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随人走”，民生保障“不脱节”｜新京报社论

▲财政部明年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机制，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可携带。图/IC photo

据新华社报道，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12月27日至28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明年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机制，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可携带，重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教育、社会保险等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速度远快于公共服务配置方式的调整，这导致一系列新的问题出现。比如部分农民工群体已在城市长期工作、定居，但由于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仍在很大程度上与户籍绑定，使他们无法享有市民待遇，继而难以融入城市中来。

此次蓝佛安的表态，正是要以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化解这一城镇化和公共治理中的深层矛盾。

“公共服务随人走”的价值核心，本质上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民生福祉。2015年国务院就提出“推动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即“钱随人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要“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

十年以来，义务教育和社保领域的相关改革成果斐然。截至2024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超过1.3亿人，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目前已经有62项实现了常住地提供。“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进行力度更大的制度变革来补足短板。

如果说之前的“钱随人走”主要是教育、社保部门各自推进，那么此次由财政部牵头的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变革，则意味着公共服务随人走正在从单项突破，走向系统重构。要真正做到公共服务随人走，财政分配逻辑的调整是必经之路。

过去，虽然某些领域“钱随人走”，但整体财政转移支付仍以户籍、历史基数为主，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在意愿上接人热情不足。而在技术上，也难以做到可携带，因为“随人走”是一次性配置，但“可携带”却涉及跨行政区域、跨时间、跨信息系统，有大量的统筹工作要做。

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本质上是要重塑“钱、事、人”的关系，让财政资源更加真实、精准地反映人口流动的现实。否则，接纳更多人口，更可能会被地方视为一种负担。

新的政策信号已经很清晰，人口不再只是地方财政的成本项，而是国家整体发展中的核心资源。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分配机制，把人口净流入情况、实际服务人口规模纳入财政考量，中央财政将为地方政府“接人、留人、服务人”提供更稳定的制度支持。这有助于扭转部分城市对人口增长的犹豫态度，推动以都市圈、城市群为载体的集约化城镇化进程。

从宏观经济发展角度讲也是如此，比如，农业转移人口是最具潜力的消费群体之一，但消费意愿长期受到教育、养老、医疗等不确定性的制约，通过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长期、稳定的消费需求。这种通过制度建设激活内需的方式，比短期刺激更具可持续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改革并非易事，因为公共服务随人走意味着资金、资源在不同城市的重新匹配，涉及中央、地方财权与支出责任的再平衡，一些城市会因之受益，一些地方的财政舒适区则会被打破。

但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所说，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内涵和外延趋于扩大，中央政府必然要承担更大的财政支出责任，其在国家财政收支中的比重应该适度提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本质在于增进民生福祉。但其引发的制度变革，很有可能成为稳增长、扩内需所需的制度级工具，也有可能成为撬动今后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现实意义不容低估。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