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一个香港富婆包养了我，她说：只要你听话，我什么都给你

多年以后，当我早已习惯了指尖粗糙的薄茧和衬衫领口被汗水浸透的咸味时，我依然会偶尔在深夜里，清晰地听见维多利亚港潮水拍岸的声音。那声音，和1994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一模一样，带着咸湿的、属于金钱和欲望的气息。

那一年，一个叫梁佩儀的香港富婆包养了我。她第一次带我回浅水湾那栋可以俯瞰整个海滩的豪宅时，指尖夹着一支细长的香烟，烟雾缭绕中，她对我说了那句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话：“阿默，只要你听话，我什么都给你。”

我信了。于是，我用我最宝贵的几年青春，以及一个男人本不该轻易舍弃的尊严，去交换那句承诺背后的一切。我以为我是在走捷径，是在为远在广东乡下病重的母亲续命，是在为自己搏一个看似光鲜的未来。直到最后我才明白，她给我的所有东西，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我支付的，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现在，就让我从头说起，从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1994年的夏天开始。

第1章 金丝雀

1994年的香港，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焦灼而又亢奋的味道。启德机场的飞机几乎是擦着旺角密密麻麻的楼顶掠过，巨大的轰鸣声提醒着每一个人，这里是天堂，也是战场。我叫陈默，那年二十二岁，从广东乡下来到这个“东方之珠”，兜里揣着母亲凑出来的几百块港币，和一颗被廉价成功学小说煽动得滚烫的心。

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没有学历，不会说流利的粤语，除了年轻和一把力气，一无所有。在建筑工地搬了三个月钢筋，皮肤被晒成古铜色，手掌上磨出的血泡变成厚茧，可赚到的钱，寄回老家给母亲买药后，连在深水埗租一个笼屋床位都捉襟见肘。

我就是在人生最狼狈的时候，遇见了梁佩儀，Cissy。

那天晚上，我所在的工地一个小工头过生日，拉着我们几个大陆仔去兰桂坊见世面。我们穿着沾着石灰粉的T恤，站在五光十色的街口，局促得像一群误入瓷器店的野牛。就是在那里，Cissy的车差点撞到我。一辆黑色的宾利，悄无声息地滑到路边，我因为躲闪一个喝醉的鬼佬，踉跄着退后，正好撞在车门上。

司机下来就要骂人，车窗却缓缓降下。我看到了Cissy的脸。她大约四十多岁，保养得极好，皮肤白皙，眼角有细微的纹路，但那双眼睛却锐利得像能穿透人心。她没有化妆，只是涂了口红，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香奈儿套装，手腕上戴着一只看起来比我一辈子工钱都贵的翡翠镯子。

她用标准的普通话问我：“你没事吧？”

我愣住了，只是摇头。工头赶紧跑过来，点头哈腰地用蹩脚的粤语道歉。Cissy的目光却一直停留在我身上，那种审视的、带着一丝玩味的目光，让我浑身不自在。她从钱包里抽出一沓港币，递给司机，让他给我们压惊。

“你叫什么名字？”她又问。

“陈默。”我低声说。

“沉默是金的那个默？”她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掌控一切的从容，“我叫梁佩儀。你跟我走，我给你一份工，比你在这里搬砖强一百倍。”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许是那沓钱的厚度，或许是她语气里的不容置疑，又或许是那辆宾利车里散发出的、我从未闻过的昂贵香水味。我鬼使神差地，跟着她上了车。

Cissy的家在浅水湾，一栋三层的别墅，面朝大海。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私人泳池和修剪整齐的草坪。我站在玄关，脚下的羊毛地毯软得让我不敢用力踩。一个叫萍姐的菲佣接过Cissy的外套，恭敬地退到一旁。

也就是在这里，她对我说出了那句“只要你听话，我什么都给你”。

我的工作，就是做她的“私人助理”。这个头衔好听，实际上，我就是一只被她圈养起来的金丝雀。我的任务很简单，陪她吃饭、逛街、参加宴会，在她疲惫的时候给她捏捏肩膀，在她失眠的夜里陪她聊聊天。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改造我。她带我去中环最好的奢侈品店，从西装、衬衫到皮鞋、手表，甚至是内裤，全都换成顶级的牌子。她请了专门的老师教我粤语、英语、餐桌礼仪和品鉴红酒。我的手指甲必须修剪得干干净净，头发要一丝不苟，身上要喷她为我选定的古龙水。

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沉默地跟在她身后，如何在她眼神示意时，恰到好处地为她递上披肩，如何在她的朋友面前，扮演一个英俊、乖巧且不多话的年轻伴侣。他们那些人，看我的眼神和看Cissy手袋上的logo没什么区别，都是她财富和地位的某种延伸。

Cissy对我很大方。她每个月给我一张不设上限的附属卡，还一次性给了我五十万港币，让我寄回家给母亲治病。当我把那笔巨款汇回家，电话里母亲激动得泣不成声时，我第一次觉得，这份出卖尊严的交易，是值得的。我告诉自己，我是在尽孝，是在曲线救国。

但那种内心的空洞和屈辱，却像别墅里无处不在的冷气，丝丝缕缕地渗透我的骨髓。

Cissy有很强的控制欲。她不喜欢我跟以前的工友联系，我的手机里，除了她和几个她允许的服务人员，不能有任何“不相干”的号码。她不喜欢我穿自己买的衣服，哪怕是一件T恤，她看到都会皱眉，然后让萍姐拿去扔掉。她甚至规定了我每天的作息，几点起床，几点健身，几点陪她用餐。

我成了一个精致的人偶，所有的言行举止，都必须按照她的剧本进行。

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席间，一个和Cissy年纪相仿的阔太太，指着我，半开玩笑地对Cissy说：“Cissy姐，你这个‘小狼狗’养得真不错，又帅又听话。”

周围的人都暧昧地笑了起来。我感觉脸上一阵滚烫，握着刀叉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Cissy一眼，她的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没有丝毫为我解围的意思，反而带着一丝炫耀的意味，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说：“阿默乖，多吃点。”

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在她的世界里，我不是陈默，我只是一个物件，一个可以让她在社交圈里挣得几分面子的、昂贵的宠物。

晚宴结束后，在回去的车上，车厢里一片死寂。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霓虹，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

“不开心了？”Cissy的声音突然响起，打破了沉默。

我没有说话。

“阿默，你要记住你的身份。”她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意，“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我能给你，也能随时收回。那些虚无缥缈的自尊心，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填不饱肚子，也救不了的命。”

她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精准地插进我最脆弱的地方。我无力反驳。是啊，我有什么资格谈尊严？我的尊严，早在接受她第一笔钱的时候，就已经被我自己亲手卖掉了。

我转过头，对她挤出一个顺从的微笑：“我知道了，Cissy姐。”

她满意地点点头，伸手抚摸我的脸颊，像安抚一只宠物。“这才乖。”

回到别墅，她让我陪她喝酒。我们坐在露台上，吹着海风，看着远处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渔火。她喝了很多，讲起了她的过去。她出身贫寒，十几岁就在工厂做工，后来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富商。富商死后，给她留下了巨额的遗产和一家半死不活的公司。她凭着一股狠劲，把公司救了回来，还做得比以前更大。她经历过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也遭遇过亲人的背叛。

“这个世界上，只有钱不会背叛你。”她晃着杯中的红酒，眼神迷离，“男人？呵，他们爱的不是你的人，是你的钱。所以我宁愿花钱买一个听话的，至少，我不用担心他会在背后捅我刀子。”

我看着她，这个在外人眼中无所不能的女强人，此刻却流露出一丝难以言说的孤独和疲惫。我忽然有点可怜她，也更可怜我自己。我们都是被金钱异化的人，只不过，她是掌控者，而我是被掌控者。

那晚，我第一次主动抱了她。不是出于情欲，也不是为了讨好，而是一种同类之间的、病态的相拥取暖。

在她的怀里，我闻到的不是女人的体香，而是金钱、权力和无尽空虚混合在一起的，冰冷的气味。

第2章 铜锣湾的故人

在浅水湾的别墅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习惯了这种被圈养的生活。我学会了欣赏上万块一瓶的红酒，学会了分辨不同品牌的雪茄，学会了在各种高级场合游刃有余地微笑。我的粤语说得越来越地道，身上那股从乡下带来的土气，也被名牌时装和昂贵的护肤品彻底掩盖。

有时候，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会感到一阵阵的陌生。那个穿着范思哲衬衫，手腕上戴着百达翡丽的男人，真的是我陈默吗？那个在工地上挥汗如雨，最大的梦想只是多赚点钱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陈默，去了哪里？

Cissy对我愈发依赖，也愈发控制。她会因为我接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而盘问半天，也会因为我在宴会上和别的女人多说了一句话而冷脸好几天。她的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温柔而又残忍地将我包裹，让我窒息，却又无力挣脱。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做梦。梦里，我总是回到老家的那片田埂上，母亲在不远处喊我回家吃饭，空气里是泥土和稻花的香味。每次醒来，面对的都是别墅里冰冷的空调和身边熟睡的Cissy，巨大的失落感便会将我吞噬。

直到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得到一个难得的、可以自由支配的下午。Cissy要去参加一个只有女性成员的商业聚会。我开着她给我配的保时捷，漫无目的地在港岛的街头游荡。不知不觉，车子开到了铜锣湾。

这里和我平时活动的中环、金钟截然不同。没有那么多西装革履的精英，多的是提着购物袋的市民和行色匆匆的年轻人。街道拥挤，人声鼎沸，充满了旺盛的、粗糙的生命力。我把车停在时代广场的地下车库，走上街头，混入人群。

我摘下墨镜，贪婪地呼吸着这股属于凡俗人间的烟火气。我看到路边摊的牛杂在锅里翻滚着，热气腾腾；听到报刊亭老板用沙哑的嗓音叫卖着最新的马报；闻到鸡蛋仔甜腻的香气。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久违的亲切。

就在我排队买一串鱼蛋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阿默？是你吗？陈默？”

我猛地回过头，看到了一张被太阳晒得黝黑，却笑得无比灿烂的脸。是阿强，和我一起从老家过来，一起在工地上搬过钢筋的兄弟。

那一瞬间，我仿佛被雷击中。我下意识地想躲，想否认，但已经来不及了。

阿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字背心，一条沾着油漆点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解放鞋。他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工具包，额头上还挂着汗珠。他看到我，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惊喜和激动。

“我操！真是你啊阿默！我还以为我看错了！你小子发财了啊？”他走上前，重重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下，然后目光落在我身上的阿玛尼T恤和手腕上的表，眼睛瞪得像铜铃。

“你……你这是……”他有些语无伦次。

我尴尬地笑了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说我换了份工作？什么工作能让我穿成这样？我说我中了六合彩？这种谎言连我自己都骗不过。

“好久不见，阿强。”我只能干巴巴地打招呼。

“是啊，快一年了！那天你从工地不辞而别，我们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后来听人说，你被一个有钱人看上了，我还以为他们吹牛逼呢！”阿强咧着嘴笑，他的笑容里没有嫉妒，只有纯粹的为我高兴。

这份纯粹，像一根针，狠狠地刺痛了我。

“走，我请你喝东西！”他不由分说地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拽进旁边一家嘈杂的茶餐厅。

茶餐厅里冷气开得很足，混杂着奶茶、菠萝油和各种食物的味道。我们找了个卡座坐下。阿强熟练地用开水烫着碗筷，然后给我点了一杯冻柠茶，给他自己点了一杯冰啤酒。

“你现在做什么工啊？看你这样子，肯定是在中环写字楼里当白领吧？”他一脸羡慕地问。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说：“差不多吧，跟个老板做事。”

“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出息！不像我，还在跟那些钢筋水泥打交道。不过也还好啦，最近跟了个好老板，在跑马地那边做装修，工钱给得足，就是累了点。”他灌了一大口啤酒，满足地打了个嗝，“等我再攒两年钱，就回老家盖个房子，娶个老婆，我妈天天盼着呢！”

他兴致勃勃地讲着他的生活，讲他们工地上发生的趣事，讲他看上了一个在楼下便利店打工的女孩，讲他对未来的种种朴素的规划。我默默地听着，用吸管搅动着杯子里的冰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阿强的世界，是辛苦的，是粗糙的，但却是真实的，是有根的。他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汗水换来的，花得心安理得。他的快乐，是收工后的一瓶冰啤酒，是和工友们的一句玩笑，是想到未来时眼里闪烁的光。

而我呢？我住着豪宅，开着跑车，却像一株被移植到精美花盆里的植物，看似光鲜，根却早已烂掉。我甚至不敢告诉他我真实的生活，我怕他那双清澈的眼睛里，会流露出鄙夷和不屑。

“阿默，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觉得我这身脏，给你丢人了？”阿强看我一直沉默，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

“没有！怎么会！”我急忙否认，“我就是……好久没见你，有点激动。”

这个蹩脚的借口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对了，”阿强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被压得有些变形的钱包，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你看，这是我前几天刚收到的，我妈给我寄来的。她说隔壁村的王婶托人带话，问的病怎么样了。她说你好久没往家里打电话了，挺想你的。”

照片上，是阿强的母亲，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站在自家院子门口，笑得满脸褶子。背景里，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我们村口的那棵大榕树。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捶了一下，又酸又胀。是啊，我已经很久没给家里打电话了。不是不想打，是不敢打。Cissy不喜欢我打电话，她说我的乡音会影响我好不容易练出来的“港腔”。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跟母亲描述我现在的生活。我怕她问起我的工作，怕她问起我的老板，我怕我编织的谎言，会在她关切的询问中漏洞百出。

我拿着那张照片，指尖微微颤抖。照片上那熟悉的场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我想起了小时候，在榕树下听村里的老人讲故事；想起了和阿强一起下河摸鱼，被我爸追着打；想起了母亲做的最好吃的酿豆腐……

那些简单而又温暖的画面，和我现在纸醉金迷的生活形成了无比尖锐的对比。

“阿默，你怎么了？眼睛怎么红了？”阿强担忧地看着我。

“没事，风沙迷了眼。”我低下头，匆忙地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把照片还给他。

“你小子，还是跟以前一样，爱逞强。”阿强笑了笑，没再追问。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但气氛已经变得有些沉闷。我能感觉到，我和阿强之间，已经隔了一道无形的墙。这道墙，是用金钱、地位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砌成的。

临走时，阿强执意要买单。我抢着把一张五百块的港币拍在桌上，告诉伙计不用找了。阿强愣了一下，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

“阿默，你……”他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有空，多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点点头，狼狈地逃离了那家茶餐厅。

坐进保时捷里，我关上车门，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喧嚣。我趴在方向盘上，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我不是在哭，而是在一种巨大的、无声的悲哀中战栗。

与阿强的重逢，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所有的不堪和虚伪。他让我清楚地看到，我用尊严换来的，不过是一个华丽的牢笼。而我失去的，却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也最宝贵的，站直了腰杆活着的底气。

那天下午，我没有直接回浅水湾。我把车开到太平山顶，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山下的城市。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却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

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这样的日子，我还要过多久？

第3章 维港的烟火

和阿强的见面，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久久不散的涟漪。我开始频繁地失神，对Cissy精心安排的生活感到前所未有的厌倦。她很快就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你最近怎么了？魂不守舍的。”一天晚上，她一边敷着面膜，一边翻看着时尚杂志，状似不经意地问我。

我正站在落地窗前，看着远处海面上的游轮，闻言心里一紧，连忙转过身，挤出笑容：“没什么，可能是最近天气太闷了。”

她从杂志后面抬起眼，那双精明的眼睛审视着我，仿佛能看穿我所有的心事。“阿默，我不管你心里在想什么。过几天是我一个老朋友的生日派对，在维港的游艇上办。你给我打起精神来，别到时候给我丢人。”

她的语气很平淡，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命令意味。我点点头，说：“知道了，Cissy姐。”

那场生日派对，办得极尽奢华。巨大的白色游艇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中央，船上衣香鬓影，觥筹交错。香港顶级的富豪、名流、明星来了大半。我穿着Cissy为我量身定做的白色阿玛尼西装，臂弯里挽着身着高定晚礼服的她，像一个完美的道具，穿梭在人群中。

Cissy今晚兴致很高，她把我介绍给她生意上的伙伴，语气里带着炫耀：“这是阿默，我的助理，很能干的。”

那些脑满肠肥的男人，用一种心照不宣的眼神打量着我，然后哈哈大笑，说着一些恭维的话。我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在他们眼里，我和那些被他们包养的女明星，没有任何区别。

我全程保持着得体的微笑，机械地举杯，点头，应酬。我的灵魂仿佛飘在身体之外，冷眼旁观着这一切的荒诞和虚伪。

派对的高潮，是维港的烟火表演。晚上八点整，随着一声尖锐的呼啸，第一束烟火在夜空中骤然绽放，将整个海面照得亮如白昼。紧接着，成千上万的烟火腾空而起，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描绘出各种绚烂的图案。

所有人都涌到甲板上，发出一阵阵的惊叹。Cissy也拉着我，靠在栏杆上，脸上带着兴奋的潮红。

“漂亮吗？”她侧过头问我，眼睛里闪烁着烟火的光芒。

“很漂亮。”我轻声说。

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投向遥远的夜空。那绚烂至极的烟火，美得让人心悸，却也短暂得让人心慌。它们在最璀璨的瞬间，便化为灰烬，坠入冰冷的海水。这像极了我现在的生活，看似繁华，实则虚无，经不起任何时间的考验。

就在那一刻，我的思绪被这漫天的烟火拉回了遥远的过去。那是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快过年了。我们那个贫穷的小村庄，一年到头最热闹的就是春节。父亲那天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小把“冲天炮”，就是那种最便宜的、点燃后会带着“嗖”一声尖啸飞上天，然后在空中炸开一小团红色火花的烟花。

那晚，父亲喝了点酒，兴致很高。他拉着我的手，来到院子里的晒谷场上。母亲则站在屋檐下，笑着看我们。冬夜的乡村很冷，我穿着母亲新做的大棉袄，冻得鼻尖通红。

父亲小心翼翼地把一根“冲天炮”插在泥地里，然后用香烟头点燃了引线。他迅速地捂住我的耳朵，把我拉到安全的地方。只听“嗖”的一声，一道火光拖着长长的尾巴，射向漆黑的夜空。紧接着，“啪”的一声，一朵小小的、红色的烟花在空中绽放。

那烟花，远没有维港的烟火那么巨大，那么绚烂，甚至有些寒酸。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一瞬间的光亮，却足以照亮整个世界。

“好看吗，阿默？”父亲回头问我，他的脸在火光一闪而过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温暖。

我用力地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喜欢的话，明年爸再给你买更多！”他豪气地承诺。

那天晚上，我们就站在寒风里，一根一根地放完了那十几根“冲天炮”。每一声炸响，都伴随着我兴奋的欢呼和父母慈爱的笑声。放完烟花，母亲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一家人围在昏黄的灯泡下，吃得心满意足。那碗汤圆的甜，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那种简单而又纯粹的幸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在我十几岁时就因病去世了，他没能兑现“买更多烟花”的承诺。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放过烟花。

“阿默？阿默！”Cissy的声音将我从漫长的回忆中唤醒。

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维港的烟火还在继续，忽明忽暗的光线照在我脸上，冰冷的泪水混杂着咸涩的海风，味道苦涩。

“你怎么了？”Cissy皱起了眉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悦，“这么好的日子，你哭什么？”

她不喜欢看到我软弱的样子。在她看来，男泪，是无能的表现。

我慌忙地用手背抹去眼泪，强笑着说：“没什么，烟火太美了，看得有点感动。”

她怀疑地看了我一眼，显然不相信我的说辞。她从手包里拿出纸巾，有些粗鲁地帮我擦着脸，一边擦一边低声警告：“收起你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今天是什么场合？别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

她的动作和话语，像一盆冷水，将我从回忆的温情中彻底浇醒。是啊，我怎么忘了，我现在是梁佩儀的陈默，不是那个可以在父亲怀里看烟花的小男孩了。那个天真、快乐的陈默，早就死在了我踏上这艘游艇、穿上这身名牌西装的那一刻。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重新换上那副温顺的面具，对她点了点头。

烟火表演结束了，派对还在继续。我像个提线木偶一样，继续陪着Cissy应酬。但我的心，却已经不在这里了。它飞回了那个遥远的、贫穷却充满温情的小院子。

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在这里得到的一切——金钱、地位、奢华的享受——都无法填补我内心的巨大空虚。Cissy可以给我买世界上最贵的烟火看，却给不了我当年父亲点燃那根廉价“冲天炮”时，我心中那份纯粹的喜悦和温暖。

派对结束后，我们回到别墅。Cissy因为喝了酒，心情很好。她哼着歌去洗澡。我一个人站在露台上，看着已经恢复平静的海面，掏出手机。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那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号码——我老家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是母亲虚弱的声音：“喂？哪位？”

“妈，是我，阿默。”我的声音抑制不住地颤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随即爆发出母亲惊喜又带着哭腔的声音：“阿默！我的仔！你……你终于肯给妈打电话了！你还好吗？在那边过得怎么样？有没有被人欺负？钱够不够用？”

一连串的关心，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的眼泪再次决堤，这一次，我没有再压抑，任由它无声地滑落。

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仔，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母亲的声音变得焦急起来。

“没有，妈，我很好，我过得很好。”我强忍着哭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老板对我很好，吃得好，住得好，您别担心。您的身体怎么样了？钱还够用吗？”

“够用，够用！你寄回来的钱，妈都存着呢。医生说我的病控制得很好，让我别操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聊了很久，聊的都是一些家常。母亲絮絮叨叨地讲着村里的琐事，谁家娶了媳妇，谁家添了孙子。我静静地听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小村庄。

挂断电话，我的心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既感到一丝慰藉，又感到更深的痛苦。母亲的每一句关心，都像是在鞭笞我的良心。我骗了她，我用一个巨大的谎言，为她构筑了一个儿子在香港出人头地的假象。

就在这时，Cissy洗完澡，穿着丝绸睡袍走了出来。她看到我通红的眼睛，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你又哭了？”她走到我面前，闻到了我身上淡淡的烟味，“还学会抽烟了？谁允许你给家里打电话的？”

她的质问，像连珠炮一样。

这一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低头认错。我抬起头，直视着她的眼睛，平静地说：“我想我妈了。”

我的平静，似乎激怒了她。她冷笑一声：“想？陈默，你是不是忘了的命是谁救回来的？没有我，你现在还在工地上搬砖，早就没钱治病了！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摆出这副样子？你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给你的？你现在居然为了一个电话，跟我闹情绪？”

“我没有闹情绪。”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只是，想做一个儿子，而不是一个宠物。”

这是我第一次，正面反抗她。

空气瞬间凝固了。Cissy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随即被滔天的怒火取代。她扬起手，似乎想打我，但手举在半空中，又缓缓地放下了。

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神冰冷得像要把我冻结。

“好，很好。”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陈默，看来是我把你宠坏了。你给我记住今天说的话，你会后悔的。”

说完，她转身走进了卧室，“砰”的一声，摔上了门。

那一夜，我一个人在露台上坐了整晚，直到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我知道，我和Cissy之间那层看似稳固的、建立在金钱和服从之上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道无法修复的裂痕。

而我，也第一次，在无尽的黑暗中，看到了离开的可能。

第4章 一碗汤的温度

那次争吵之后，我和Cissy陷入了冷战。

这是一种比争吵更令人窒息的氛围。她不再对我发号施令，也不再带我出席任何活动。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她早出晚归，有时候甚至彻夜不归。我在那栋空旷的豪宅里，像一个被遗忘的幽灵。萍姐看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同情和疏远。

附属卡没有被停，物质上的一切照旧。但这反而让我更加不安。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Cissy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她可以随时收回一切，包括对我的“恩宠”。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食欲不振，人迅速地消瘦下去。那种寄人篱下、命运被他人掌控的无力感，前所未有地清晰。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离开，哪怕离开之后要重新回到工地，重新过上食不果腹的日子。

就在我下定决心的时候，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再次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是村长打来的，他说我母亲突然晕倒了，被送到了县医院，情况很不好，急需一大笔钱做手术。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勇气击得粉碎。我挂了电话，感觉天旋地转。我手里没有任何积蓄，Cissy给我的钱，除了之前寄回家的五十万，剩下的都被我用在了日常那些虚浮的开销上。我唯一的希望，只有Cissy。

那一刻，我所有的骨气和尊严都崩塌了。我不得不去求她。

我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深夜，Cissy才带着一身酒气回来。她看到客厅里枯坐的我，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径直就要上楼。

“Cissy姐！”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叫住了她。

她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我妈……我妈病重，需要做手术，急需一笔钱。”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沙哑，每一个字都说得无比艰难。

她转过身，靠在楼梯的扶手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哦？需要多少？”

“医生说……大概要三十万。”

“三十万？”她轻笑出声，那笑声里充满了鄙夷，“陈默，你还真是会挑时候。前几天不是还很有骨气，说想当儿子，不想当宠物吗？怎么，现在为了钱，又肯回来摇尾巴了？”

她的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脸上。我羞愤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我不能退缩，母亲的命还等着这笔钱。

我低下头，咬着牙说：“Cissy姐，求你，这次你帮了我，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又一次，把自己卖了。

“呵。”她似乎很享受我此刻的卑微和狼狈。她走下楼梯，来到我面前，用冰凉的手指抬起我的下巴，强迫我看着她的眼睛。“记住你今天说的话。钱，明天我会让律师转给你。但是，陈默，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下次，你就带着你的骨气，滚出我的房子。”

“谢谢Cissy姐。”我像一个得到赦免的囚犯，长长地松了口气。

第二天，钱准时到账了。我立刻汇回了家乡。在等待母亲手术消息的那几天，我过得坐立不安。Cissy似乎也消了气，对我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她又开始带我出门，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不易察ยาก的轻蔑。我知道，在她眼里，我已经被彻底驯服了。

几天后，村长打来电话，说手术很成功，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巨大的喜悦和感激涌上心头。虽然我知道这种感激很可悲，但我还是想为Cissy做点什么。

我想起了母亲。每次我生病或者心情不好，她都会给我做一道我们家乡的菜——莲藕排骨汤。她说，这汤能补气血，也能暖心。我想，我也为Cissy做一碗吧。这或许是唯一一件，我能用自己的心意，而不是用她的钱，为她做的事情。

我让萍姐帮我买了新鲜的莲藕和排骨。萍姐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厨房。我让她别告诉Cissy，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下午。别墅里的厨房是顶级的西式厨房，各种厨具一应俱全，但我用起来却很笨拙。我凭着记忆里母亲做汤的步骤，小心翼翼地处理食材。切莲藕的时候，还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疼，反而有一种久违的、踏实的满足感。

汤在砂锅里，用小火慢慢地炖着。很快，厨房里就弥漫开一股浓郁的、带着家乡味道的香气。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连日来的阴霾都被这温暖的香气驱散了不少。

晚上，Cissy回来了。我把汤盛在精致的骨瓷碗里，亲自端到她面前。

“Cissy姐，你尝尝，这是我亲手给你炖的汤。”我带着一丝期待和紧张，看着她。

她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出。她低头看了看那碗汤，汤色清亮，排骨软烂，莲藕粉糯，看起来还不错。

她拿起勺子，舀了一小口，放进嘴里。

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她，希望能在她脸上看到一丝赞许。

然而，她只是慢慢地咀嚼着，眉头却越皱越紧。最后，她放下勺子，用餐巾擦了擦嘴。

“这是什么？”她问，语气很平淡。

“莲藕排骨汤，我们家乡的菜。”

“家乡？”她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名状的表情，像是嫌恶，又像是鄙夷。“一股……穷酸味。”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她站起身，对我，也对旁边的萍姐说：“倒了。以后厨房里的东西，别让他碰。我不想我的房子里，沾上不该有的味道。”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上了楼。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那碗我花了一下午心血炖出来的汤。萍姐走过来，脸上带着同情，低声说：“陈先生，别往心里去，梁小姐她……只是吃惯了山珍海味。”

她端起那碗汤，走向了厨房的垃圾桶。

我没有阻止她。我只是看着，看着那碗还冒着热气的汤，被毫不留情地倒掉。那一刻，被倒掉的，不仅仅是一碗汤。还有我最后一丝的幻想，最后一丝的自欺欺人，以及，我对这段关系仅存的、那一点点可悲的温情。

我终于彻底明白了。在Cissy的世界里，她需要的，只是一个符合她审美和标准的、被精心打造的附属品。任何带有我个人印记的东西，任何来自我那个“贫穷”的过去的东西，都是她无法容忍的杂质。她要的是一个完美的、听话的陈默，而不是那个会做家乡菜、会想念母亲的陈默。

我为她炖汤，在她看来，不是示好，而是一种冒犯。我把我认为最温暖、最真诚的东西捧到她面前，而她，却嫌它脏。

那一晚，我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我的心，出奇地平静。就像一堆被彻底烧尽的灰烬，再也燃不起任何火花。

我走到露台，点燃了一支烟。看着远处黑暗的海面，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一次，不是冲动，不是逃避，而是一个清醒的、决绝的选择。

我要离开这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第5章 第三个人

心里的那团火一旦熄灭，人就变得异常平静。我不再纠结，不再痛苦，只是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冷眼看着自己在这座华丽牢笼里的最后时光。我开始为离开做准备，但不是仓促地逃跑，而是有计划地进行。

我知道，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Cissy的性格，绝不会允许她的“所有物”轻易地背叛她。我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我相对“体面”地离开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离开之前，我需要见一个人，需要从另一个人那里，汲取一点站起来的勇气。

我找到了阿强。

我用公共电话亭给他打电话，约他在一家位于油麻地庙街的大排档见面。那里龙蛇混杂，人声鼎沸，是最不可能遇见Cissy和她那个圈子的人的地方。

阿强接到我的电话很惊讶，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我换上了一身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这是我偷偷藏起来的、刚来香港时穿的衣服。我没有开车，而是坐地铁，转小巴，一路颠簸着来到庙街。当我走进那家灯火通明、油烟缭绕的大排档时，我感觉自己仿佛重新活了过来。

阿强已经占好了一个位子，点了一桌子菜，有椒盐濑尿虾、豉椒炒蚬，还有一锅热气腾腾的啫啫鸡煲。他看到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你小子，可算接地气了。”他上下打量着我，调侃道。

我笑了笑，在他对面坐下，拿起他递过来的啤酒，一口气喝了半瓶。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带着一股麦芽的苦涩，却让我感觉无比痛快。

“怎么了？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阿强给我夹了一块鸡肉，问道。

“阿强，我……”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不能告诉他我被一个富婆包养的全部真相，这太羞耻了。我只能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向他倾诉我的困惑。

“我……想辞职了。”我说。

“辞职？为什么啊？你那份工不是挺好的吗？钱多，又轻松。”阿强很意外。

“是不错。”我苦笑了一下，“老板对我很好，什么都给我最好的。住大房子，开好车，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我觉得不开心。”

“不开心？”阿强挠了挠头，有些不理解，“有钱还不开心？阿默，你是不是凡尔赛啊？”

“不是的。”我摇了摇头，看着他，认真地说，“那种感觉，就像……你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挣来的，而是别人赏赐给你的。你必须完全按照那个人的心意去生活，去说话，去做事。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有自己的朋友，甚至不能有自己的过去。你活得不像一个人，像一个……一个摆设。”

我尽量用一种不那么直白的方式，描述着我的处境。

阿强听着，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看着我，眼神变得严肃起来。

“阿默，我虽然读书少，但也知道一句话，叫‘无功不受禄’。别人平白无故对你好，给你那么多东西，那她图你什么呢？图你年轻？图你长得帅？还是图你听话？”

他的话，一针见血。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喝酒。

“我跟你说个事。”阿强继续说，“前段时间，我们工地上新来一个小子，也是我们老乡。手脚不干净，偷工地的电缆拿出去卖。被老板抓住了。老板没报警，就问他，为什么要偷。那小子哭着说，他想快点赚钱，想给他女朋友买个LV的包，因为他女朋友说，同事都有，就她没有，觉得没面子。”

“老板听完，就把他开除了。老板跟我们说，钱是要赚，但得赚得干净，赚得挺直腰杆。用歪门邪道来的钱，花着也不安心。人啊，可以穷，但不能没了志气。你为了一个包，就能去偷。那以后为了房子，为了车子，你是不是要去抢？”

阿强的故事很简单，道理也很朴素。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

“阿默，”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用力地捏了捏，“我不知道你那个老板是男是女，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我看得出来，你过得不痛快。你以前在工地的时候，虽然累，虽然穷，但你眼睛里有光。你那时候跟我们说，要努力赚钱，把阿姨接过来，让她享福。可你现在呢？你眼睛里，全是迷茫和疲惫。”

“人不能没了根啊，阿默。我们的根在哪里？就在老家，在阿姨那里，在我们自己这双手这里！靠别人给的，终究是虚的。人家今天能给你，明天就能收回去。只有自己挣来的，才是实实在在的。”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以为头脑简单的兄弟，此刻却说出了最通透的话。他的话，像一道光，驱散了我心中最后一点犹豫和懦弱。

是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不能再用“为母亲治病”当借口，心安理得地过着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母亲的病需要钱，但她更需要的，是一个能让她骄傲的、堂堂正正活着的儿子。

“阿强，谢谢你。”我举起酒杯，由衷地对他说。

“谢我干嘛，我们是兄弟嘛！”他豪爽地与我碰杯，“想通了就行！大不了，就回来跟我们一起干装修！虽然累点，但挣的每一分钱，都睡得踏实！”

“嗯！”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晚，我和阿强喝了很多酒，聊了很多。我们聊小时候的糗事，聊工地的辛苦，聊对未来的打算。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个虽然贫穷，但却充满希望的自己。

告别阿强，我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庙街上。街边的算命摊还亮着灯，一个戴着墨镜的瞎子，正襟危坐。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坐下来。

“先生，想算什么？”

“算前程。”

他摸了摸我的手，又掐指算了半天，然后用一种故作高深地语气说：“先生你啊，命里有贵人相助，本该是富贵命。可惜啊，这富贵是镜花水月，是无根之萍。你若沉溺其中，最终只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你若能悬崖勒马，斩断牵绊，回归本源，虽会经历一番苦楚，但未来，方能海阔天空。”

我不知道他是真有本事，还是看我一脸愁容，说了些江湖套话。但他的话，却恰好印证了我内心的决定。

斩断牵绊，回归本源。

我站起身，付了钱，没有再问什么，转身离去。

回到浅水湾的别墅，已经是凌晨。我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着这栋我住了近一年的豪宅。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精致，那么昂贵，却也那么冰冷，那么不属于我。

我走进衣帽间，看着满柜子的名牌衣服、鞋子、手表，这些曾经让我迷失的东西，此刻在我眼里，却像一副副沉重的枷锁。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不要这些东西，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我开始计划，如何将这个决定，告诉Cissy。我知道，这不会是一场和平的分手。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那场注定要来的暴风雨。

因为，我不想再做那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了。我想做回那只，可以自由飞翔的、哪怕是卑微的麻雀。

第6章 无声的告别

我选择摊牌的日子，是我的生日。

按照惯例，Cissy会为我庆祝。往年，她会包下高级餐厅，或者在家里举办派对，送我昂贵的礼物。今年，因为我们之间的冷淡关系，我以为她会忘记。但她没有。

生日那天，她比平时回来得早。手里提着一个我熟悉的、顶级奢侈品牌的盒子。

“生日快乐。”她把盒子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语气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没有去碰那个盒子，只是看着她，说：“谢谢。”

“打开看看。”她说。

我依言打开。里面是一块江诗丹顿的手表，经典款式，价值不菲。换做以前，我或许会欣喜若狂。但此刻，我看着那块在灯光下闪耀着冰冷光芒的手表，心里却一片平静。

“不喜欢？”她看我没什么反应，挑了挑眉。

“很漂亮。”我说，“但是，太贵重了。”

“你跟着我，就配得上这些。”她坐到我旁边的沙发上，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然后看着我，说：“阿默，之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但是你要明白，我给你的，是别人奋斗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你只要乖乖的，听话，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

她的语气，像是在施舍，像是在给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她脸上的耐心快要消失殆尽。然后，我抬起头，迎着她的目光，平静地开口。

“Cissy姐，我们结束吧。”

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她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难以置信，最后，变成了阴沉。

“你说什么？”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们结束吧。”我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无比清晰。“谢谢你这一年来的照顾。你给我的东西，我都不会带走。包括这张卡，还有这块表。”

我从钱包里拿出那张附属卡，和那块刚开封的手表一起，轻轻地放在了茶几上，推到她面前。

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她大概从未想过，一向温顺的我，会主动提出离开。这在她看来，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和挑衅。

“结束？”她冷笑起来，笑声尖锐而又刺耳，“陈默，你凭什么跟我说结束？你有什么资格？你是不是忘了，那三十万的手术费是谁给的？你是不是忘了，是谁把你从一个臭烘烘的工地佬，变成现在人模狗样的？你现在翅膀硬了，想飞了？”

“我没有忘。”我看着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你给我的钱，我会想办法还你。也许要很久，一辈子，但我会还。”

“还？”她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拿什么还？回去搬砖吗？陈默，别天真了！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你连在香港租一个像样点的房子都租不起！”

“我知道。”我点点头，“但那样的生活，至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再出卖自己的尊严。”

“尊严？”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你跟我谈尊严？你当初为了钱爬上我的床的时候，怎么不谈尊严？陈默，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她的辱骂，像刀子一样。但我没有反驳，也没有动怒。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我当初的选择，确实不堪。

我站起身，与她平视。“是，我承认我当初是为了钱。我为我当初的选择感到羞耻。但是，人不能一辈子活在羞耻里。我想重新开始，我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的平静，彻底激怒了她。她失去了往日的优雅和从容，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你想走？没那么容易！”她抓住我的手腕，指甲深深地掐进我的肉里，“我告诉你，陈默，你是我花钱买来的！没有我的允许，你哪儿也别想去！你想走可以，把你这一年花我的钱，一分不少地给我吐出来！还有那五十万，三十万，你现在就还给我！”

我知道，她是在故意刁难我，想用钱来困住我。

我看着她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悲哀。为她，也为我自己。我轻轻地挣脱了她的手，退后一步，与她保持距离。

“梁小姐，”我换了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像一道鸿沟，将我们之间最后一点暧昧的温情彻底斩断，“钱，我会还。但自由，不是你用钱就能买断的。我不是你的所有物，我是一个人。”

“梁小姐”这三个字，似乎比任何辱骂都更能刺痛她。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愤怒，有不甘，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受伤的情绪。

我们对峙着，沉默在巨大的客厅里蔓延。窗外，是浅水湾永恒的潮声。

许久，她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颓然地坐回沙发上。她没有再看我，只是拿起酒杯，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滚。”她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你给我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带走。明天一早，我就会离开。”我说完，没有再看她，转身走上了楼，回到了那个我住了将近一年的房间。

我没有收拾任何东西。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我只是脱下身上这套昂贵的衣服，换上我自己的那套T恤和牛仔裤。然后，我坐在床边，静静地等待天亮。

那一夜，我没有睡。我能听到Cissy在楼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偶尔传来一两声压抑的、像是哭泣的声音。

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解脱的轻松。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和茫然。我知道，我即将告别这种奢华的生活，去面对一个未知而又艰难的未来。但我并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从明天开始，我将不再是梁佩儀的陈默。我将重新做回，那个一无所有，却拥有全部自己的，陈默。

天亮的时候，我走下楼。Cissy已经不在客厅了，茶几上放着一堆空酒瓶。我没有去打扰她，只是把房间的钥匙，轻轻地放在了玄关的柜子上。

当我打开别墅大门，清晨的阳光照在我脸上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是海风的咸味和植物的清香。

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驿站，然后，头也不回地，朝着山下走去。

我的告别，没有争吵，没有拉扯，只有一场无声的对峙，和一个决绝的转身。

我知道，这才是最彻底的告别。

第7章 罗湖桥的两端

离开浅水湾，我身上只带着来香港时剩下的几百块钱，以及我的身份证件。我没有联系阿强，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如此狼狈的样子，更不想给他添麻烦。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回家。

我坐上了前往罗湖口岸的东铁线。车厢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有提着大包小包去深圳购物的香港师奶，有西装革履赶着去内地出差的商人，还有像我一样，面带倦容，准备返回家乡的内地人。

车窗外，香港繁华的都市景观在飞速倒退。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那些闪烁的霓虹广告牌，那些曾经让我目眩神迷的一切，此刻在我眼中，都变得像一场不真实的电影。

我靠在窗边，看着自己的倒影。镜中的我，面容憔悴，眼神却异常清澈。我脱下了一身名牌，也卸下了一身枷锁。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一个多小时后，火车抵达了罗湖站。我随着，走向那座连接着香港和内地的著名长桥。罗湖桥不长，但对于无数像我一样，往返于两地的人来说，它却承载了太多的梦想、辛酸、希望和失望。

桥的这一端，是光怪陆离、遍地黄金的香港。桥的那一端，是广阔的、熟悉的，我的故乡。

一年前，我从那一头走过来，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金钱的渴望。一年后，我从这一头走回去，除了两手空空和一身伤痕，什么也没带走。

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过去一年的心碎和挣扎上。我想起了Cissy，想起了她最后那声疲惫的“滚”，想起了她或许在某个深夜里的孤独。我并不恨她。她给了我一段我本不可能经历的人生，也让我看清了人性的复杂和欲望的深渊。我们之间，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只是我中途提前退场了而已。

我也想起了阿强，想起了他在大排档里对我说的话。他是我的镜子，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人生的可能——辛苦，但踏实。

我更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我这一年的经历。或许，我什么都不用说。我只要回到她身边，用我往后的行动告诉她，她的儿子，回来了。

当我踏上深圳的土地，呼吸到那股熟悉的、带着尘土气息的空气时，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这不是悲伤的眼泪，也不是委屈的眼泪，而是一种回家的、踏实的、重获新生的眼泪。

我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了一张回家的长途汽车票。在候车室里，我看到旁边一个卖报纸的小贩在吃盒饭，白饭上只有一点咸菜。我忽然觉得饥肠辘辘，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

我买了一个面包，一杯豆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因为，这是我用自己最后的、干净的钱买来的。

回到家乡的小县城，已经是两天后了。我没有直接回家，我怕自己这副样子会吓到母亲。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好好地洗了个澡，刮了胡子，然后去集市上，买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当我站在家门口，看到院子里正在晒太阳的母亲时，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再也迈不动一步。

母亲看起来比电话里要苍老许多，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还不错。她看到我，先是愣住了，然后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巨大的光彩。

“阿默！”她颤抖着声音叫我的名字，拄着拐杖，挣扎着想站起来。

我快步跑过去，跪倒在她面前，紧紧地抱住她瘦弱的身体，失声痛哭。

“妈，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母亲用她那双粗糙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的头，她的眼泪，滴落在我的头发上，温热的。

那一刻，我知道，我做对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此刻母亲的拥抱。

我没有告诉母亲我在香港的真实经历。我只是说，那边的公司裁员，我想家了，就回来了。母亲没有多问，她只是心疼地看着我，说：“回来也好，外面再好，也不如自己家。家里有妈在，就不会让你饿着。”

我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每天陪母亲说说话，帮她做做家务，下地干点农活。我的身体因为规律的作息和劳动，变得结实起来。我的心，也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慢慢地被治愈。

一个月后，我决定，我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必须去工作，去赚钱，去还欠Cissy的那笔巨款。那八十万，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上。

我跟母亲说，我要出去找事做。母亲很不舍，但她知道，儿子长大了，总要飞的。她拿出我之前寄回家的钱，要我带上。我拒绝了。我告诉她，那是给她养老的钱，我一个字都不会动。

我告别了母亲，再次离开了家。但这一次，我的目的地不是香港，而是广州。我去找了阿强。

阿强看到我，又惊又喜。我把我的经历，有选择地告诉了他。我只说我跟那个老板闹翻了，净身出户。阿强没有追问细节，他只是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回来就好！是爷们，就得站着活！”

他把我介绍到了他所在的装修队。从此，我成了一名装修工人。

日子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比以前更苦。每天和油漆、灰尘、噪音打交道，浑身没有一处是干净的。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工棚，吃的是最简单的盒饭。

但我的心，却是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感觉自己真实地活着。每一笔工钱，都让我找回了失去的尊严。我把工资分成三份，一份寄给母亲，一份留作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剩下的大部分，我都存起来，存在一个专门的账户里。我知道，离还清那八十万还遥遥无期，但我在一步一步地，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躺在坚硬的板床上，也会想起浅水湾那栋豪宅，想起Cissy。我会想，她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又找了一个像我一样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答案，也不想知道。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罗湖桥的两端，连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庆幸，我最终选择了回来。虽然这一路，我走得狼狈不堪，伤痕累累。但我也终于明白，真正的富足，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内心的平静和站直了腰杆的底气。

第8章 故乡的风

时间是最公正的画师，它会悄无声息地改变一切。一晃，五年过去了。

这五年里，我跟着装修队走南闯北，从广州到东莞，再到佛山。我从一个小工做起，凭着肯学肯干，加上脑子还算灵活，慢慢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水电木工，最后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工头。

日子很苦，但我过得很充实。我戒了烟，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必要的开销。我很少买新衣服，工服就是我最常穿的“时装”。我把所有能省下来的钱，都存进了那个专门的账户。五年下来，靠着我的工资和偶尔接点私活，那个账户里的数字，已经积累到了二十多万。

离八十万的目标，依然遥远，但我没有气馁。我知道，只要我还在努力，就总有还清的那一天。

这五年，我和母亲的联系从未中断。我每个月都给她寄钱，每个星期都给她打电话。有一年春节，我带着攒下的几千块钱，回家给她装了一台空调，她高兴得像个孩子。看着母亲的笑容，我觉得我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阿强也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用攒下的钱，回老家盖了三层的小楼，娶了那个在便利店打工的女孩，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每次我们通电话，他都会在电话那头炫耀他的老婆孩子，言语间充满了朴实的幸福。

而我，依然是孤身一人。不是没有遇见过好姑娘，只是我心里那道坎，始终过不去。我总觉得，在还清那笔债之前，我没有资格去承诺一个女人的未来。我的过去，是我心底最深的一道疤，我不想让它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第六年的春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母亲病危。

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在县医院的病床上，我见到了弥留之际的母亲。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我跪在床边，泪如雨下。我知道，母亲是在等我回来。

“妈，您放心，儿子现在有出息了，能养活自己了，儿子过得很好……”我哽咽着，在她耳边说着让她安心的话。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然后，她的手，慢慢地松开了。

母亲走得很安详。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老房子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人，没有了。我努力赚钱的目标，也仿佛失去了一半的意义。

我打开母亲留下的一个小木箱，里面是她所有的积蓄。除了我这些年寄给她的钱，她一分没动，还有一张存折。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那是一张香港汇丰银行的存折，户主是我的名字。上面，有一笔五十万港币的存款。存款日期，是五年前，也就是我离开香港后不久。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这笔钱，是哪里来的？母亲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更不可能是港币。

唯一的解释，只有Cissy。

是她，在我离开后，以我的名义，存了这笔钱，然后用某种方式，辗转送到了我母亲手里。她或许是猜到我不会接受，所以才用了这种方法。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存折，手指不住地颤抖。我不知道自己是该感谢，还是该怨恨。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愧疚？是出于怜悯？还是，她依然想用钱，来证明她对我的掌控？

我坐在门槛上，想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做出了决定。我去了县城最大的银行，把那笔钱，连同我自己攒下的二十多万，一起汇到了香港的一个账户。那个账户，是Cissy公司的对公账户，是我当年无意中记住的。

我还差她十万。但我会继续还。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压在心上多年的那座大山，终于被搬开了一大半。我不再欠她什么了。我们之间，算是两清了。

我没有再回广州。我用剩下的一点积蓄，把家里的老房子重新修葺了一下，然后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装修铺子。

我不再去想那些遥远的目标，不再去背负沉重的过去。我就守着这个小镇，守着这份小小的营生，过最平淡的日子。

我的手艺好，人也实在，生意渐渐好了起来。两年后，我不仅还清了最后那十万块钱，还有了些积蓄。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镇上小学的李老师。她是个很温柔、很善良的女人，不嫌弃我学历低，也不在乎我曾经只是个农民工。她只说，她看中的，是我这个人踏实、肯干。

我们结婚了，一年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当女儿第一次用稚嫩的声音叫我“爸爸”时，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完整的、温暖的家。

我再也没有去过香港。那个曾经承载了我青春、欲望和屈辱的城市，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一个遥远的符号。

有时候，在夏天的夜晚，我会抱着女儿，坐在院子里乘凉。故乡的风，吹过稻田，带着泥土和植物的清香。女儿在我怀里，咿咿呀呀地指着天上的星星。妻子坐在一旁，温柔地笑着。

我会想起1994年的那个夏天，想起Cissy对我说：“只要你听话，我什么都给你。”

她确实给了我很多。但她不知道，她给我的那些，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眼前这片宁静的星空，身边爱人的微笑，和怀里孩子温暖的体温。

这一切，不是靠听话得来的，而是靠我自己，一步一步，用汗水和尊严，挣回来的。

我不知道Cissy后来怎么样了。或许，她依然过着那种众星捧月的奢华生活。我祝她安好。

因为，我也很好。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