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82岁那年，我躺在养老院冰凉的床上，手里攥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
照片里，老伴刘秀兰笑得眉眼弯弯，那是我们结婚第三年拍的。如今她已经走了整整五年，而我却被三个儿女"分配"到了这个离市区四十公里远的养老院。
他们说工作忙，说没人能照顾我，说养老院条件好。
可他们不知道，我这一辈子，犯下了三个致命的错误。这三件事，一点点毁掉了我和老伴五十多年的感情，也一点点毁掉了这个家。
直到秀兰走后的第五年，我才终于醒悟过来。
可惜，一切都晚了......
我叫周德明，1943年生人，今年整82岁。
说起我这一生，年轻时候也算风光。1965年从省城的机械厂子弟学校毕业，分配到厂里做技术员，二十五岁那年提了副科长，三十岁当上了车间主任。那时候走在厂区里，谁见了我不得客客气气叫一声"周主任"？
刘秀兰是厂里食堂的帮厨，比我小三岁。1968年经人介绍认识的，她人老实，话不多，干活麻利。我妈说这样的媳妇好，能持家。
我们结婚那天，秀兰穿着借来的红棉袄，脸红扑扑的，像个刚成熟的苹果。她小声跟我说："德明，往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我点了点头，心想这媳妇挺懂事的。
可我不知道，"懂事"这两个字，会成为压在她身上一辈子的枷锁。
婚后的日子说不上多甜蜜，但也平平稳稳。秀兰每天早起晚睡，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我呢，在厂里忙工作，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三年里，我们有了大儿子周建国，又过了两年，有了女儿周建华，再后来，小儿子周建军也出生了。
三个孩子，把秀兰折腾得瘦了一大圈。可她从来不抱怨，我回家晚了，她就把饭菜温在锅里；我心情不好发脾气，她就默默收拾我摔碎的茶杯。
那时候我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好。
我没注意到的是，秀兰的眼睛里，渐渐没了刚结婚时的那股子亮光。
第一件错事，发生在1985年。
那年我四十二岁，厂里来了一批大学生，其中有个叫陈慧的女孩，长得白白净净，说话轻声细语。她分到我们车间，做技术员。
我本来也没多想什么，只是觉得这姑娘挺上进的，经常加班。有时候我也留在办公室改材料，一来二去，话就多了起来。
有一回，陈慧跟我说起她的理想，说想要考研究生，去更大的平台发展。我听着，忽然就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抱负——我也曾经想过要考大学，想过要当工程师，可是阴差阳错，全都没能实现。
那天晚上回家，秀兰照例端上热腾腾的饭菜。我看着她那双因为常年洗衣做饭而粗糙的手，脑子里却想着陈慧白皙纤细的手指。
"发什么呆呢？"秀兰问我。
我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你说，要是当年我娶的是个大学生，是不是生活会不一样？"
秀兰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她没说话，只是低着头，夹了一筷子菜放进我碗里。
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以为她是累了，也没多问。
后来的日子里，我时不时就会在秀兰面前提起陈慧。说她文章写得好，说她普通话标准，说她懂得可多了。我甚至把她写的一份技术报告拿回家，让秀兰看看"人家的字写得多漂亮"。
秀兰只念过小学三年级，因为家里穷，早早就辍学帮忙干农活了。她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给孩子签名的时候都抬不起头。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恶意，只是随口感慨。
可我没看到，每次我提起陈慧，秀兰都会不自觉地搓着自己的手，好像那双手有多脏一样。
有一次，女儿建华放学回来，看见秀兰一个人坐在厨房的角落里抹眼泪。
"妈，你怎么了？"
"没事，眼睛进沙子了。"秀兰慌忙擦干眼泪，继续切菜。
建华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不以为意："你妈就是爱多想，我都没说什么，她哭什么？"
那时候的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言语如刀"。
第二件错事，是从1992年开始的。
那年，老母亲生了一场大病，需要住院手术。我是长子，弟弟妹妹都指望着我出大头。
秀兰二话不说，把我们攒了三年准备给建国买婚房的钱全都拿了出来。
"妈的病要紧，建国的房子以后再想办法。"她说。
我点点头，心想这媳妇真是深明大义。
可住院费交了，我妈的病好了，弟弟妹妹却没一个念我们的好。我妈出院后，弟媳妇来看望，阴阳怪气地说："嫂子可真大方，一下子就拿了两万块，我们家哪有这个条件啊。"
我听了，脸色不太好看。回家后，我没忍住跟秀兰发了一通脾气。
"你说你非得那么高调干什么？钱拿就拿了，到处说什么！搞得弟妹在背后嚼舌头！"
秀兰愣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了？我就跟你妈说了一声......"
"你跟我妈说，不就等于全家都知道了？你不知道我妈那张嘴？"
秀兰低下头，不说话了。
那天之后，每次我妈来家里，秀兰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哪句话说错了惹我不高兴。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地过去。
我妈身体好转后，嫌住在弟弟家不舒服，非要来我们家住。秀兰虽然心里有些不情愿——毕竟婆婆年轻时没少给她脸色看——但还是收拾出了一间屋子。
我妈这一住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我妈但凡有什么不顺心的，就会跟我告状："你媳妇今天炒的菜咸了""你媳妇给我洗的衣服没洗干净""你媳妇看我的眼神不对劲"......
我呢，每次都会去数落秀兰。
"你就不能让着点老人家？"
"我妈在弟弟家住不惯，在我们这儿你还这个态度？"
"你是主妇，家里的事你操不了心谁操心？"
秀兰起初还会解释几句，后来就干脆不说了，只是默默做事。
有一回，我妈因为一件小事大发脾气，把秀兰辛辛苦苦熬的红枣银耳汤一把泼在了地上，说太甜了不好喝。
我当时正在客厅看报纸，听到动静走进厨房，看见秀兰蹲在地上，一边捡碎碗片，一边往外冒血——她的手被碎片划了一道口子。
"怎么回事？"我问。
我妈抢着说："我嫌她做的汤太甜，说了她几句，她就给我脸色看。"
我看了看秀兰，又看了看我妈，开口道："你也是的，做个汤都做不好，我妈说你几句怎么了？"
秀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记了一辈子。
她眼睛里没有愤怒，也没有委屈，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灰暗，像是一团火苗被慢慢掐灭了。
她没再说话，只是用抹布把地上的汤水擦干净，然后默默去包扎自己的手。
从那天起，我发现秀兰越来越沉默了。她还是照常做饭、洗衣、照顾老人，但她不再主动跟我说话，不再问我工作累不累，也不再等我吃完饭才开始收拾碗筷。
她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影子。
第三件错事，贯穿了我们婚姻的每一天。
那就是，我从来不在乎她的感受。
1997年，小儿子建军结婚，秀兰想给他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她攒了小半年的私房钱，想订一个好点的酒店。
我一听就不乐意了："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在厂里食堂摆几桌不就行了？你当咱家是开银行的？"
秀兰解释说，建军娶的是城里姑娘，人家父母都是干部，面子上得过得去。
我打断她："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咱们是工人家庭，就这个条件，他们不乐意就别结！"
婚礼最后还是在厂里食堂办的。女方父母脸色不太好看，建军和新媳妇也因为这事跟我们冷了好一阵。
秀兰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埋怨。她背着我偷偷给亲家送了礼，说了不少好话，才把这事揭过去。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觉得这媳妇办事还行。
可我从来没问过她，那些好话是怎么说出口的，那些弯是怎么低头鞠下去的。
2003年，秀兰查出了糖尿病。医生说要控制饮食、按时吃药、定期复查。
我表面上点头答应，心里却不当回事。她每次提醒我陪她去医院，我总是有各种理由推脱——不是要打牌，就是要去钓鱼，要么就是约了老同事喝茶。
"你自己去不就行了？又不是什么大病。"这是我常说的话。
秀兰只能一个人坐公交车去医院，一个人排队挂号，一个人抽血检查，再一个人坐公交车回来。
有一次，她在医院排队排了三个小时，站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家后，她问我能不能下次陪她去，我正跟老伙计们打牌打到关键时刻，不耐烦地挥挥手："知道了知道了，下次再说。"
那个"下次"，一拖就是十年。
十年里，我陪她去过医院的次数，屈指可数。
2015年，秀兰的病情加重了，开始出现并发症。
女儿建华专门从外地赶回来，把秀兰接到了大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建华红着眼睛看着我，一句话都没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了？"
"爸，妈的病......很重了。"
秀兰得了糖尿病肾病，加上多年的高血压，心脏也出了问题。医生说，如果早几年发现，好好治疗，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愣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
那几年，秀兰其实不止一次跟我说过自己不舒服，可我每次都说她是"没事找事""疑心病"。她渐渐地就不说了，只是一个人默默忍着。
住院期间，我第一次认真观察起了秀兰。
她瘦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皮肤松松垮垮地搭在骨头上。她的眼睛还是不亮，浑浊得像结了一层雾。
有天晚上，我守在病床边，秀兰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
"德明，"她的声音很轻，"我这一辈子，值吗？"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继续说："我嫁给你五十多年，给你生了三个孩子，伺候你和你妈，把这个家照顾得好好的......可是，你有没有真正在乎过我？"
我喉咙发紧："秀兰，我......"
"你总说陈慧好，可是她能给你织毛衣吗？能在你加班的时候给你送夜宵吗？能在你妈刁难你的时候，忍气吞声地受着吗？"
我无言以对。
"我不是想抱怨，"秀兰轻轻叹了口气，"我只是......只是想问问，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过我？"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想起刚结婚那会儿，秀兰给我纳的千层底布鞋；想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把自己那份口粮省下来给我吃；想起孩子们小时候她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还要工作、还要伺候老人，累得晕倒过好几回；想起每年过年，她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吃饭......
这些事情，我从来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谢谢"，更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
2020年3月15日，秀兰走了。
临走之前，她攥着我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德明，别难过，咱们......来世再见吧。"
我点着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她面前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