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听说毛泽东领导红军，鲁迅关切地问道：他有多大岁数了？

1937年2月，延安。

满脸通红的冯雪峰站在毛泽东面前，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恨不的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这次回来，本该带回鲁迅先生最珍贵的遗物，却不得不带来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鲁迅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特意为您选的那只特大号金华火腿，在西安办事处被几个馋嘴的同志给煮了吃了！

这可是鲁迅先生的绝笔礼啊。

所有人都以为毛泽东会生气，或者至少会感到惋惜。

没想到，毛泽东听完只是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大笑：“吃掉了？

吃掉了好啊，也是补了身体嘛！

我晓得了。”

这一声“晓得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遗憾？

很多人只知道鲁迅是“民族魂”，毛泽东是“大救星”，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位从未谋面的巨人，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进行过一场长达数年的“隔空对话”。

把时间轴拉回1931年10月，上海景云里。

这天的鲁迅有点反常。

平日里严肃冷峻的“大先生”，正拿着一张报纸，手指在版面上反复摩挲。

他对坐在对面的茅盾抛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个‘毛’，多大岁数了？”

茅盾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先生指的是报纸上那个被国民党悬赏通缉、把蒋介石搞得焦头烂额的“赤匪头子”毛泽东。

“1893年生人，比您小12岁。”

茅盾答道。

鲁迅没说话，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少见的温情。

大家要明白那个背景，1931年是什么时候？

那是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候，也是红军反“围剿”打得最凶的时候。

蒋介石调集了30万大军，还请了德国、日本的军事顾问，铁了心要剿灭红军。

结果呢？

那个曾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湖南人，硬是带着几千个泥腿子，用“避其锋芒、以实打虚”的战法，在80天内连打三个胜仗，歼敌3万，把国民党的正规军耍得团团转。

鲁迅虽然不懂军事，但他懂“骨气”。

从那天起，许广平发现先生多了一个怪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翻报纸，专门找“朱毛”的消息。

那时候国民党的报纸都在骂红军，鲁迅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从满纸的“溃败”“逃窜”中，读出红军又打了胜仗的真相。

找到了，眉眼舒展；找不到，一天都阴沉着脸。

在那一刻，这个比他小一轮的湖南人，不再是报纸上的符号，而是他从未谋面的知己。

鲁迅和毛泽东之间，其实一直有一座桥。

这座桥，就是那个后来把火腿弄丢了的冯雪峰。

1933年，左联作家冯雪峰要去瑞金。

临行前，鲁迅紧紧握着他的手，那是真舍不得。

在上海的文艺圈，鲁迅是孤独的斗士；而冯雪峰这一去，是要去那个鲁迅心向往之却因身体原因去不了的“红区”。

到了瑞金，冯雪峰见到了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日子并不好过，正处在被“左”倾路线排挤的低谷期。

两人在窑洞里，一聊就是大半夜。

让冯雪峰惊讶的是，毛泽东对鲁迅熟得吓人。

《阿Q正传》读了好几遍，连鲁迅最近骂了谁、身体怎么样都一清二楚。

毛泽东问得最细的一句是：“上海的环境那么恶劣，鲁迅的安全有保障吗？”

这哪里是政治领袖在问询，分明是老友在挂念。

后来红军长征，冯雪峰跟着队伍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

1936年，当他带着一身硝烟味再次回到上海，住进鲁迅家里时，鲁迅已经病入膏肓。

那是一幅让人心碎的画面：鲁迅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相，肺结核折磨得他呼吸困难。

但他只要一听到冯雪峰讲红军的故事，讲遵义会议，讲四渡赤水，讲战士们煮皮带充饥，他的眼睛就会突然亮起来，像个听故事的孩子。

“主席身体好吗？

吃得饱吗？”

鲁迅插话问。

冯雪峰实话实说：“和战士们一样，吃红米饭南瓜汤，有时候连南瓜都没有。”

鲁迅沉默了很久。

也就是在那一刻，他决定要送点什么。

1936年的上海，想给延安送东西，难于上青天。

鲁迅想了半天，决定送两样东西：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

精神食粮是《海上述林》，这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整理出版的挚友瞿秋白的遗作。

他特意挑了两本，一本皮脊面的给“M”（毛泽东），一本蓝绒面的给“周恩来”。

物质食粮，就是那只著名的金华火腿。

为了买这只火腿，鲁迅拿出了选书的劲头。

他让冯雪峰去著名的“北万兴”火腿店，还得是店主张子远亲自翻箱底找出来的特大号。

店员拿出来的四五只都被鲁迅嫌小，最后那只，足足有普通火腿的一倍半大。

这不仅仅是肉，这是一个长者对晚辈的疼惜，是一个在敌占区孤军奋战的文人，对根据地浴血奋战的武将最朴素的慰问。

然而，天不遂人愿。

1936年10月19日，火腿还没送到，鲁迅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那个“M”，终究没能亲口尝到这份心意。

因为战乱和交通封锁，火腿辗转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确实被不知情的同志误食了。

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晓得了”。

他晓得的不仅仅是火腿，而是鲁迅那份沉甸甸的托付。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与遗憾。

早在1918年，年轻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鲁迅常去那里查书。

两人曾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过同样的空气，甚至可能擦肩而过。

但那时，一个是默默无闻的乡下青年，一个是名满天下的新文化旗手。

身份的悬殊，让他们错过了第一次握手的机会。

等到两人心意相通时，却又隔着千山万水，隔着国民党的层层封锁。

鲁迅去世一周年时，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做了一次演讲。

在那次演讲中，他给鲁迅下了一个定论，震古烁今：“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这不是政治吹捧，这是灵魂的共鸣。

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套《鲁迅全集》。

那是1938年出版的纪念版，紫色封面。

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读鲁迅的书，经常读到忘记吃饭睡觉。

他常说：“我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

为什么相通？

因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救中国。

鲁迅用笔，像手术刀一样剖开中国人精神上的毒瘤；毛泽东用枪，像铁锤一样砸碎旧社会的枷锁。

一个是文化战线的统帅，一个是军事战线的统帅。

他们就像黑暗中的两座灯塔，虽然隔海相望，光芒却在海面上汇聚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