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桃色谋杀案，如何让他们背弃初心，走上邪路？

郑重声明：本系列文章为基于“洪清宇宙”的历史架空创作，

描述的是发生在平行宇宙的故事，与现实无关。

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就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

华夏历史上首个建立天下秩序的政权夏朝，便是如此，创造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贡赐制度以及庞大的国有经济。但是夏朝最终被商推翻，血腥残酷的资本主义霸权秩序随之建立起来。

红旗为何会落地？

这是萦绕在每一个华夏人心头的沉重话题。

殷商代夏后，走上邪路的商族作孽太深，后世儒家为了抚平历史伤疤，避免历史重演，塑造“重农抑商”的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形成“封闭 僵化 的老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但是，从商族的早期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商族起源于东北辽河流域，进入中原地区以来，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也变得非常符合华夏主流价值观：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以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为使命。

商族并非是将外来的资本主义引入华夏，而是在华夏文明的土壤里，长出了资本主义的苗。

那么，商族当初到底是如何逐渐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呢？

具体来说，与一起桃色事件引发的谋杀案，以及由此引发的子报父仇有关。

正可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一、邪路的起点

接上文：

这起桃色谋杀案的受害者，是契之后的第七代玄孙王亥。

王亥的名字应该是子亥，被称作商王亥，简称为王亥。在甲骨文记载的商族诸位先祖中，只有王亥被称为"王"（王亥），其他先公如契、昭明、相土等均无此称号，

因为王亥成为桃色谋杀案的受害者，商族人将王亥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商族人有时甚至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王亥的"亥"字，在甲骨文中具有特殊形态——在"亥"字上方常有一个鸟形符号（隹）。这种写法在商先公中独一无二，只有王亥或此殊荣。

考虑到商族以鸟为图腾的信仰传统，可以认为商族人已将王亥神化，使其成为玄鸟和天命的象征。

天命玄鸟

商朝建立后，王亥被追封为“商高祖”。王亥取代了始祖契，成为商族最主要的祖先神。

甲骨文中的王亥字型，带有鸟头形象

商族那令人发指的血腥人祭，主要就是为了获得先祖王亥的庇佑。

王亥既不是商族始祖，也不是商朝开国君主，为何获得如此崇高地位？

原因有两点：

其一，是相传王亥驯服牛马、发明牛车、极大促进了商业繁荣，因此他替代发展生产的契，被商族奉为商业之祖。这跟犹太人崇拜商业，奉金钱为神灵是一致的。

其二，王亥在外出经商的过程中被人谋杀，这桩谋杀案让商族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并在复仇中获得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使得商族走上强大之路。

这个操作跟犹太人因为是纳粹大屠杀的牺牲品，而占据道义制高点，因而获得政治特权，可谓异曲同工。

换句话说，商族自从王亥之后，蜕变为“华夏的犹太人”！

考虑到历史上的先后顺序，将犹太人称为“西方的商族人”，可能更符合历史本来的面目。

如果说商族始祖契奠定了“贸工技”的基础，贸易依然要建立在实体生产之上，王亥服牛等一系列举动，则极大加强了“贸”的地位，大力建设牛车商队，推动跨部落贸易，打破地域隔绝，推动技术、文化、物资的双向传播，为早期民族融合与社会分工深化提供动力，同时也为商族走上邪路做好了前期准备。

这就好比联想集团建立初期的“柳倪之争”。契的时代，商族大致走的还是倪光南路线，在自主技术和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贸易；但是到了王亥时代，以贸易为核心的柳CZ路线占了上风。

1998年3月在《计算机世界杂志》上，发表柳CZ撰写的《贸工技三级跳》文章，以这篇文章为转折点，联想从此由“技工贸”彻底转到“贸工技”。该文表示，高科技产业化的内涵是科研成果、规模生产、规模经销三个部分的结合。其中规模营销是龙头，它既是科研、生产投入的保障体系,又是把科研、生产成果转化为效益的制高点，只有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从此，联想集团将规模营销放在核心位置，撤销倪光南的总工程师职务，并永久撤销这一岗位， 倪光南领导的研发中心所有人员全部下放到事业部的研发部门，由事业部总经理领导。

从此之后，倪光南以及技术路线的这一批人都被边缘化，柳CZ及其传人则牢牢掌握了联想集团的主导权，柳本人甚至一度被捧为中国企业家的“教父”，可谓契被边缘化、王亥被神化这段上古历史的神复刻了。

从以上事例也可以看出，“犹太人”其实并不依靠血缘传播，并非胎生也非卵生，而是化生。只要存在相似的土壤，总会源源不断化生出新的“犹太人”。（毛泽东对此有类似的表述： “资产阶级 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湿生，而是化生” ）

二、桃色谋杀事件始末

王亥之所以能通过驾驶牛车四处贩卖货物致富，关键还在于夏朝建立的天下秩序，使得华夏文明影响的天下相对安定。否则出门就被劫道，走路收个税，也就没法经商了。

商族是搭着夏朝的便车发展起来的，是“夏朝治下和平”最大的获利者，但是商族却把本族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自身的努力，事先资产的增殖。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开始萌芽。

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商族的生意做得更大了。以前商族也只能是跟附近的部落做生意，牛车使得生意范围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倍，可以与更远的部落进行交易。

像王亥这样赶着牛车到处卖东西，对于其他部落来说是个新鲜事，因此其他部落后来一见带着物资到处进行交换的人，便以为是“商部落的人”，简称他们为“商人”。

据《竹书纪年》，公元前1813年，商丘兄弟贸易商行的董事长王亥，和他的弟弟商行总经理王恒两人，从老家河南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唱着歌，长途跋涉到了河北易县附近做生意。这场生意数额应该相当巨大，需要首领兄弟二人同时出动。

有易氏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赶走了王亥的随行人员，夺走了商队的货物。这就是王亥被杀事件。

更广为传播的说法是：有易氏首领绵臣非常重视这个大买卖，王亥一行人到来后，他不仅好酒好肉招待，而且举办了一场篝火舞会。

王亥是一个舞蹈高手，他的舞姿吸引了许多有易氏的女子的青睐，在昏暗的篝火旁，各种耳鬓厮磨，眉来眼去，郎情妾意，变成了一场妻离子散舞。绵臣的老婆，看上了英俊潇洒又多金的王亥，王亥也是来者不拒，于是俩人跑到床上继续切磋舞技。

有易氏靠近华夏文明边缘，胡俗甚重，用妻女来招待贵客，直到近代也是草原上的常情。与商族同样起源于辽河流域的女真首领皇太极，不也用大玉儿来招待洪承畴嘛！明清时期的晋商在草原上做生意，几乎睡遍了每一个蒙古包。

所以王亥对这事也并未在意，以为只是主人的盛情款待。

有易氏首领绵臣却以被戴了绿帽子为名，将其作为杀王亥的借口。他趁着王亥喝醉酒醉醺醺地回房睡觉的时候，派刺客拿着斧头从后门潜入王亥的房间，把他的身体切成了八块，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夺了王亥的财物。

著名的未经和谐的真心话史书《竹书记年》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这段风流韵事：“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总之绵臣图财害命的罪名是跑不了的，差别在于，王亥在其中是否有过错？

汉朝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上甲微和其父亲王亥列在“中上”这种人品，似乎认为他们行为是有瑕疵的。

然而在犹太人看来，以色列怎么能有错呢？有错的都是巴勒斯坦人，全天下支持巴勒斯坦的都是哈马斯。

商族人的逻辑也是如此。这让商族沿着邪路深渊进一步滑落。

三、华夏天下秩序的危机

虽然夏朝正式灭亡，要到上甲微的六代之后，大乙（商汤）在鸣条之战中击败夏桀，但王亥被杀事件，已经暴露出夏朝天下秩序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

在夏朝的统治下，除了夏后氏之外，各部落方国如同兄弟般相处，如果有纠纷，通常会上报夏王进行裁决，这就是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但商族逐渐成为那个例外。商族经商积累财富，与其他部落产生了较大的贫富差距。

有钱，就会助长骄奢淫逸的习气；

商族人的言行举止中，很容易引发其他人的嫉恨；

商族人外露的财富，也很容易招致其他部族贪婪的目光。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存在巨大的财富落差，所谓港商在大陆趾高气昂的样子，挥舞着大把票子让大陆妇女自解衣裳，香港货车司机也可以在深圳东莞包二奶。

热播剧《漫长的季节》中，港商用金钱收买的方式，威逼年轻漂亮的女主沈墨陪自己上床，导致被杀的情节，可以说是王亥被杀事件的神复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大哥苏联，直接在内外财富落差冲击下走向解体。中国也曾经在悬崖边上徘徊。可想而知，商族的崛起，对于当时夏朝天下秩序的冲击有多么强烈。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有人考证说，有易氏又称有狄氏，也就是有娀氏。商族始祖契的母亲简狄，名字中“简”是其名，“狄”是其姓，而狄、易二字古代音同可以互通，因此简狄这个名字又可称“简易”。

有易部族在文化上最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以鸟为图腾标志，二是擅长观测日月星象以定历法。华夏文明有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观念就是“易”，其次就是“简”。“易”“简”并称，犹如乾坤并称、阴阳并称。有易氏部族由于其擅长掌握变易之术，即八卦和占卜之术而得名。

商族推翻夏后氏的《连山易》（相传是神农氏首创，大禹进行了全面修订，强调秩序和规划，进一步引申为社会秩序和规则，带有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建立新型的《归藏易》（相传是黄帝首创，商朝进行了全面修订，强调流动变化，进一步引申为通过资本流动塑造社会秩序，带有原始资本主义思想），以建立新的统治话语权，有易氏很有可能出力不小。关于上古“三易”（连山、归藏、周易）的话题，牵连太多，这里就此打住，等到周易出世之时再做系统解读。

三易关系简图

有易氏部落，并不是毫无关系的“路人甲”，而是跟商族有密切血缘关系的部落。这一谋杀及复仇事件，说明在金钱和利益的冲击之下，上古联姻形成的血缘维系的关系逐渐瓦解，开始让位于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考虑到有易氏和商族的密切血缘关系，王亥桃色谋杀案的背景，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商族从商丘出发北上，经过有易氏的领地继续向北做生意，很有可能就是带着华夏地区生产的特色手工品，与欧亚草原上的民族进行交易，获利甚为丰厚，有易氏在其中也出力不小，因此在经商归来庆功之时，绵臣向王亥提出，是不是把分成比例改一改，比如从三七分账变成四六分。

王亥拒绝了绵臣的要求，搞不好还出言不逊，当面侮辱了对方。这让绵臣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这才引发谋杀，并侵吞了王亥商队的财物。

至于王亥睡了绵臣老婆导致桃色谋杀，是后人基于华夏价值观进行的解读，根本不符合商族和有易氏当时的风俗习惯。

分赃不均导致谋杀，才是事情的真相！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对于拥有神鸟信仰的商族来说，这才是最符合他们脑回路的死法。

王亥被杀后，弟弟王恒逃回商丘后，将这一悲剧告诉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王亥的儿子上甲微。

俗话说得好，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有易氏既断我财路，又杀我父（母），此仇不共戴天！

上甲微悲愤万分，整备四年后带兵攻伐有易氏，杀了绵臣为父报仇，并吞并了有易氏的地盘。有易氏遗民继续北迁，改称为鲜虞，春秋时期又回到易水流域建立中山国，被称为“战国第八强国”，这是个带有浓烈胡风却又深度华夏化，商业文化浓重，人民好逸恶劳贪图奢华享受的国度。《史记》记载其民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可谓是战国时代的商族文化标本。

商族首领子亥私自称王，本身就犯了“僭越之罪”；上甲微也没有将父亲王亥被杀事件上报夏王，而是私自率兵报仇，甚至消灭了一个有名有姓的方国，更是进一步打破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传统。

此时夏朝秩序已经显露失控的迹象，对天下的掌控力已经远不如少康以及姒抒的时代。当时在位的是夏王姒泄，是少康之后的第五代，在他之后，夏朝的继承又发生了一轮较小的动荡，到姒泄的孙子孔甲在位时亡国征兆已现，挺到夏桀正式亡国。

四、商族的自我造神之路

上甲微私自发兵征伐有易氏，为父王亥报仇，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商族本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原本应该是王亥之弟王恒继承王位。但因为上甲微威望暴涨，拉拢一批支持他的商族长老，王恒一系与上甲微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

关于这件事，千年之后的老愤青屈原在《天问》中，进行了大段吐槽。

屈原愤愤不平地发问道：为何（王亥）与善变的有易女子淫乱，一点不符合华夏价值观，他的后代却反而盛昌不绝？（“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这大概就是说为啥“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屈原在《天问》中发出的“眩弟并淫，危害厥兄”的疑问，也被部分学者解读为是对这段同室操戈历史的隐晦描述 ， 为了清除权力道路上的障碍，上甲微可能杀害了叔父王恒。

由于父亲已经亡故，叔叔王恒又离奇地失踪，于是上甲微顺理成章地继任了商族首领之位。在商朝祭祀中，上甲微经常和王亥合并祭祀，地位仅次于王亥。商王以天干纪号也自上甲微始。

但是王恒之子并不服气，很可能怀疑父亲死亡真相，于是堂兄弟间为夺权位进行了反复斗争，各用计谋，不厌其诈，最后是上甲微取得了胜利。

这场商族内斗的结果，是深刻的制度变革。

上甲微在胜利后，破坏了首领职位须经氏族议事会认可的军事民主制传统习俗，确立了王位在王族（特别是其直系后代）中世代相继的制度。

这意味着军事民主制下的选举传统被废除，一种与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早期国家的雏形开始形成。从上甲微开始，商族的首领继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为后来商朝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换句话说，上甲微就是商族的“皇太极”。后者废除了女真四大贝勒平等议事的传统，加强了自身王权，排除了兄弟中的挑战者，做的事情跟上甲微如出一辙。

上甲微建立新型统治秩序之后，如何能保证他的统治世代相继，绵延持久呢？

上甲微创建禓（shang）五祀之礼，以祭祀亡父，商族后人不断将其发扬光大，不断提升王亥上甲微父子的地位，甚至将其奉为祖先神，可以说是将“百善孝为先”发挥到极致。

商朝的第二十位君主（从成汤开始算）盘庚的一段话，体现出当时的神学观念：

臣民的祖先死后，仍然是他祖先的奴仆，盘庚对臣民讲，我把你们不听号令的事告诉自己祖先的灵魂，殷王先考便会报告上帝，惩罚你们祖先的灵魂。你们的祖灵便会发怒，降祸来惩罚你们。

商王的"百善孝为先"，并非是无条件的子女孝顺父母，而是通过无限拔高已经故去的先祖的地位，从而让自己获得现实的政治权力，这是一种精致利己的考量。

在商王构建的神鬼世界，可以说是现实中华夏天下秩序的一种映射。

上帝相当于扮演了夏王的角色，拥有最终裁判权。祖先们相当于各个方国的首领，只不过只不过在神鬼世界中，商王祖先享有优先上告的权力，无论好事坏事，商王祖先都可以优先报告给上帝，从而降罪给对方。

上古人类的意识是相当混沌，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对世界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神鬼思想被普遍接受。商族首先提出了一套清晰严密的，并且看上去逻辑自洽的宗教神学世界观，迅速占据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智，成为天下人的普遍信仰。商族血腥祭祀带来的恐惧，更让其他人跪倒在大邑商的脚下，匍匐着请求他们的宽恕。

这种祭祀文化后来广泛传播于华夏大地，周代商之后，禓舞在中原地区逐渐销声匿迹，但是在西南地区，特别是湘西贵州等地山区仍有遗存，就是巫傩(nuó)文化。

在此之前，华夏地区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源自大禹治水的舞蹈。众人为了生存，奋力抗洪，最后，取得胜利，大家高兴地拿起抗洪的工具当道具，唱起来，跳起来，抒发高兴的心情。这是陕北秧歌的起源。上甲微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变，将其变为一种祭祀先祖的舞蹈。东北秧歌可能就是当年祭祀时跳的禓舞遗存。

这就是为何 陕北和东北都有秧歌，但是风格迥异，因为两者存在共同起源，但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

陕北秧歌

东北秧歌

在巫傩文化的表演上，表演者经常会表演一些惊世骇俗的行为，比如赤脚在烧红的金属片上行走，用秤杆提起米缸，甚至定鸡，赶尸等等，想来上古那些祭司们，正是通过类似的表演来显示他们的“神通”，从而让其他人相信他们有沟通鬼神之能。

贵州傩文化表演

从一起“万恶淫为首”的桃色谋杀案，再到上甲微兴兵为父报仇，并通过祭祀提升先祖地位的“百善孝为先”操作，商族“国之大事，在戎与祀”的传统，逐渐被建立起来。

这是商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商族走上对外兼并之路，以商业金融推动军事发展，军事扩张不断壮大，并最终击败夏朝，夺取了政权。同时，商朝对内加强宗教地位，祭司群体的地位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建立了具有商朝特色的“政教合一”制度。

华夏文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底色，也彻底变了颜色！

（未完待续）

洪清宇宙系列（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