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郑洞国传》、《郑洞国回忆录》、相关档案史料及当事人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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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下旬的北京，初夏时节。
中南海附近的政府大院里，绿树成荫，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一个身材挺拔、神情肃穆的中年男子正在办理入职手续，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的郑洞国。
此时，距离长春解放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
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前国民党将领，如今即将开始人生的新篇章。
他穿着朴素的中山装，手中拿着调令，脸上带着对未来工作的期待。
然而，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时刻，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上海，一个女人正在做着一个将会改变两个人命运的决定。
这个女人叫陈碧莲，是郑洞国结婚近20年的妻子。
陈碧莲坐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洋房里，手中拿着一封还没有寄出的信件。
信封上工整地写着收信人的地址：北京市水利部。
这封信的内容，将彻底改变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一个月前，当郑洞国兴奋地告诉她即将北上任职的消息时，陈碧莲并没有表现出丈夫预期的欣喜。
相反，她的脸上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阴霾。
"北京太冷了，我不适应那里的气候。"她这样回答丈夫的邀请。
这句看似简单的拒绝，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的心理活动。
陈碧莲在心中反复权衡着各种利弊，最终做出了一个她将在余生中深深后悔的选择。
【一】湖南农村走出的黄埔学子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磨市镇商溪河畔南岳寺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那个年代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列强环伺，民生凋敝。
郑洞国的家境只能说是勉强温饱。
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地30亩，在当地算不上富户，但也不是最贫穷的人家。
父亲郑定琼是个勤劳的农民，除了种田之外，还兼做裁缝贴补家用。
母亲陈英教，一生共育有5个子女，郑洞国排行最末。
郑洞国7岁时开始在父亲的启蒙下读书识字。
父亲虽然是农民，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亲自教他读《论语》等经典。
后来，郑洞国进入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
1917年，14岁的郑洞国转入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
这一年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知识体系。
虽然因为缺乏西学基础，学习一度相当吃力，但他凭着聪慧和勤奋，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
就在同一年的冬天，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4岁的郑洞国与邻乡的覃腊娥结婚。
覃腊娥比郑洞国大8岁，是个典型的传统农村女性。
她不识字，甚至还裹着小脚，但为人朴实善良，勤劳持家。
这桩包办婚姻在当时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两个年轻人在家族长辈的安排下走到一起，虽然谈不上爱情，但彼此相敬如宾。
婚后不久，覃腊娥就怀孕了，先后为郑家生下一女二子，承担起了传宗接代的责任。
1919年，石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也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冲击。
正在石门中学读书的郑洞国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宣传爱国思想。
这次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
1922年从石门中学毕业后，郑洞国先在本县磨市乡小学担任教师。
那时候的乡村小学条件简陋，一个老师要教多个年级，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微薄。
郑洞国虽然尽心尽力地教书育人，但内心深处总觉得这样的生活过于平淡，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1923年，20岁的郑洞国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他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家庭和乡邻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毕竟，在那个年代，能够当上教师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职业了，放弃稳定的工作去外地求学，风险很大。
但郑洞国有自己的想法。
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认识到只有接受更好的教育，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有所作为。
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虽然专业性较强，但它代表着新式教育，能够让他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在长沙求学期间，郑洞国听说孙中山在广东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专门培养革命军事人才。
这个消息让他心潮澎湃。
从小就有从军梦想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924年春，郑洞国毅然退学，告别妻子和幼小的孩子，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征程。
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极其不便，从湖南到广东，需要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旅程。
郑洞国身上的盘缠有限，一路上风餐露宿，历尽辛苦才到达广州。
更让人沮丧的是，等他赶到广州时，黄埔军校的报名时间已经过了。这对于花费了几乎全部积蓄的郑洞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如果就此返回湖南，不仅浪费了时间和金钱，更重要的是会错失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幸运的是，郑洞国的同乡王尔琢此时正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
在王尔琢的帮助下，郑洞国借用了同乡黄鳌的多余的名额，成功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
这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实际上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黄埔军校的生活严格而充实。
郑洞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于1924年11月毕业，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二营四连党代表。
从此，他正式开始了戎马生涯。
毕业后的郑洞国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军事行动中。
1925年2月，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东征战役。
在淡水战斗中，郑洞国参加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攀登城墙，协助击溃守敌。
当营党代表在战斗中阵亡后，他被提升为第三营党代表。
这次战斗让郑洞国初次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也让他认识到了军人的责任和使命。
看着身边战友的鲜血洒在战场上，他更加坚定了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决心。
1926年3月，郑洞国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三师八团第一营营长。
这时他年仅23岁，但已经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同年7月，他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担任主攻任务。
在永定战役中，郑洞国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他灵活运用战术，仅仅激战半日就在后续部队的支援下攻破了城池，将孙传芳部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
这一战绩让他在军中声名大振，也为他后来的升迁奠定了基础。
11月，由于战功卓著，24岁的郑洞国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团长。
在那个年代，如此年轻就担任团长职务，实属罕见。
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北伐的胜利让郑洞国看到了国家统一的希望，但随之而来的国民党内部分裂又让他感到忧虑。
1927年之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冲突不断，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
这些内战让郑洞国深感痛心。
他认为，在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外敌仍在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国人却在自相残杀，这是极其不明智的。
但作为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履行职责。
就在郑洞国忙于军务、在外征战的时候，家中传来了噩耗。
1930年，他在参加中原大战期间，突然收到了家中的急报：妻子覃腊娥因病危重，已经不治身亡。
这个消息对郑洞国的打击是巨大的。
虽然他和覃腊娥的婚姻始于包办，但多年的夫妻生活让他对这个朴实善良的女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覃腊娥在他外出征战的这些年里，独自承担起了照顾老人、抚养孩子、操持家务的重任，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更让人痛心的是，覃腊娥去世时年仅20多岁，正值青春年华。
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让她染上了重病，在那个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年代，这种病是很难治愈的。
得知噩耗的郑洞国悲痛欲绝，甚至一度昏倒。
他想要回家为妻子送最后一程，但战事紧张，军情紧急，作为指挥官的他不能擅离职守。
这种内心的煎熬让他痛苦万分。
祸不单行的是，就在覃腊娥的灵柩由长兄和父亲护送回湖南安葬的途中，郑洞国的父亲又遭遇了土匪，被杀害了。
短短时间内，郑洞国失去了妻子和父亲两个至亲，这种打击几乎让他崩溃。
这段经历让郑洞国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他开始思考军人的责任和家庭的关系，思考个人的选择和国家的需要之间的平衡。
妻子的去世让他深感愧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在此后的三年里，郑洞国一直过着单身生活。
许多人为他介绍对象，但他都婉言谢绝了。
他需要时间来抚平内心的创伤，也需要时间来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
【二】邂逅陈碧莲的浪漫传奇
1931年夏，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团长。
1932年秋，他又被调回第二师担任独立旅旅长。
1933年春，他参加了长城抗战，在南天门战斗中表现出色，重创日军，打出了国军的士气。
长城抗战结束后，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第二师退守北平。
1933年秋，郑洞国被选送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部受训。
这是一个难得的深造机会，让他能够系统地学习现代军事理论。
就在这次受训期间，发生了一件改变郑洞国人生的事情。
有一天，他前往医院探望生病的同乡肖忠贞。
肖忠贞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两人不仅是同乡，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肖忠贞的病情不太严重，但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郑洞国作为朋友，经常去医院看望他，陪他聊天解闷。
就在这样一次普通的探病过程中，命运让郑洞国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阳光透过医院的窗户洒在病房里，显得格外温暖。
郑洞国正在和肖忠贞谈论时事，突然听到门口传来轻柔的脚步声。
他转过头去，看到一个身穿淡绿色长裙的年轻女子正端着饭盒走进病房。
这个女子看起来很年轻，大约十七八岁的样子。
她的头发梳成当时最流行的发髻，五官精致，眉目如画。
特别是那双眼睛，清澈明亮，仿佛会说话一般。她的举止优雅，谈吐得体，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出身。
"表哥，我给你送饭来了。"女子的声音轻柔悦耳，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
"碧莲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肖忠贞指着郑洞国说道："这位是我的老乡郑洞国郑旅长，刚刚参加完长城抗战回来的英雄。洞国兄，这是我夫人的堂妹陈碧莲，刚从上海来南京。"
郑洞国连忙起身致意："陈小姐，久仰久仰。"
陈碧莲微微一笑，落落大方地说道："郑旅长客气了，碧莲见过郑旅长。久闻旅长在长城抗战中英勇杀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这句话让郑洞国有些意外。
一般的女子很少会主动谈论军事话题，但陈碧莲不仅谈到了，而且用词准确，显然对时事有所了解。
这种知性的魅力深深吸引了他。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郑洞国了解到陈碧莲的家庭背景。
她的父亲陈鸿藻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学专业，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参议员。
退出政坛后，他先后担任过广州大理院推事和中山大学教授，还开办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在法律界颇有名声。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陈碧莲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她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能写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
她读过不少中外名著，对文学、艺术都有一定的造诣。
这种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让她既有传统女性的温柔贤淑，又有现代女性的独立思考能力。
此时的郑洞国已经30岁，正值壮年。
他身材挺拔，相貌端正，虽然算不上英俊，但一身军装加上抗日英雄的光环，给他增添了几分男性魅力。
而17岁的陈碧莲正是花样年华，美貌与才华并存，在当时可谓是炙手可热的才女。
两人的相遇可以说是才子佳人的完美结合。
一个是前途无量的青年军官，一个是美貌聪慧的名门淑女。他们的初次见面虽然短暂，但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郑洞国经常以探望肖忠贞为名，到医院与陈碧莲见面。
两人从最初的客套寒暄，逐渐发展到深入的交流。郑洞国为陈碧莲讲述战场上的故事，陈碧莲则为郑洞国朗读诗词散文。
陈碧莲对郑洞国的军人气质和爱国情怀深感钦佩。
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
而郑洞国则被陈碧莲的才情和美貌深深吸引。
与第一任妻子覃腊娥相比，陈碧莲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的知识面、谈吐、举止都让郑洞国耳目一新。
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两人的感情日益深厚。
1933年秋，郑洞国正式向陈碧莲求婚，得到了她的同意。
这个消息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羡慕郑洞国能够抱得美人归。
婚礼举行得很隆重，军政界的许多要人都前来祝贺。
婚后，郑洞国和陈碧莲过上了幸福的新婚生活。
陈碧莲很快就适应了军人家属的生活，她理解丈夫工作的特殊性，从不抱怨他经常在外征战。
她把郑洞国与前妻所生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细心照料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但美中不足的是，陈碧莲和郑洞国结婚多年来一直没有生育子女。
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虽然郑洞国从来没有因此责怪过妻子，但陈碧莲内心还是有些愧疚。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她主动提出收养弟弟的女儿作为养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郑洞国作为职业军人，义不容辞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他先是率部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随后转移至林县地区与日军进行游击战争，曾经袭击过安阳城及机场。
1938年3月，郑洞国率军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在这场关系到抗战前途的重要战役中，郑洞国与友军合力击溃了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
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为之振奋，郑洞国也因此战功而声名大噪。
台儿庄战役后，郑洞国升任第十七军副军长，随后又调任第三十七军副军长。
1938年底，他升任第九十八军军长。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国军中的重要将领之一。
1939年，郑洞国调任新编第十一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
他深知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也是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好机会。
他加强部队训练，严明军纪，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1939年12月，第五军奉命开赴桂南参加昆仑关战役。
这是抗战以来国军发起的一次重要反攻作战，意义重大。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担负主攻任务，责任重大。
昆仑关是桂南的战略要地，日军在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要攻下这个据点，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
郑洞国深知这一点，但他没有丝毫退缩。
他亲临火线指挥作战，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经过激烈的战斗，荣誉第一师连续攻克罗塘、411高地、界首等重要据点，并两次攻入昆仑关。
在一次战斗中，郑洞国的部队击毙了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这是抗战中击毙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之一。
昆仑关战役的胜利让郑洞国在军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他被正式任命为新编第十一军军长。
但这场胜利是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第五军伤亡惨重，许多优秀的军官和士兵倒在了战场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国家发给的抚恤金显得杯水车薪。
为了更好地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军部决定由各级军官自愿捐款。
当陈碧莲得知这个消息后，她毫不犹豫地对丈夫说："将士们为国捐躯，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钱我们来出吧。"
郑洞国深为妻子的善良和大义所感动，他立即决定为荣誉第一师连以上的军官代缴捐款。
这个举动在军中传为佳话，也体现了郑洞国夫妇的高尚品格。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陈碧莲始终陪伴在丈夫身边，支持他的事业。
无论是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还是在缅甸的热带丛林里，她都不畏艰险，与丈夫风雨同舟。
1940年，郑洞国率部参加枣宜会战，担负宜昌以西、宜都以北地区的防御任务。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了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止日军增援。
在这次作战中，郑洞国展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
他率领一部兵力趁夜色掩护，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对沙市发动突然袭击。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收缩到城内固守。
郑洞国乘机率领主力部队渡江作战，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
同时，他还在襄河上截击日军的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的后方交通线长时间断绝，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
这次作战的成功让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陈诚在战后总结中专门提到了郑洞国的卓越表现，称赞他的指挥艺术和大胆的作战行动。
在抗战的后方，陈碧莲也没有闲着。
她积极参与各种抗战支援活动，组织军属开展慰问活动，为前线将士筹集物资。
在云南期间，她经常与其他军官夫人一起主办募捐舞会，为抗战筹集资金。
陈碧莲的美貌和才华让她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官兵们都称她为"怒江之花"，这个称号体现了大家对她的尊敬和喜爱。
她不仅是郑洞国的贤内助，也是军中士气的重要支柱。
1943年初，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遭遇挫败后，部分部队退入印度。
为了重新组织反攻，中国政府决定在印度重新组建军队。郑洞国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负责这支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工作。
印度远离祖国，气候炎热，生活条件艰苦。
许多军官的家属都选择留在国内，但陈碧莲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决定。
她要飞越危险的驼峰航线，前往印度与丈夫团聚。
驼峰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之一。这条航线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沿途气候恶劣，气流复杂，经常有飞机失事。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也不敢保证能够安全通过。
但陈碧莲没有被这些危险吓倒。
在她看来，丈夫在异国他乡为国效力，作为妻子，她有责任陪伴在他身边，给他精神上的支持。
她乘坐军用运输机，冒着生命危险飞越了驼峰航线。
当陈碧莲出现在印度兰姆伽营地时，所有人都被她的勇气和深情所感动。
郑洞国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紧紧抱着妻子，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谢谢你，碧莲。"
在印度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夫妻二人能够团聚，这比什么都重要。
陈碧莲克服了气候不适、饮食不习惯等种种困难，始终陪伴在丈夫身边。
她还积极参与军中的各种活动，为提高部队士气做出了贡献。
在驻印军的缅北反攻作战中，郑洞国亲临前线指挥，陈碧莲则在后方负责伤员救护和物资补给工作。
夫妻二人各司其职，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经过艰苦的战斗，驻印军先后攻克了于邦、孟关、密等重要据点，打通了滇缅公路，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支那
1945年1月，新一军与中国远征军在芒友会师，这标志着滇缅公路的完全打通。
【三】上海生活的奢华岁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
这个消息传来时，郑洞国和陈碧莲正在缅甸的腊戍。
夫妻二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被任命为陆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主要负责接收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也是一个油水很足的差事。
许多接收大员都利用这个机会大发横财，有的甚至一夜暴富。
9月9日，郑洞国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作为抗战功臣，他有资格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看着昔日不可一世的日军将领在投降书上签字，郑洞国内心百感交集。
接收工作开始后，郑洞国夫妇在上海安顿了下来。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也是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
这里有最豪华的建筑，最高档的商场，最奢侈的娱乐场所。
与许多接收大员不同，郑洞国在接收工作中始终保持廉洁的作风。
他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
这种做法虽然赢得了清廉的名声，但也意味着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通过接收工作积累巨额财富。
不过，由于郑洞国在抗战中的显赫战功和现在的重要职位，夫妻二人在上海的上流社会中还是颇受欢迎的。
他们住在法租界的一栋洋房里，出入有专车，生活相当优越。
陈碧莲很快就适应了上海的生活。
她喜欢这座城市的繁华和时尚，喜欢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
她经常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去南京路购物。
在上海的社交圈里，陈碧莲以其美貌和才华而闻名。
她总是穿着最新款的旗袍，使用最昂贵的化妆品，举办各种沙龙聚会。
许多名流都以能够参加她的聚会为荣。
这段时期可以说是陈碧莲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她重新找回了那种被人仰望的感觉，享受着作为名门贵妇的优越感。
在她看来，这才是自己应该过的生活。
郑洞国看到妻子生活得如此快乐，心中也很满足。
虽然他本人对奢华的生活并不太在意，但能够让心爱的妻子过上优越的生活，这让他感到自豪。
但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政治局势开始动荡。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郑洞国也被卷入了这场兄弟相争的战争之中。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
蒋介石将主要兵力投入到东北战场，试图迅速占领这个重要的工业基地。郑洞国作为资深将领，也被派往东北参与指挥作战。
1947年7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离职，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
8月，陈诚接替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辕主任后，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郑洞国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
1947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
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指挥失当，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北宁路交通被切断，东北战局急转直下。
1948年1月10日，蒋介石亲自飞抵沈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总"，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
3月，郑洞国又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政府主席，率军坚守长春。
长春是东北的重要城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蒋介石把守卫长春的重任交给郑洞国，体现了对他军事能力的信任。
但此时的东北战局已经极其不利，国民党军队只能困守几个孤立的据点。
1948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完成了对长春的包围，长春围困战正式开始。
解放军切断了长春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不允许任何人员和物资进出城市。
被围困的长春很快就出现了粮食危机。
城内军民十多万人，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但外援断绝，储备有限，粮食供应日益紧张。
郑洞国组织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
随着围困时间的延长，长春城内的局势越来越严峻。
粮食价格飞涨，黑市上一袋面粉的价格相当于普通人几个月的收入。许多市民因为饥饿而死亡，城内到处都是饿殍。
这种惨状让郑洞国内心备受煎熬。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军人，他不忍心看到无辜的百姓因为战争而受苦。
但作为守城的指挥官，他又不能不考虑军队的需要。这种矛盾让他痛苦不堪。
就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陈碧莲从上海给丈夫写来了那封充满深情的家书。
1948年9月6日，她在信中写道："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
这封信充分体现了陈碧莲对丈夫的深切关爱。
她在信中继续写道："桂庭，你们被困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要紧？你真太大意，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都好，心更好，应该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
收到这封信时，郑洞国正处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妻子的关爱让他感到一丝温暖，但也让他更加担心家人的安全。
他在回信中安慰妻子，说自己一定会平安回家。
但局势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0月14日，锦州失守；10月15日，长春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7日，新7军也宣布起义。至此，郑洞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面对绝望的局势，郑洞国准备与城共存亡。
他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大局已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这封电报表达了他决心殉国的意志。
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长春失守，郑洞国壮烈成仁，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所属官兵300人亦全体殉职。"这个消息让陈碧莲悲痛欲绝，她以为丈夫真的死了。
但实际上，郑洞国在最后关头被部下"胁迫"放下了武器。
虽然他本人不愿意投降，但为了避免更多的无谓牺牲，他最终接受了和平改编。
【四】思想转变与人生新起点
长春解放后，郑洞国被送到哈尔滨接受教育改造。刚开始的时候，他心情很沮丧，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军人，没有能够战死沙场，是一种耻辱。
但中国共产党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让他逐渐改变了看法。
共产党不仅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予了他很好的待遇。
他住在干净舒适的房间里，有专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可以自由地阅读各种书籍。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派来与他谈话的干部都很有水平，能够心平气和地与他讨论各种问题。
通过这些交流，郑洞国开始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也开始思考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在哈尔滨期间，郑洞国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伟人选集》。
通过学习，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也理解了为什么国民党会失败。
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在改善民生和争取民心方面，共产党确实做得好，而且发自真心，不是国民党可比的。"这种认识的转变是深刻的，也是真诚的。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也深深感动了郑洞国。
伟人在一次接见他时，亲自为他点烟的细节让他感慨万千。
他意识到，这种平等待人的作风是蒋介石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在与肖劲光等昔日对手打交道的过程中，郑洞国更是深深为他们的谦和品格所折服。
这些共产党领导人没有丝毫的骄傲自满，而是以诚相待，这让他非常感动。
1949年春，陈碧莲得知丈夫还活着，立即从上海赶到哈尔滨与他团聚。
经历了"死而复生"的惊吓后，夫妻二人格外珍惜能够重新在一起的机会。
陈碧莲在哈尔滨住了一段时间，亲身体验了东北冬天的严寒。
虽然有暖气供应，但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还是让这个南方女子感到很不适应。这种体验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0年8月，郑洞国从抚顺回到上海治病。
途经北京时，周恩来总理特地在家中设宴招待了他。周总理的亲切关怀让郑洞国深受感动，也坚定了他为新中国服务的决心。
在上海治疗期间，郑洞国住进了公济医院，接受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公费治疗。
这种待遇让他感受到了新政府的关怀，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1951年冬，周恩来再次邀请郑洞国进京，在政务院会见并宴请了他。
周总理对郑洞国的思想进步给予了热情的鼓励，这让他更加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学习，郑洞国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富强。他主动向组织提出，希望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2年春，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安排郑洞国到水利部工作。
5月下旬，他被正式任命为水利部参事。这个任命对郑洞国来说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他正式开始了为新中国服务的新生涯。
1952年6月的一个上午，郑洞国在北京的住所里收拾着行李，准备正式到水利部报到。
几个月前，当组织上通知他这个任命时，他内心充满了激动。
这不仅意味着他重新获得了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新政府对他的信任。
同一时间，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洋房里，陈碧莲正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梳理头发。
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洒在她的脸上，在这个即将40岁的女人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镜中的陈碧莲依然美丽，但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她的眼神中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那种纯真和热烈。
岁月和经历在她的心中留下了印痕，让她对生活有了更多的计较和权衡。
桌上放着一封已经写好但还没有寄出的信件，信封上工整地写着："北京市水利部 郑洞国先生收"。
这封信已经在桌上放了三天，陈碧莲每天都会看几次，但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寄出去。
三个月前，当郑洞国兴高采烈地从北京回来，告诉她组织上安排他到北京工作的消息时，陈碧莲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担心。
她担心的不是丈夫的工作能力，而是他们未来的生活水平。
"桂庭，北京那么远，而且那里冬天特别冷，我去了恐怕适应不了。"陈碧莲当时这样回答丈夫的邀请。
郑洞国试图说服她："碧莲，北京是首都，条件不会差的。而且这个工作对我很重要，组织上这么信任我，我不能辜负。我们一起去，重新开始，不是很好吗？"
但陈碧莲的态度很坚决："我真的不想去，你一个人去吧。我在上海等你，等你安顿好了再说。"
看到妻子如此坚持，郑洞国也不好强求，只能独自前往北京赴任。
临行前，他给陈碧莲留下了足够的生活费，并承诺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
但郑洞国不知道的是，在他北上的这几个月里，陈碧莲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