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臣（70）：司马光——皇帝教科书的作者（四）

二、主要影响（续）

治理黄河的建议

在宋神宗在位时期，司马光参与过治理黄河的工作，提出过重要意见。

熙宁元年（1068年）六月，向北流的黄河“在恩州乌栏堤泛滥，又在冀州枣强埽决口”，到了七月再次“在瀛州乐寿埽泛滥”，神宗向大臣们询问对策。都水监丞李立之主张在恩、冀、深、瀛等州修建三百六十七里的新堤坝，来抵挡黄河水，都水监丞宋昌言则建议“在河道入口处修筑约束水流的工程，把河水引入河道，来缓解四州的水患”，并建议“开通二股河来引导河水向东流”。十一月，司马光奉命到黄河北流所经过的四个州视察，并研究“六塔河、二股河”等地方的利害关系。熙宁二年（1069年）正月，司马光回朝报告，建议采纳宋昌言的策略，在“二股河以西设置约束水流的工程，把水导向东流。等东流河道渐渐变深，北流河道淤积变浅，就堵塞北流，把水放入御河、胡卢河，从而缓解恩、冀、深、瀛四州以西的灾害”。三月，司马光再次上奏：“治理黄河应该顺应地形和水势，如果硬用人力，把水引向高处，横着修建堤防，就会让水逆流冲击、从旁溃决，不但不成功，还会破坏原来的成绩。我担心官员们看到东流的水已经占了四成，急于看到成效，匆忙堵塞北流。却不知道二股河分流，十里之内，距离还近，地势又是东边高西边低。如果河水都向东流，一旦遇到大水，水流向西汇合进入北流河道，那么东流就会断掉；或者可能在沧州、德州堤坝还没修好的地方，决口泛滥横流。虽然解除了西边的祸患，却害了东边，这不是好办法。”根据这种情况，他认为东流的方案要稳妥可靠，应该采取慢慢推进的办法，当年东流分走两成水，等三到五年后东流分走八成以上水，二股河“被冲刷得已经宽阔，沧州、德州的堤坝已经坚固”的时候，再把北流堵塞。七月，二股河通水，北流分走的水减少，判都水监张巩极力主张马上堵塞北流，司马光仍然认为不行。他说：“张巩等人想堵塞二股河的北流，我怕费力花钱不容易做到。就算侥幸能堵住，但东流河道又浅又窄，堤防还不完备，一定会导致决口泛滥，这是把恩、冀、深、瀛四州的灾害转移给沧州、德州等州了。不如等两三年，东流河道更深更宽，堤防稍微坚固，北流渐渐变浅，防汛材料也准备好了，再堵塞比较妥当。”

神宗想截断北流，所以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而是命令张茂则、张巩等人全力堵口，一度把北流堵住了。但不久之后，黄河在许家港决口。这以后几年东流不断决口泛滥，到元丰五年（1082年）河水又全部回到北流，让河水回向东流的努力再次失败。

经学

司马光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儒学大家。他在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对于老子、扬雄等诸子的研究方面，都很有成就。朱熹在《六先生画像赞》中把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一起尊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可见他确实是理学形成和发展早期的重要人物。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首的《序录》中说：“程颐说见过的人多了，不杂乱的就司马光、邵雍、张载三个人而已。”

司马光一生著作很多，能够体现他儒学思想的主要有：《致知在格物论》《中和论》《孝经指解》《易说》《注系辞》《注太玄经》《扬子浅释》《迂书》《潜虚》《大学中庸义》《原命》《说玄》等。他退居洛阳时，和程颢、程颐、邵雍等理学家往来密切，在学术活动中互相交流思想，一起从事义理之学的研究。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天命论”思想

司马光也相信“天命”，他说：“天，是万物的父亲。”“违背天命的人，天就能惩罚他；顺从天命的人，天就能奖赏他。”在他看来，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因为它能奖赏好人惩罚坏人。所以人类只能遵照上天的意思做事，才能避免灾祸得到福气。他还说：“上天让你穷困，你却偏要发达，上天让你愚笨，你却偏要聪明。像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认为人的贫富聪明愚笨都是上天安排好了不能改变的。然而，在天和人的关系上，他并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比如他说：“人的努力可以让他生存，却自己找死，这不是天命。”在这个前提下，他又提出了“天和人互相补充”和“天和人互相帮助”的观点。他说：“天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靠人，所以有耕种收获；人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靠天，所以有水灾旱灾虫灾。”“天做不到而人能做到的，是人的事；人做不到而天能做到的，是天的安排。种庄稼，是人的事；丰收还是歉收，是天的安排。”这说明，在天人关系上，司马光也继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并不完全把所有事情都寄托给天命，特别是对于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他十分强调人的作用。

2. 理学思想

在理和气的关系上，司马光主张以理为根本。他把“虚”看做是世界的本源，把物质性的“气”看做是产生万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为“虚”产生“气”，“气”产生万物，天地万物和人、事都来源于“虚”，产生于“气”。“虚”是根源，“气”是材料，再经过变化形成万物的形体，形体又各有特性、名称、行为、命运。作为万物本源的“虚”，是指没有形状没有形象的精神本体，这个精神本体实质上就是理学家们所说的“理”。在理和事的关系上，他主张以理为根本。司马光说：“有这件事就一定有这个理，没有这个理就一定没有这件事。”也就是说，凡是事情都有它的道理，既然每件事都有它的道理，那么，没有某件事的道理就没有某件事的出现。总的来说，理是第一位的，事是派生出来的，这个观点和程颢、程颐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程颢、程颐有不同之处。程颢、程颐认为格物就是探究事物的道理。司马光说：“格就像是抵挡、防御的意思，是能抵挡防御外界事物的侵害。”他认为，人们虽然都喜欢善，不喜欢恶，认为对的就羡慕，认为错的就羞耻，但实际上一件事对的少错的多，要想做圣贤，实在不容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受到外界事物的引诱和蒙蔽的缘故，所以必须抵制外界事物的引诱才能做到抛弃恶选择善，去掉错的保留对的。司马光说，他讲格物是抵制外界事物对人的侵害，也是为了更好地求得知识，因为只有能抵制住外界事物的蒙蔽和引诱，才能获得知识，他是从修养自身和认识事物相一致的前提下，来讲格物致知的。因此，司马光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程颢、程颐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诚意、正心的问题，司马光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对《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条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既能格物致知，就能够“把仁作为住宅来依靠，把义作为道路来遵循。用诚意去实行，用正心去对待。用修身来做表率，那么天下国家还有什么治理不好的呢？”其中，他着重对诚意、正心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讲述。司马光说：“《中庸》里说的‘诚是天的法则’，是说聪明智慧是上天赋予的。”“做到诚是人的法则，是说好学听从劝谏，是人为的努力。”把“诚是天的法则”，“做到诚是人的法则”讲得非常简明扼要。讲到诚的重要性时，他说：“君子能感动人的原因，大概就是诚吧！欺骗别人的人转眼别人一定知道，感动别人的人时间越久，别人越相信他。”司马光自己很重视用诚心对待别人，他说：“这个诚字，我一辈子努力实行，没有一刻离开过，所以在朝廷做官立身处世，上对天下对人都问心无愧！”说到“正心”，司马光认为正心就是“修养心性”，比如他说：“学习的人追求修养心性，学的知识虽然多，但心性没有修养好，那学习有什么用呢。”又说：“小人只注重修饰外表行为，君子注重修养内心。”在如何修养心性的问题上，司马光说：“所谓中庸的中，是指言语行动，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够。两者虽然都是修养心性的方法，但事情却不一样。”让言语行为不过分，也没有不足，达到“适中”，恰到好处，就是修养心性的方法。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对程颢、程颐、朱熹都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性和理的问题，司马光不主张讲得太玄妙。他批评一些人把性理问题讲得玄乎其玄，“让人觉得高不可攀，越想越糊涂不能明白”，不过是骗人的话罢了。其实，所谓的理，无非是个对还是不对的问题，所谓的“命”，无非就是决定人的本质的那个东西。他对性理问题虽然讲得不多，但比较切合实际。

文学

司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自己说“至于写文章，实在不是我的长处”。但他的学问博大精深，而且能把做学问和写文章结合起来，虽然没特意想写好文章但文章自然就工整。他一生著作多得堆起来和身体一样高，除了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十几种历史著作外，在八十卷的《传家集》里，还有四十六篇诏书，三十六篇奏表，三百九十篇奏章，七十八篇书信，六十三篇论、议、评，二十五篇序，十篇记，五篇传，四篇题跋，十二篇“疑孟”，四十一篇迂书，六十八篇碑文、墓志铭、行状、墓表、哀悼文、祭文，一千零二十九首诗歌。在这些著作里，有不少大家都很喜欢读的文章。他生活在北宋新古文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和古文大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三苏”等人有密切往来，互相应答的诗文，数量可观。

司马光“致力于写有用的文章，推崇文章是用来传播道理的”，认为华丽却不实在的诗没有用，他所赞赏的不是堆砌辞藻的诗，而是平淡闲适，抒发真实性情、真实自我的诗歌。

书法

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硬有力、方方正正，一笔一画都写得非常规矩，即使是长篇大论，也一点不马虎。这样端正有力的书法风格，和他忠诚正直、严谨的个性也是很相似的。

司马光是以楷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的，而且楷书多于隶书。他楷书的特点是：用笔提和按分明，字的间架结构规整扁平，在横笔的起笔和收笔处，常常带有隶书那种蚕头雁尾的意味和形状，明显融入了隶书的传统。而他隶书的特点则是：古朴比不上汉代的隶书，流畅优美比不上唐代的隶书，但用笔方折果断，笔力能透过笔尖，笔画沉着涩滞、刚劲有力，字的结体多采用纵长的体势。字体虽然小但气魄雄厚，转折的地方，锋芒棱角清晰可见，刚和柔互相补充。线条以直线和弧线相结合，在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的姿态。他的隶书除了隶书的法度之外还带有楷书的意味，没有一般唐代隶书常见的肥满毛病，有一种威严但不凶狠的风度。

司马光在书法上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和鉴赏能力，并且根据自己内心的理解，广泛吸收各家各派的长处，把秦代小篆的圆润劲健、汉代隶书的凝重、晋代书法的含蓄、唐代楷书的刚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代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的。黄庭坚在《论书》中曾经评价说：“司马光的楷书不是特别好，但他的隶书法度非常端正有力，就像他的为人，所谓左边有准绳，右边有规矩，声音就是音律、身体就是法度，看他的书法可以想象到他的风采。”宋高宗也说：“司马光的隶书字真像汉代人写的，近来米芾这些人都比不上。我有司马光的隶书五卷，早晚观赏他的字总也看不够。”（未完待续）

司马光《客中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