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李建国,一个土生土长的、生活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边贸小老板。
那年,我三十二岁,刚刚离异。
前妻嫌我穷,没本事,给不了她想要的大城市生活,跟着一个南方的老板,跑了。
我一度,对生活,对女人,都失去了信心。
直到二零一六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我去朝鲜那边,做一批药材生意。
在口岸的检查站,我遇到了十六岁的金贞熙。
她就是我后来的媳妇,金珍。
当时,她还是一名正在服役的朝鲜女兵,负责在检查站执勤。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厚重的军大衣,手里抱着一把比她人还高的钢枪,站在凛冽的寒风里,站得笔直,像一棵扎根在边境线上的、倔强的白杨树。
她的眼神,凌厉,警惕,像一只随时准备战斗的猎鹰。
那天的风雪很大,我不小心,把口袋里的一颗大白兔奶糖,掉在了地上。
我正准备弯腰去捡,她却比我更快一步。
她用戴着厚手套的手,捡起了那颗糖,然后,用她那双凌厉的眼睛,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我以为,她要没收这颗“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
可没想到,她只是趁着别人不注意,快步走到我身边,悄悄地,把那颗糖,又塞回了我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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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这个动作,她又立刻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站得笔直。
我看到,她那被冻得通红的耳根,似乎,更红了。
那一刻,我看着她那故作冷漠的侧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也是在那一刻,我注意到了她那只没有戴手套的、握着钢枪的右手手背上,有一道很深,很长的旧伤疤。
像一条丑陋的蜈蚣,盘踞在她那本该白皙细腻的皮肤上。
从那以后,我每次过境,去做生意,都会下意识地,去寻找那个身影。
很多时候,我都能遇到她。
她还是那样,穿着那身宽大的军大衣,站得笔直,眼神凌厉。
我开始,会偷偷地,给她带一些我们这边的小零食。
有时候,是一块巧克力。
有时候,是一根火腿肠。
有时候,是一瓶她从未喝过的可口可乐。
我不敢直接给她,就每次都趁着她不注意,悄悄地,放在她执勤岗位的窗台上。
她每次,都会假装没看见。
但等我第二天再经过时,那些东西,就都不见了。
一来二去,我们就这么,用这种最原始,也最笨拙的方式,熟悉了起来。
我从一个和她一起执勤的、会说几句中国话的老兵那里,打听到了她的身世。
她家境贫寒,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
母亲身体不好,常年体弱多病。
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弟弟,正在上学。
她是家里的长女,也是唯一的希望。
十六岁那年,她为了能让家里减轻负担,也为了能给弟弟挣一个更好的前程,才选择了参军。
听完她的故事,我看着那个在寒风中,依旧站得笔直的、瘦弱的背影,心里,更是充满了无尽的怜惜。
两年后,她退伍了。
经人介绍,我托了很多人,花了很多心思,才再次联系上她。
我正式地,向她,求了婚。
我告诉她,我不在乎她的国籍,不在乎她的家境。
我只知道,从我第一眼见到她开始,这个倔强、善良、外冷内热的姑娘,就已经住进了我的心里。
我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跟我回中国,过日子。
她看着我,没有哭,也没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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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婚礼,办得极为简单。
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婚礼。
我只是,把她带回了我在延边的家。
她没有一件像样的嫁妆,所有的行李,就只有一个她当兵时用的、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军挎包。
挎包里,也只装着两样东西。
一张已经泛黄的、她们一家人的全家福照片。
和一枚她父亲生前留下的、已经生了锈的旧军功章。
领结婚证的那天,她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金珍。
她说,她希望,我们的感情,能像金子一样,真挚,永恒。
那天,她依旧没有笑。
只是在我给她戴上那枚我花了一个月工资买的金戒指时,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郑重地说道:
“建国,我会对你好的。”
金珍嫁给我之后,把我的生活,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家,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
她身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兵时留下的习惯。
比如,每天早上五点,她都会准时起床,不用闹钟,比我们家那只打鸣的老公鸡还要准时。
她会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她会把我换下来的所有衣服,都叠成一块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块”,码放在衣柜里。
她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我们家里的剩饭剩菜,她从来不舍得倒掉。
总是热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全部吃完。
我心疼她,不想让她这么辛苦。
我给她买了很多新衣服,新鞋子。
可她每次,都只是嘴上高兴,却从来不穿。
她说:“建国,别浪费那个钱了,这些衣服太好了,穿着干活不方便。我以前那些,能穿就行。”
她对自己,节俭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我有时候,都觉得她像个苦行僧。
唯一一次,我看到她哭,是在一个深夜。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
她手里,正抱着那个她从朝鲜带来的、已经泛黄的全家福照片,望着窗外,北方家的方向,一个人,在默默地发呆,流眼泪。
我没有走过去打扰她。
我只是悄悄地,退回了房间,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知道,她想家了。
八年了。
从她嫁给我那天起,她就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娘家。
不是她不想回。
是我知道,她舍不得。
她舍不得那来来回回的路费,舍不得那些繁琐的手续费。
她总觉得,那些钱,花在路上,太不值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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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背着她,托我在朝鲜做生意的朋友,给她母亲,汇过去了一笔钱,不多,也就三千块。
可她知道后,竟然第一次,跟我急了眼,跟我大吵了一架。
她红着眼睛,对我说:
“李建国,我嫁给你,不是为了你的钱!”
“你这样做,是看不起我,也是看不起我的家人!”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背着她,做任何事。
二零二四年,年初。
边境的政策,有所松动。
去朝鲜探亲的手续,比以前,要简便了许多。
我心里,那个压抑了多年的念头,又一次,强烈地冒了出来。
今年,无论如何,我都要让金珍,回一趟娘家。
风风光光地,回去。
我瞒着她,开始了我自己的“秘密计划”。
我托了所有的关系,花了不少钱,帮她把所有的探亲手续,都提前办了下来。
我还把我这几年做生意攒下的,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
整整五万块钱。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盖着红章的探亲批准文件,和那五万块钱的现金,一起,放在了她的面前。
“珍,你看,这是什么?”
她拿起那张纸,看着上面那熟悉的文字,和那个清晰的印章,整个人,都愣住了,足足愣了有十分钟。
她的反应,不是我想象中的高兴和激动。
而是一种……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慌张和抗拒。
“我……我还没准备好……”
她看着我,眼神躲闪,声音,都在发抖。
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
她不是不想回去。
她是,害怕回去。
她害怕,看到八年未见的母亲,早已变得白发苍生。
她害怕,那个记忆中还跟在她屁股后面的弟弟,已经长大成人,不认识她这个姐姐了。
她更害怕,那个她魂牵梦萦了八年的家,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
我走上前,抱住她。
“珍,别怕。”
“有我呢。”
“只是回去看看,看看咱妈,看看弟弟。给他们,报个平安。”
在我的再三劝说下,她终于,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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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她几乎一夜没睡。
她把我给她买的,那些她从来都舍不得穿的新衣服,新鞋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全都拿了出来。
她把那些东西,在那个小小的行李箱里,装了又拆,拆了又装,反复了七八次,总觉得,带得不够多。
临睡前,她还做出了一个让我有些意外的举动。
她把我去年送给她的,那条她一直宝贝得不得了的金项链,从脖子上摘了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锁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太招摇了,戴着这个回去,不好。”
我知道金珍的性格。
她倔强,要强,自尊心比天还高。
我直接给钱,她肯定一分钱都不会要。
于是,那天晚上,等她睡着了之后。
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了那个我早就准备好的,装有五万块现金的信封。
我把那五万块钱,分成了好几份。
我拿出两万,悄悄地,塞进了她那个旧行李箱最里面的夹层里。
我又拿出一万,找来针线,笨手笨脚地,缝在了她准备带回去的那件厚棉衣的内衬里。
为了缝这个,我还扎了好几次手。
我又拿出一万,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她给母亲买的那个昂贵的药盒底下。
最后剩下的一万,我把它,全都换成了十块、二十块的小面额,然后,塞进了她行李箱里,每一个衣服的口袋里,每一个角落里。
我心想:这样一来,你总会发现的吧?
就算你想还给我,也来不及了。
第二天一早,我开着我那辆新买的二手五菱宏光,送她去丹东的口岸。
临过境前,她紧紧地抱着我,久久不愿松手。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
最后,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里面,有愧疚,有不舍,还有一种……一种我看不懂的,决绝的东西。
她说:“建国,等我回来。”
我笑着,点了点头。
金珍申请的探亲时间,是十五天。
她走后的那十五天,我感觉,自己像是丢了魂一样。
我每天,都魂不守舍,坐立不安。
脑子里,会不受控制地,涌上各种各样不好的念头。
我担心,她在那边,会不会受欺负。
我担心,她的家人,会不会扣着她,不让她再回来了。
我也担心,那五万块钱,她到底,有没有发现?
到了第七天,我终于,收到了她托人从那边,带过来的口信。
口信,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
上面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一切都好。”
可我看着那四个字,心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这太短了,也太官方了。
一点,都不像她平时的风格。
我开始胡思乱想。
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还是说,她在那边,遇到了什么麻烦,不方便跟我说?
接下来的几天,我更是度日如年。
到了第十四天的夜里,我彻底失眠了。
我把她留在家里的,那个她当兵时用的旧军挎包,翻了出来。
我想闻闻上面,那熟悉的、属于她的味道。
我打开挎包,看到了那张她一直视若珍宝的全家福照片。
照片上,她和她的母亲,弟弟,依偎在一起。
她弟弟的脸上,挂着灿烂的,无忧无虑的笑容。
我看着那张笑脸,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
第十五天,我去口岸接她。
我在出关口,等了很久很久。
终于,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我看到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
远远地看到她的那一刻,我愣住了。
她比走的时候,瘦了整整一大圈,整个人,都快瘦成了一道闪电。
她的眼眶,是红的,也是肿的,像是刚刚,大哭过一场。
最让我感到心惊的是,她走路的姿势,一瘸一拐的,似乎,是腿受了伤。
我再也顾不上其他,冲了上去,想要抱住她。
她却在我靠近的瞬间,下意识地,躲开了。
她看着我,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
她只说了一句:“建国,我们回家再说。”
一路上,她一言不发。
她只是,死死地,抱着那个看起来比走的时候,还要鼓囊的行李箱,不让我碰一下。
我心里,发毛到了极点。
她到底怎么了?
在那边,到底出什么事了?
回到家,我妈看到她回来,高兴得不行,拉着她,就要去厨房吃饭。
她却摇了摇头。
她把我妈,和我,都叫到了客厅。
她把客厅的门,反锁上了。
然后,她让我,在沙发上坐下。
她对我说:“建国,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说着,她就把那个她一路都死死抱着的行李箱,放在了我的面前。
她蹲下身,拉开了拉链。
行李箱,打开了。
然后,她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了出来。
当我看清楚里面的东西时,我的血压,瞬间就飙了上来!
头皮,也一阵阵地发麻!
最上面,是我偷偷塞给她的那五万块钱。
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一分,都没有动。
可是在那五万块钱的下面,压着的那些东西,却让我瞬间,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