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 阿伦特“行动”理论与AI时代的崛起：纪念阿伦特逝世50周年

遥波/文

汉娜·阿伦特是著名政治哲学家，她出生于1906年，逝世于1975年。今年12月4日，是她逝世50周年纪念。

阿伦特生于德意志帝国，成长于魏玛共和国，在第三帝国逃亡，到了法兰西共和国，最后流亡到了美利坚共和国。她经历了不同政体的演变，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她的思想和情感是深刻而复杂的，她对世界的判断是清醒而独到的。她的理论精准预测到了人类世界被技术控制的窘境，对当今的我们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我对她的理论并不熟悉。政治和哲学，本就晦涩难懂，女人搞政治和哲学，更为罕见。因为搞性别研究的原因，我最熟悉的她们那个年代的女哲学家是法国的西蒙娜· 波伏娃，即便如此，她的《第二性》仍旧不好理解。

开始走近汉娜·阿伦特是因为看了由德国女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2012年拍摄的电影《汉娜·阿伦特》。之前，我从未看过女思想家的传记片，总觉得不会有女演员能够演好智慧超群的人物，因为她们都是漂亮而浅薄的。看了梅丽尔·斯特里普在《铁娘子》中饰演的撒切尔夫人，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但是看了芭芭拉·苏科瓦饰演的阿伦特，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苏科瓦夹着香烟沉思的样子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整部影片是非常沉闷的，苏科瓦的表演克制而冷静，她用大量沉默、抽烟、凝视、思考的状态来呈现阿伦特。

电影主要讲述了阿伦特在 1961 年前往耶路撒冷报道纳粹战犯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审判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和冲突。

阿伦特著名的“平庸之恶”的观点正是在其撰写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中提出的，她认为纳粹高官艾希曼的“恶”并非源于极度的邪恶，而是源于无思想、不判断、放弃个人道德责任，机械地服从权威和体制。

后来读了阿伦特在1958年出版的专著《人的境况》，才明白，平庸之恶的观点源于这本书的思想。在书中， 她区分了三种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

劳动是为了是满足人的生物性需求、永无止境的活动，吃了还要吃、干了还要干，不留下持久成果；工作是建造一个持久的世界，房屋、城市、艺术、法律、制度，让人类拥有一个稳定的共同家园；行动是这是阿伦特最看重的，也是这是她政治哲学的核心，行动必须发生在公共领域中，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不可预测，展现“我是谁”，而不只是“我有什么用”，真正的政治，只存在于行动中。

《人的境况》一书的译者王寅丽在“政治学人”举办的“纪念阿伦特逝世50周年”线上研讨会上发言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解决生存问题，人是“劳动的动物”，人的价值几乎完全被职业和收入定义，一旦劳动被自动化（现在就是AI）取代并消失，人反而会失去意义感；在现代社会中，工作被“劳动化”，耐用品变成快速消费品，世界不再稳定，只剩下生产—消费的循环， 我们不再建设世界，而是在消耗世界。

同时，阿伦特所看重的“行动”也在不断被边缘化。福利国家兴起使就业、生育、养老等原本属于家庭的生存问题被国家和专家系统全面管理，公共领域被生存逻辑占据，真正关于自由、行动、共同世界的讨论空间不断萎缩，人变成“社会中的原子”，围绕工作与消费运转，政治不再是行动，而变成管理。

新技术承诺将人从“劳动的桎梏”中解放，但阿伦特忧思，一个“无事可做”的社会，将如何寻找生命的意义。她担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这个社会除了生产和消费，已经找不出第二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了，人们可能已经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份解脱之后来之不易的自由。

当然，当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人们越来越看重舒适和享乐，出现这种情况有情可原。但是当我们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失去控制，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就更显得有其现实意义。

你刷短视频、听歌、看新闻，平台会告诉你，你可能喜欢这个，和你相似的人都在看这个，你当然“可以不看”，但大多数时候你只是顺着往下滑。从阿伦特的角度看，这不是行动。你没有真正判断，也没有向任何人表明“我是谁”，只是被预测、被引导。主体性不是被强迫拿走的，而是在“太方便了”的情况下自己放弃的。

很多公司用算法来评估绩效、分配任务、决定升职或淘汰，管理者常说一句话：“不是我决定的，是系统算出来的。” 这正是阿伦特最警惕的状态。责任被转移给模型，人不再需要判断，也不必承担后果。这和“我只是执行命令”的逻辑，本质上是一样的。

用 AI 写方案、回邮件、写论文，甚至形成观点，久而久之，你可能会发现，“只要差不多对就行了”， 这对效率是好事，但对主体性是危险的。因为你不再需要慢慢想清楚“我到底怎么看这件事”。

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做太多的事，不是让人失去能力，而是让人不再需要使用能力。当判断、选择和责任都被系统接管，行动就退场了，人也就不再真正作为主体出现。

在这个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时代，也许阿伦特的“行动”理论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借鉴。

首先，把“我只是照系统走”变成“我来判断”。在 AI 时代，这意味着，不把算法当最终裁决，不用“系统要求”、“模型结果”来卸责，在关键节点人为介入、人工判断， 只要还能归责，行动就还活着。

其次，不能只生存在虚拟世界，要重建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线上开会、上课、研讨，同时也要组织线下见面。成立读书小组、兴趣小组。我们要见到真实的面孔，要被他人看见，被回应。

第三，坚持人的“多元性”，反对一套算法适配所有人。阿伦特曾认为，人是不同的，政治来自差异，而不是一致。在 AI 时代，这意味着：警惕“一刀切”的算法标准，反对用同一模型评估所有人，为不同声音保留出现的空间。

如果按照阿伦特的观点来判断，克服 AI 时代人类被技术操纵的办法，不是让机器变得更“人性化”，而是让人重新站出来行动：在公共空间中判断、承担责任、接受不确定性，并与他人共同决定世界发展的方向。

如果我们继续让劳动逻辑支配一切，让社会生存议题吞噬公共讨论空间，让技术替代行动，我们失去的将不只是政治，而是 人之为人的尊严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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