意思,副所长说不清楚,猜测是要送去南市看守所。
南市看守所在当时是有去无回的鬼门关,实际上就是处决犯人的地方。
到了晚上,所长按例外出,周黎扬悄悄告诉范纪曼画圈一事。
范纪曼听后心中着急,他明白自己已经被判处死刑,必须立即行动。两人开始密谋逃跑路线,经过仔细观察,终于确定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