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民生首席经济学家兼宏观首席分析师陶川：投资有望成为支撑明年“开门红”亮点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千龙网）

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来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这次会议在“十四五”圆满收官与“十五五”开篇布局的历史交汇点上，明确了2026年中国经济的工作重点。

新京报“首席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列专访本期对话嘉宾为国联民生首席经济学家兼宏观首席分析师陶川。

陶川指出，“创新驱动”“培育壮大新动能”主要集中体现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产业升级动能等三个层面，其中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是可以“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未来产业，包括但不限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

谈宏观政策

“预计明年将呈现‘长短结合、有主有次’的政策节奏”

新京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在此背景下，如何评估当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剩余空间？2026年的调节节奏如何把握？

陶川：“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相结合，标志着宏观政策框架的一次重要升级。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应对短期波动，更要兼顾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因此政策空间和节奏的把握有了新逻辑。

对于财政政策，关键在于“结构优化”而非总量扩张。“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是“十五五”规划中强调的内容，考虑到政府债务率的约束，预计2026年赤字率目标的调整空间有限。同时，财政支持不仅将通过预算内适度扩张实现，也将通过预算外渠道（如支持化债、优化企业债务结构等）协同发力。

值得关注的是，财政将从简单的总量“加力”，转向更注重效率的“提效”、更加“投资于人”。基于消费的财政乘数显著高于投资的实证逻辑，财政资源将更大幅度地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直接改善民生、激发消费潜力的领域倾斜，实现财政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对于货币政策，以史为鉴，若将“跨周期调节”纳入考量，那么降准降息的空间将更趋审慎。因此，货币政策的主要空间将体现在结构性工具的深度运用上，以支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同时，“金融强国”战略要求货币政策更加“以我为主”，这也为我们独立自主地运用政策工具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预留了空间。

整体来看，预计2026年将呈现“长短结合、有主有次”的政策调节节奏。“逆周期”调节会及时响应经济波动；而“跨周期”调节将专注于化解债务结构、推动产业转型等中长期深层问题。在此过程中，也会更强调货币与财政的深度协同（如国债买卖的常态化）。

谈“低通胀”

“未来政策将更集中地对改善‘低通胀’环境发力”

新京报：今年会议首次将“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怎么看待？这对普通人会有哪些影响？

陶川：持续的“低通胀”环境不仅抑制了企业利润与投资意愿，也削弱了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动力，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因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物价合理回升”与“经济稳定增长”并列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实属意义非凡，标志着未来政策将更集中地对改善“低通胀”环境发力。

将“物价合理回升”纳入货币政策考量，有利于重塑市场对价格下行的预期，通过修复企业定价能力、改善企业盈利，进而刺激投资和就业，居民工资收入的基础也将更为稳固。在消费方面，稳定的物价预期能减少观望情绪，有助于释放购房、购车及服务等领域被抑制的需求，从而促进消费。最终形成“企业盈利-工资增长-消费提升”的良性循环。

新京报：会议明确“坚持内需主导”。在此框架下，你预计2026年消费、投资、出口将分别呈现怎样的态势？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

陶川：在“坚持内需主导”的框架下，我们对2026年的总体判断是“出口进、消费稳、投资缓”：“出口进”，是指出口将继续展现超预期的韧性，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外力。这并非传统动能的简单重复，而是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

“消费稳”，意味着消费引擎将实现“稳中有进”的切换。政策重点将从2025年依赖“以旧换新”等可能会透支未来需求的短期刺激型政策，转向构建更具持续性的增长体系，核心在于拓展与深化服务消费。同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设定“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目标，消费在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制度性加强。“投资缓”，则是对三类投资更趋理性增长的描述。

制造业投资因企业出海加速，增速中枢可能温和下行；基建投资在财政资源更多向民生和化债倾斜的背景下，可能难以回到过去的高增长；房地产投资则处于“防风险”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导向下，其对经济的直接拖累幅度预计将进一步收窄。

不过即便如此，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指引下，至少明年一季度“稳投资”政策意图明确，投资有望成为支撑明年“开门红”的主要亮点。后续关键在于政策“愿望清单”能否如期兑现、向实物工作量有效转化。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正在从过去多年的“投资与出口”双轮驱动，转向“消费与出口”双核平衡的新格局。投资的角色，正从拉动总量的“引擎”，更多转变为优化结构、服务国家战略、弥补短板的关键“赋能器”。

谈创新驱动

“‘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未来产业值得关注”

新京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根本，从短期刺激与中长期制度安排来看，哪些政策工具最能有效提升居民实际收入与消费信心？

陶川：在“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政策指引下，可以对居民消费率进行一个简单拆分：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居民收入/GDP），前者反映消费意愿，后者反映消费能力。

因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多是保障居民消费能力，并非代表居民消费意愿或消费信心的真正激活。

当前政策思路关键在于采取“短期以提升意愿为核心突破口，中长期以增强能力为根本保障”的阶段性策略。主因在于，当前我国消费的主要矛盾是居民意愿仍有提升空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并未明显落后其他国家，但消费意愿却存在显著差距——主要发达国家消费倾向普遍超过90%，而我国仅为65%左右。在收入创造能力未显著落后的情况下，居民更倾向于将收入留存而非转化为消费，构成了消费率提升的关键制约。

新京报：会议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你看来，新动能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哪些产业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

陶川：“创新驱动”“培育壮大新动能”的背后，并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产业升级与市场拓展协同并进的系统工程。它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产业升级动能，其路径清晰务实，即培育壮大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并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二是通过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对传统产业进行“新质+”改造；三是以消费升级、特别是服务消费扩张为代表的内需动能，其中文旅、康养、教育、医疗等高品质服务领域也需要创新，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动能。

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是可以“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未来产业，它们可以促使中国在关键领域上抢得先机、占据主动，包括但不限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

谈中国经济

“明年出口有望成为增长最重要的外部支撑”

新京报：近期世界银行、IMF及多家国际组织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你怎么看？2026年我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变量有哪些？

陶川：国际机构上调预期，是对中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与政策支持的认可。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度，关键在于两个可能被市场低估的变量：出口的韧性和消费的结构性升级。

首先，出口远不止是数据上的净出口贡献。据我们研究，当实际出口增速跑赢GDP时，其通过带动制造业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二次拉动效应巨大，2024年以来实际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实际贡献可能高达40%-50%。2026年，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布局、开拓东盟及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有望继续保持韧性，成为增长最重要的外部支撑。

其次，消费的潜力在于结构转型。当前社零增速已不能作为整体消费态势的唯一参考，原因在于其主要衡量商品消费，未充分涵盖服务消费与政府公共消费等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未来消费增长将在两个维度展现潜力：其一，在“投资于人”的政策指引下，财政支出将持续向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推动政府消费规模扩张；其二，“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的“居民消费率明显提升”目标，将为居民消费提供明确的增量指引。

故此，即便在后续社零数据可能持续承压的局面下，“藏在幕后”的服务消费及政府消费也有望保持稳健增长、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