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脏有寒命不长！一方治一脏，横扫五脏之寒！

静默的渡口

院子里的槐花，又落了。细碎的白，静静铺在青石板上，像岁月褪下的鳞。父亲坐在藤椅里，看远处山峦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柔和。他已经这样坐了很久，久到夕阳把影子拉长，又缩短，最后与夜色融为一体。

那年我十八岁，正要远行。临别前的傍晚，蝉声嘶哑，我鼓起勇气问他：“如果所有人都说你错，怎么办？”

父亲没有回头，依然望着山那边。“小时候，你爷爷教我认草药。他说，同一座山上，阳坡的柴胡苦，阴坡的柴胡也苦，但它们的苦不一样。”他顿了顿，“人活到一定年纪就懂了——不是所有的苦，都要尝给别人看。”

火车载着我驶向城市。在那些需要高声说话才能被听见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父亲磨刀的样子：弓着背，磨石有节奏地响着，刀刃在月光下泛着青白的光。他从不为锋利辩解，只是让该锋利的锋利，该沉默的沉默。

多年后回乡，村里正为修路的事争执不休。两派人马在祠堂前各执一词，声浪几乎要掀翻瓦片。父亲蹲在远处的老槐树下，慢慢卷一支烟。有人冲他喊：“老王，你说句公道话！”

他点上烟，深吸一口。“路修好了，走的人自然知道宽窄。”烟雾散进风里，像一句未完的话。那一刻，我忽然看见了他身上有一种东西——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深的选择：在必须开口时开口，在可以沉默时，把话语权让给时间。

后来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母亲总说父亲是“一口深井”。他确实像井，不解释自己的清冽，只是静静地蓄着，等需要的人来取。有人取走一瓢，他再蓄满；有人投下石子，他默默接住那圈涟漪。井不说话，但所有喝过井水的人，都知道它的味道。

前年清明，和父亲去上坟。山道旁的野梨花正开得不管不顾。走到半山腰，他忽然停下，指着崖边一棵歪脖子松树：“看见了吗？三十年前雷劈的，都说活不成了。”

那树确实歪得厉害，树干上有焦黑的疤痕，可树冠却倔强地伸向天空，松针青得发亮。

“它从不解释自己为什么歪着长，”父亲说，“只是年年结它的松果。松鼠记得，山风记得。”

下山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山道上，一长一短，像两代人的对白与静默。我终于明白，父亲那代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智慧：他们不热衷改变世界对事物的命名，只专注事物本身该有的样子。就像那棵松树，不争辩直与曲的定义，只负责在雷霆过后，继续活着，继续绿着。

如今父亲老了，话更少。有时整个下午，他就坐在院子里，看云从东边移到西边。我陪他坐着，偶尔说些城里的见闻。他听着，偶尔点点头，像山听风，海听潮。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精简，精简到只需一个眼神，就知道茶该续了，或天该添衣了。

有次我带新买的龙井给他，他泡了，慢慢品。“好茶。”就两个字。但我看见他眼角的细纹舒展得像初春解冻的河。那一刻我懂了，真正的懂得从来不需要长篇大论——就像真正的甜，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甜。

前些日子整理旧物，翻出父亲年轻时的日记本。纸页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在一九七六年某页，他写道：“今天和老张争论亩产。他说八百，我说六百。争到后来，我们都忘了到底在争什么。不如等到秋收，让稻穗自己说话。”

最后这句下面，有后来补的一行小字，墨色较新：“稻穗不会说话，但它垂首的样子，就是最好的语言。”

我合上本子，走到窗前。夜正深沉，远处偶尔有犬吠，更显得夜的寂静。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那个比喻：人如溪流，有的喧哗，有的静默，但最终都流向自己的方向。喧哗的未必深远，静默的未必浅薄。重要的不是谁的声音更大，而是你是否听见了自己内心的水声。

晨光微露时，我去看父亲。他还睡着，呼吸均匀。枕边放着老花镜，镜腿用胶布仔细缠过。我轻轻带上门，想起他昨天说的话：“人啊，活明白了，就像这老镜子——该看清的看清，看不清的，就让它模糊着。强要看清所有，反而什么都看不清。”

门外，槐花还在落。细碎的，安静的，不惊扰任何人的梦。我忽然想，父亲一生的哲学，也许就藏在这花落的声音里——那么轻，那么淡，却让整个院子都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