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1年的冬天，是我这辈子经历过最冷的冬天。
不只是天气冷——零下三十八度，吐口唾沫掉地上就成冰碴子。
更冷的是心。
我叫孙卫东，黑龙江绥芬河人，那年二十二岁。
厂子黄了，工作没了，女朋友跟一个有门路的倒爷跑了，我妈躺在医院里等着做手术，家里连手术费都凑不齐。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但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一件军大衣的事。
那天晚上，我在火车站捡了一个冻得快死的苏联人，把我唯一的军大衣披在了他身上。
他醒来之后，塞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一串俄文，我一个字都不认识。
他说：「兄弟，这个你收好。以后你要是想做木材生意，就去莫斯科找我叔叔。」
我当时想，苏联都快完蛋了，莫斯科的名片有个屁用。
三年后，我才知道，那张名片的主人，已经成了俄罗斯最大的木材商之一。
而我，一个东北边境小城的待业青年，即将被卷入一场关于木材、金钱、黑帮和权力的惊天博弈。
在那场博弈里，有人倾家荡产，有人锒铛入狱，有人横尸荒野。
而我，必须学会一件事——
在狼群里活下来，光靠善良是不够的。
你得比狼更狠。
01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
那天晚上，绥芬河零下三十四度，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我蹲在火车站候车室的角落里，缩成一团，浑身哆嗦。
不是没地方住。
是租的房子暖气停了，房东说，欠了三个月房租，啥时候交钱啥时候开。
我兜里只剩下七块三毛钱。
七块三毛钱能干啥？
在1991年的绥芬河，能买三斤冻梨，或者两包烟，或者一张去哈尔滨的硬座票。
但买不了暖气。
也买不了我妈的手术费。
三万块。
医生说，再不做手术，我妈的腿就保不住了。
三万块，我就是把自己卖了也凑不出来。
候车室里人不多，零零散散坐着几个等车的。
角落里有个烧煤的炉子，火光忽明忽暗，勉强能感觉到一点温度。
我靠在墙根底下，把身上那件军大衣裹紧了。
这是我爸留下的。
他是老兵，抗美援朝那会儿当过志愿军，这件大衣跟着他从朝鲜穿到东北，从东北穿到坟里。
他死的时候，就穿着这件大衣，我硬是从棺材里扒下来的。
我妈骂我，说不吉利。
我说，爸穿着暖和，我穿着也暖和。
现在想想，也就这件大衣还值点钱了。
我眯着眼睛，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听见外面有动静。
是候车室外面，靠近站台的那片空地。
我没在意，翻了个身，继续睡。
但那动静越来越响，像是有人在喊什么。
我睁开眼，竖起耳朵听了听。
是俄语。
绥芬河是边境城市，苏联人——现在应该叫俄罗斯人了——来来往往的很多。
我在木器厂干活的时候，经常能看见他们来拉货。
自学了几句简单的俄语，能听懂一点。
那个声音在喊的是：「救命……救命……」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站起来，推开候车室的门，往外走。
冷风呼地一下灌进来，差点把我吹回去。
我顶着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站台那边走。
月光很亮，照在雪地上，白花花的一片。
我看见了一个人。
他躺在站台的角落里，蜷缩成一团，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呢子大衣，帽子不知道掉哪儿去了，金黄色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是个苏联人。
年轻，二十岁出头的样子，脸冻得发紫，嘴唇已经没有血色了。
我蹲下来，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
还有气，但很弱。
再不救，人就冻死了。
我没多想，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盖在他身上。
冷。
真他妈冷。
零下三十四度的风打在身上，像被人扒了层皮一样。
我咬着牙，把他往候车室里拖。
这小子看着瘦，死沉死沉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进候车室。
把他放在炉子旁边，又去找值班的大爷要了一壶热水。
「小伙子，你认识这老毛子？」大爷问我。
「不认识。」
「不认识你救他干啥？」
我没回答。
我也不知道为啥。
可能是因为他喊「救命」的时候，声音跟我差不多大。
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像条野狗一样在这儿熬着，见不得别人冻死。
我把热水一点一点喂进他嘴里。
他咳嗽了几声，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了眼睛。
那是一双蓝眼睛，很亮，像贝加尔湖的湖水。
「你……」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用蹩脚的中文说，「你救了我？」
「嗯。」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我把他按住了。
「别动，先暖和暖和。」
他看着盖在自己身上的军大衣，又看了看我——我这会儿只穿着一件破棉袄，冻得直哆嗦。
他的眼眶红了。
「谢谢你……谢谢你，中国朋友……」
「没事，躺着吧。」
我不太会说话，也不知道该说啥。
他躺了一会儿，缓过劲儿来了，跟我说起了他的情况。
他叫伊万·彼得罗维奇，中文名叫「万山」，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来中国学中文的。
本来应该在哈尔滨，但今天他接到家里的电话，说苏联没了，让他赶紧回莫斯科。
他慌慌张张往火车站赶，结果路上被人抢了。
钱包、行李、护照，全没了。
他想找人帮忙，但语言不通，没人理他。
等了几个小时，就冻晕了。
「兄弟，」他握着我的手，「你叫什么名字？」
「孙卫东。」
「孙……卫……东，」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记住了。」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塞到我手里。
「这个，你拿着。」
我低头一看——名片上印着一行俄文，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和地址。
我一个字都不认识。
「这是啥？」
「是我叔叔的名片。」万山说，「我叔叔在莫斯科做生意，做木材的。你以后要是想做木材生意，就拿着这张名片去找他。报我的名字就行。」
我愣住了。
「我……我就是帮了你一下，你不用……」
「不是帮了一下，」他盯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你救了我的命。在苏联——不，在俄罗斯，救命之恩，是要用一辈子来还的。」
他顿了顿，又说：「孙卫东，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但我看得出来，你过得不好。」
他指了指我身上那件破棉袄：「一个大冬天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的人，不会过得好。」
我没说话。
「这张名片你先留着，」他说，「等你准备好了，就去莫斯科找我叔叔。他会帮你。」
「可是……我不认识俄语，我也没钱去莫斯科，我……」
「会有办法的。」他打断我，「兄弟，相信我，会有办法的。」
他看了看窗外，天已经快亮了。
「我得走了，得去找大使馆想办法。」他站起来，把军大衣还给我，「这个还给你，你比我更需要。」
我接过大衣，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回过头，说了一句话：
「孙卫东，苏联完了，但有些东西不会完。你记住这张名片，它比你想的值钱。」
然后，他推开门，消失在了风雪里。
我站在原地，看着手里那张皱巴巴的名片，愣了很久。
窗外，天亮了。
1991年12月27日，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天。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也从这一天开始，彻底改变了。
02
日子还是得过。
名片被我夹在一本旧书里，扔在了床头。
我没把它当回事。
一个苏联人——现在应该叫俄罗斯人了——随手给的名片，能有什么用？
苏联都没了，谁知道他叔叔还在不在。
更何况，我连明天的饭都不知道在哪儿，哪有闲心想什么莫斯科、木材生意。
1992年开春，我妈的病越来越重了。
医生说，必须在六月之前做手术，不然腿就废了。
手术费三万块。
三万块。
我把能借的人都借遍了，只凑了三千。
亲戚们各有各的难处，国企改革，下岗潮一波接一波，谁家都不富裕。
我厚着脸皮去找我表舅——他在县工商局当科长，算是我们家混得最好的亲戚。
结果他连门都没让我进，站在门口跟我说：「卫东啊，不是舅舅不帮你，是真拿不出来。你看看这形势，我自己都朝不保夕，哪有闲钱借人？」
我说：「舅，我妈的腿要是废了，她后半辈子就完了。您多少借点，我一定还。」
他叹了口气：「卫东，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妈这病，就算做了手术，也未必能好利索。你与其花这三万块，不如留着钱，给你自己找条出路。」
我站在他家门口，浑身的血都冲到了脑门上。
我想骂他，但骂不出口。
他说的是实话。
在那个年代，谁都顾不上谁。
我一个人走在街上，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百货商店门口。
那是绥芬河最热闹的地方，边贸刚刚兴起，到处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倒爷」，操着各地口音，吆喝着买卖。
卢布换人民币的，人民币换卢布的，倒腾皮夹克的，倒腾电子表的，倒腾罐头香烟的……
乌泱泱一片，热闹得像赶集。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小燕。
我的女朋友。
准确地说，是前女朋友。
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皮草大衣，脚上是一双进口的高跟靴，浑身上下收拾得利利索索，跟半年前那个在木器厂上班、整天穿着工装的姑娘判若两人。
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穿着皮夹克，叼着烟，一脸横肉。
我认识那个人。
刘彪。
绥芬河的「边贸一哥」，黑白通吃的狠角色。
据说他手底下有几十号人，垄断了大半个绥芬河的过境货源。
小燕挽着他的胳膊，笑得很开心。
我站在那儿，像根木头一样，不知道该走还是该躲。
结果，她看见我了。
她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恢复了正常。
她跟刘彪说了句什么，然后朝我走过来。
「卫东。」她在我面前站定，表情很平静。
「小燕。」我的声音有点哑。
「你怎么在这儿？」
「路过。」
她点点头，沉默了几秒钟。
「卫东，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她看着我，「我跟刘彪在一起了。」
我没说话。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她说，「但我没办法。你厂子黄了，我厂子也快黄了。我不想一辈子穷下去。」
她顿了顿：「刘彪能给我想要的生活。」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转身要走，又停下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卫东，你也找条出路吧。别一辈子窝在这儿。」
然后，她走了。
刘彪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嘴角挂着一丝不屑的笑。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然后搂着小燕，大摇大摆地走了。
我站在原地，攥紧了拳头。
不是因为小燕。
是因为刘彪那个眼神。
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
从小到大，我见过无数次。
在学校里，成绩好的同学看成绩差的同学。
在工厂里，干部看临时工。
在社会上，有钱人看穷光蛋。
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理所当然的蔑视。
好像在说：你这种人，就该是这个样子。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离开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晚上，我去找老关。
老关是木器厂的老木匠，干了三十多年，手艺好得很。
我刚进厂那会儿，他是我的师父，教过我不少东西。
厂子黄了以后，他也下岗了，在家靠种点地、打点零工过活。
「师父，我想跟您打听个事儿。」
「啥事儿？」
「边贸这行，怎么入？」
老关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去倒了两杯酒。
「喝。」
我端起杯子，一口闷了。
「卫东，」老关叹了口气，「你想做倒爷？」
「嗯。」
「为啥？」
「我妈要做手术，三万块，我凑不出来。」
老关沉默了。
「师父，我知道您认识一些人，能不能帮我引荐引荐？」
老关摇了摇头。
「卫东，不是师父不帮你。是这行太深了，你进去，出不来。」
「怎么说？」
「绥芬河的边贸，表面上是买卖货物，实际上是买卖关系。」老关压低声音，「海关、边防、铁路、公安……每个环节都要打点。你没有关系，货过不去；你没有门路，货卖不出去。」
他顿了顿：「更要命的是，刘彪。」
「刘彪？」
「他把绥芬河的边贸垄断了。」老关说，「俄罗斯那边的货源，他掐着；中国这边的渠道，他也掐着。新人想进场，要么给他交'保护费'，要么被他挤出去。」
「有没有不通过他的办法？」
老关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有。但很难。」
「什么办法？」
「自己找俄罗斯那边的货源。」他说，「不走刘彪的渠道，直接跟俄罗斯人对接。但这需要两样东西——第一，你得会俄语；第二，你得有俄罗斯那边的人脉。」
「这两样，你有吗？」
我愣住了。
我会俄语吗？
会一点，但不多。
我有俄罗斯的人脉吗？
我想起了那张名片。
那个叫万山的苏联留学生。
那个说「以后你想做木材生意，就去莫斯科找我叔叔」的人。
我的心跳快了起来。
「师父，我可能……有。」
03
1992年四月，我踏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出国。
车票是借钱买的，加上路上的吃喝，一共花了八百多块。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从绥芬河到莫斯科，要先到满洲里，再换乘国际列车，一共要走七天七夜。
火车一路往西，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平原。
窗外是看不到边的雪原和森林，偶尔能看见几座破败的工厂和村庄。
苏联刚解体，到处都乱糟糟的。
火车上的俄罗斯人愁眉苦脸，小声议论着卢布又贬值了多少、物价又涨了多少、谁谁谁失业了。
我听不太懂，但能感觉到那种压抑的气氛。
跟我们那边差不多。
都是小老百姓，都在时代的洪流里挣扎。
第七天傍晚，火车终于到了莫斯科。
我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站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的广场上，傻眼了。
人山人海。
到处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人，操着各种口音，吆喝着买卖。
跟绥芬河的百货商店门口一模一样，只是规模大了十倍不止。
我掏出那张名片，看着上面的地址——一串俄文字母，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找了个路边的小摊，花了五块钱，请一个会中文的俄罗斯老太太帮我翻译。
「彼得罗维奇木材集团，列宁大街128号。」老太太念完，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找彼得罗维奇？」
「是。」
她的表情变得有点奇怪。
「小伙子，你认识他？」
「我认识他侄子。」
她没再说什么，给我指了路。
我按照她说的，坐地铁，转公交，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那个地址。
是一栋苏联时代的老式大楼，灰扑扑的，跟周围的建筑没什么两样。
我有点失望。
我以为「木材集团」应该是那种气派的大公司，结果就这？
我硬着头皮走进去，在门口被一个保安拦住了。
「干什么的？」保安用俄语问我。
我掏出那张名片，递过去：「我找彼得罗维奇先生。」
保安看了看名片，又看了看我，眼神变得警惕起来。
「你是谁？」
「我是中国人，孙卫东。我认识他的侄子伊万，他让我来找彼得罗维奇先生。」
保安犹豫了一下，拿起电话，说了几句俄语。
过了一会儿，他挂了电话，态度忽然变了。
「跟我来。」
他带着我往楼里走，七拐八拐，来到了一个电梯前。
电梯一路往上，到了顶楼。
电梯门打开，我愣住了。
这哪是什么破旧的办公楼。
顶楼是一个巨大的套间，装修得富丽堂皇——水晶吊灯、真皮沙发、地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油画，角落里还摆着一架三角钢琴。
一个四五十岁的俄罗斯女人站在门口，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金发高高盘起，表情冷淡。
「你就是孙卫东？」她用流利的中文问我。
「是。」
「跟我来。」
她带着我穿过客厅，来到一间书房前。
「进去吧。彼得罗维奇先生在等你。」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
书房很大，靠墙是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架，中间摆着一张巨大的橡木书桌。
书桌后面坐着一个男人。
五十多岁，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眼窝深陷，目光锐利得像鹰。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领口敞开着，露出一条金链子。
他看见我进来，放下手里的文件，打量了我几秒钟。
「你就是救了万山的中国人？」
「是。」
「坐。」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屁股只敢沾半边。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继续打量着我。
那目光像是在看一件货物，估算它值多少钱。
「万山跟我说过你的事，」他开口了，「他说你在火车站救了他的命。」
「举手之劳。」
「举手之劳？」他笑了一声，「零下三十度，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一个陌生人，这叫举手之劳？」
我没说话。
「孙卫东，我不喜欢绕弯子，」他放下茶杯，身体往前倾了倾，「你来找我，是想做什么？」
「做生意。」我说，「万山说您做木材生意，我想跟您合作。」
「合作？」他挑了挑眉，「你拿什么跟我合作？」
我被问住了。
是啊，我拿什么跟他合作？
我没钱，没人脉，没经验，连俄语都说不利索。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谈「合作」？
他看着我的窘迫，似乎并不意外。
「年轻人，我欣赏你的勇气，」他说，「但勇气不能当饭吃。你千里迢迢跑到莫斯科来，就凭万山的一句话？你不怕我是个骗子？」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没什么可骗的。」我说，「我身上只有回家的路费，骗走了也不值钱。」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
「有意思，」他说，「很有意思。」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孙卫东，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万山在火车站被抢的那天晚上，我刚刚完成了一笔……很大的交易。」他说，「苏联解体，很多国有资产被'重新分配'。木材，是其中最值钱的一块。」
「我拿到了西伯利亚几片最好的林场的开采权。」
「从那天起，我就是俄罗斯最大的木材商之一。」
他转过身，看着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摇摇头。
「意味着，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钱，不是资源，而是——可靠的合作伙伴。」
他走回书桌前，坐下来，盯着我的眼睛。
「俄罗斯的木材，要卖出去，最大的市场在哪儿？」
「中国。」
「没错，中国。」他说，「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到处都在盖房子、修铁路、建工厂。他们需要木材，大量的木材。而我，正好有。」
「问题是，我不了解中国市场。我需要一个中国人，一个我信得过的中国人，帮我把木材卖到中国去。」
他顿了顿：「万山说，你可能是那个人。」
我的心跳快得像打鼓。
「彼得罗维奇先生，我……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我不懂做生意……」
「我知道你不懂。」他打断我，「所以我不会现在就让你做生意。」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我给你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你就待在莫斯科，跟着我的人学习——学俄语，学木材知识，学做生意的规矩。」
「一个月之后，如果我觉得你行，我就给你一批货，让你带回中国去卖。」
「如果我觉得你不行——」他看着我，「你就回家去，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咽了口唾沫：「那……如果我行呢？」
「如果你行，」他靠回椅背，嘴角勾起一丝笑意，「三年之内，我会让你成为中国最大的木材进口商之一。」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的目光忽然变得锐利起来。
「我的钱，不能脏。」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必须干净。」他说，「你做的每一笔生意，都必须是合法的。海关、税务、检疫，所有手续都要齐全。我不要那些走私、逃税、贿赂的脏钱。」
「你能做到吗？」
我愣了一下。
在那个年代，边贸几乎就等于灰色生意。
走私、低报、行贿，是行业的「潜规则」。
真正「干净」做生意的，几乎没有。
但我看着他的眼睛，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我能。」我说。
他点了点头：「好。」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铃，那个金发女人走了进来。
「安娜，带孙先生去休息。从明天开始，你负责教他。」
安娜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没有任何温度。
「跟我来。」
我站起来，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彼得罗维奇忽然叫住了我。
「孙卫东。」
「嗯？」
「有一件事，我要提前告诉你。」
他的声音变得很沉：「这个行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有很多人，会想要你死。」
「如果你怕，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回过头，看着他。
「彼得罗维奇先生，我来之前，我妈躺在医院里等着做手术。我连手术费都凑不出来。」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点了点头。
「去吧。」
04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充实的一个月。
也是最累的一个月。
白天，我跟着安娜学俄语——从最基本的发音开始，一个词一个词地抠。
安娜是个严厉的老师，我发音不准她就让我重复，一个词重复几十遍，直到她满意为止。
下午，我跟着彼得罗维奇的人去木材仓库「实习」。
看木材的等级怎么分，尺寸怎么量，含水率怎么测，价格怎么定。
这些东西，我在木器厂学过一点，但俄罗斯的木材跟国内的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等于要从头学。
晚上，我回到住处，抱着俄语教材啃到半夜。
第一周，我累得快散架了。
第二周，我开始适应了。
第三周，我已经能用俄语进行简单的交流了。
安娜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冷淡，变得稍微柔和了一点。
「你学得很快，」有一天，她破天荒地夸了我一句，「比我想象的快。」
「谢谢。」
「不用谢我。」她说，「你应该谢你自己。我见过很多来这儿'学习'的人，大部分都坚持不下来。」
「为什么？」
「因为太苦了。」她看着我，「你不怕苦吗？」
「怕。」我说，「但比起苦，我更怕穷。」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
第四周的最后一天，彼得罗维奇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坐。」
我坐下了。
「这一个月，你的表现不错。」他说，「安娜跟我说，你很用功，学东西也快。」
「谢谢。」
「但我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想做这行？」
我愣了一下。
「我不是问你缺钱，」他说，「缺钱的人多了去了。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想做木材生意？」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懂。」
「懂？」
「我在木器厂干过五年，」我说，「虽然只是个普通工人，但木材的好坏，我能看出来。这是我唯一拿得出手的本事。」
「还有呢？」
「还有……」我顿了顿，「我想给我妈治病。我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我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废物。」
彼得罗维奇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孙卫东，」他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万山当年在火车站被抢，不是偶然的。」
我愣住了。
「那天晚上，有人想杀他。」
「谁？」
「我的对手。」他说，「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都在抢资源。我拿到了西伯利亚的林场，有人不服气。他们想通过绑架万山来威胁我。」
「结果万山跑了，在火车站被冻晕了。」
「是你救了他。」
他看着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什么？」
「意味着，我欠你一条命。」他说，「在俄罗斯，欠命是要还的。」
「但我不喜欢欠人东西，所以我要把这条命还给你。」
「怎么还？」
「让你发财。」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孙卫东，我现在正式邀请你，成为我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他转过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一份合同。第一批货，一个车皮的白松木材，按市场价的七折给你。你把它运回中国，卖掉，利润我们五五分。」
「如果这一单你能做好，以后的货，我优先给你。」
我拿起那份合同，手有点抖。
一个车皮的白松，按市场价七折，那也值好几万块。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一笔钱。
「彼得罗维奇先生，我……」
「别急着谢我。」他打断我，「我刚才说了，这一行不简单。你回到中国，会遇到很多麻烦。」
「什么麻烦？」
「你的同行。」他说，「中俄边贸这块蛋糕，很多人都在抢。你一个新人，带着货回去，一定会有人想吃掉你。」
「那怎么办？」
「怎么办？」他看着我，眼神忽然变得锐利起来，「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他走回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扔在我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俄罗斯男人，光头，满脸横肉，脖子上纹着一条蛇。
「这个人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说，「是俄罗斯这边最大的'保护费'收取者之一。中俄边境的货，有一半要经过他的手。」
「他跟我是对手。」
「他在中国有一个'代理人'，叫刘彪。你听说过吗？」
刘彪。
那个抢了我女朋友的男人。
「听说过。」我说。
「那就好。」彼得罗维奇说，「记住，刘彪是你最大的敌人。你想在这行站稳脚跟，就必须打败他。」
「怎么打？」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他看着我，「因为打仗的人是你，不是我。」
「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
「找到他的弱点。」他说，「每个人都有弱点。找到它，利用它，摧毁他。」
他顿了顿：「这是做生意的第一课。」
我攥紧了那份合同。
「彼得罗维奇先生，谢谢您。」
「别谢我。」他说，「三年之后，你如果真的成了中国最大的木材进口商，那才是真正的感谢。」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去吧。」
05
1992年六月，我带着一个车皮的白松木材，回到了绥芬河。
提单揣在怀里，沉甸甸的。
那是我这辈子摸过的最值钱的东西。
但我很快就发现，有货是一回事，卖出去是另一回事。
清关、运输、销售——每一个环节都要钱，都要关系。
我没有钱，也没有关系。
我试着自己去跑海关，被人轰出来了。
「你是哪个公司的？有报关资质吗？有进口许可证吗？」
什么都没有。
我试着自己去找买家，被人笑话了。
「你一个毛头小子，手里有一车皮木材？骗人的吧？」
没人信我。
我在绥芬河转了三天，一根木头都没卖出去。
第四天，有人找上门来了。
来的人是刘彪的手下，一个叫马三的小伙子，瘦瘦高高的，看着有点老实。
「孙卫东？」他站在我租的小旅馆门口，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谁？」
「我是刘哥让我来的。」他说，「刘哥听说你弄了一车皮木材，想跟你谈谈。」
我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来了。
「谈什么？」
「谈合作。」马三说，「刘哥说了，你一个人吃不下这批货。他可以帮你清关、运输、销售。条件嘛，利润他拿六成，你拿四成。」
「六成？」我冷笑了一声，「他怎么不去抢？」
「这是规矩。」马三的表情没变，「绥芬河的边贸，都是这个规矩。你不懂规矩，在这儿混不下去。」
我看着他，没说话。
「孙哥，我劝你一句，」他压低声音，「别跟刘哥硬碰硬。他在这儿的关系，你想象不到。海关、边防、公安……哪个部门他不认识人？你要是不听话，这批货就烂在口岸吧。」
我沉默了几秒钟。
「行，」我说，「我跟他谈。」
马三带我去见了刘彪。
在一个茶楼的包厢里，刘彪翘着二郎腿，叼着一根雪茄，身边坐着小燕。
看见我，他笑了。
「哟，孙卫东，好久不见。」
我没理他，在他对面坐下了。
「听说你发财了？」他吐了个烟圈，「一个车皮的白松，不少钱啊。」
「刘哥消息灵通。」
「那是。」他笑了笑，「绥芬河这一亩三分地，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
他把雪茄掐灭了，身体往前倾了倾：「孙卫东，我就直说了。你这批货，我要了。清关、运输、销售，我全包。利润六四分，我六你四。」
「太黑了。」我说，「最多五五分。」
「五五分？」他冷笑了一声，「你以为你是谁？没有我，你这批货一根都卖不出去。」
「那我就不卖了。」
「不卖？」他瞪大了眼睛，「你不卖，你知道仓储费多少钱吗？滞港费多少钱吗？你拖一天，就亏一天。拖一个月，你的本钱就赔光了。」
他靠回椅背，慢悠悠地说：「孙卫东，我不是跟你商量，我是在告诉你。六四分，这是最后的条件。你同意，我们现在就签合同；你不同意，你就自己去碰壁吧。」
我看着他，心里翻涌着愤怒。
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没有他的渠道，我这批货真的卖不出去。
「行。」我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六四分。」
刘彪笑了，笑得很得意。
「这就对了嘛。」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孙卫东，以后跟着我好好干，有你的好处。」
我没说话。
小燕坐在旁边，看了我一眼，又移开了目光。
她的表情很复杂，但我没心思去猜她在想什么。
合同签了。
一周后，货清关了，卖出去了。
我分到了两万块。
刘彪拿走了三万。
我用这两万块，给我妈做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再养几个月就能下地走路了。
我妈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哭了。
「卫东，你受苦了……」
「妈，没事。」我笑了笑，「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医院的长椅上，抽了半包烟。
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刘彪拿走了六成的利润，我永远只是他的「打工仔」。
我需要找到办法，摆脱他。
我开始暗中观察刘彪的生意。
他的货从哪儿来？卖到哪儿去？他跟海关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他背后还有什么靠山？
一周后，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刘彪的俄罗斯货源，全都来自同一个人——谢尔盖。
那个光头、纹着蛇的俄罗斯黑帮头目。
每个月，刘彪都要给谢尔盖交一大笔「保护费」。
交了保护费，货才能顺利过境。
如果不交……
据说有人试过不交，第二天就被人打断了腿。
我把这个信息记在了心里。
总有一天，我会用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