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姐的儿子，每年初二都来我家，他每次来的时候从不买东西。

大姑姐的儿子，每年初二都来我家，他每次来的时候从不买东西，坐一会就走。

今年也没例外。听见敲门声的时候，我正系着围裙在厨房炸藕盒，油星子溅到手腕上，烫得我龇牙咧嘴。开门一看，是他，穿着件半旧的羽绒服，两手空空，鼻尖冻得通红。“姨，姨父，新年好。”他咧嘴笑，露出两颗有点歪的门牙，跟去年一模一样。

我侧身让他进来，喊了声客厅里看电视的老公。老公应了一声，眼睛没离开屏幕，手里的瓜子嗑得咔嚓响。大姑姐的儿子换了鞋，规规矩矩坐在沙发边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做客的小学生。我端了盘刚炸好的藕盒过去，又给他倒了杯热茶，他说了声谢谢，捏了个藕盒慢慢嚼，没怎么说话。

客厅里静悄悄的，只有电视里春晚重播的声音。老公终于舍得从屏幕上挪开眼，问他：“你妈呢？没跟你一块儿来？”他点点头：“我妈说让我先来，她晚点去姥姥家，顺便过来。”老公“哦”了一声，又问：“今年工作咋样？”他挠挠头：“还行，就是厂子效益一般，没涨工资。”

这话我听了三年了。每年初二他来，都是这套说辞。大姑姐家条件不算差，就是这孩子实诚，嘴笨，不会来事儿。隔壁单元的小林，跟他同岁，每次来拜年，手里的东西都拎得满当当，烟酒水果一样不落，嘴巴还甜，哄得我婆婆眉开眼笑。对比之下，大姑姐的儿子就显得格外“寒酸”。

我婆婆从里屋出来，看见他，脸上堆起笑：“来了呀，快吃水果。”说着就往他手里塞橘子。他接过来，剥了皮，一瓣一瓣慢慢吃。婆婆坐在他旁边，絮絮叨叨问东问西，他都老老实实回答。没坐够二十分钟，他就站起来：“姨，姨父，姥姥那边催了，我得走了。”

老公摆摆手：“急啥，再坐会儿。”他摇摇头：“不了，姥姥等着呢。”我送他到门口，他换鞋的时候，我看见他羽绒服袖口磨破了边，露出里面的绒线。我心里忽然有点发酸，喊住他：“等会儿。”转身回厨房，把没炸完的藕盒装了满满一饭盒，塞到他手里，“拿着，路上吃。”他愣了愣，脸一下子红了，嗫嚅着：“不用，姨，我……”“拿着吧。”我硬把饭盒塞进他怀里。

他走了之后，老公凑过来，撇撇嘴：“这孩子，年年空手来，空手走，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我白了他一眼：“人家孩子实诚，嘴笨，心里有数就行。”老公哼了一声：“有数？有数能不知道拜年带点东西？”我没再接话，想起去年大姑姐偷偷跟我说的话，说这孩子厂里效益不好，工资只够自己糊口，谈了个对象，处处都要花钱，实在是没多余的钱买东西。

正想着，大姑姐来了，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一进门就嚷嚷：“他姨，我来晚了！”看见我，赶紧解释：“那臭小子，我让他带箱奶，他非说不用，说你们不缺这个，我……”我打断她：“姐，孩子挺好的，实诚。”大姑姐叹了口气：“就是太实诚了，在厂里受欺负都不知道吭声。”

那天下午，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我和大姑姐坐在沙发上嗑瓜子，聊着家常。老公在旁边看电视，时不时插两句嘴。我想起大姑姐的儿子走时，攥着饭盒，红着脸说谢谢的样子，心里忽然敞亮了。

其实拜年带不带东西，真的没那么重要。有的人拎着满手的礼物，坐下就吐槽家长里短；有的人两手空空，却带着一身的局促和真诚。日子过得是人心，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礼数。

傍晚的时候，老公去倒垃圾，回来手里捏着个红包，说是在门口捡到的。红包是皱巴巴的，里面装着两百块钱，钱上还带着点体温。我看着那个红包，忽然想起大姑姐儿子临走时，在门口徘徊了半天的背影。

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起来，年味浓得化不开。我把红包收起来，想着明年初二，一定要多炸点藕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