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声明：本文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均在文末；为了通俗易懂，部分情节进行文学创作处理，若要了解真实完整的历史请参考文献记载。
1979年5月，广州军区。
坐在藤椅上的许世友上将，脸色铁青。
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刚刚送来的加急文件《关于第50军被俘人员归国交换工作的情况汇报》。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名单。
01
在这场刚刚结束的边境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取得了战略上的惩罚性胜利，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而在所有损失中，最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感到如鲠在喉的，就是第50军150师448团的那份名单，219人。
整整219名官兵，竟然大多来自同一个建制单位：448团8连及其配属分队。
许世友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那只伴随他多年的搪瓷茶缸跳了起来，发出刺耳的撞击声。
“查！给我查到底！”
许世友的声音在空旷的作战室里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雷霆之怒：“把那个连长和指导员给我单独拎出来！”
让许世友如此震怒的，不仅仅是“投降”二字。
作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开国上将，他见惯了生死，也能理解战场上的不可抗力。
如果有战士弹尽粮绝、被打晕抓走，那是“力竭被俘”，虽然遗憾，但情有可原。
但448团8连的情况不一样。
根据情报部门截获的越方宣传资料，以及前期掌握的战场记录，这个连队是在连长和指导员的组织下，整顿了队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越军的要求，有秩序地走出了掩体。
在许世友眼里，这不叫被俘，这叫“变节”。
更让指挥部耿耿于怀的是一个至今未解的疑点：在8连失联前的最后时刻，团部并未收到他们决死突围的电报，也没有听到那种“光荣弹”响成一片的最后绝响。
那个山洞里，似乎经历了一场诡异的“和平过渡”。
“只要是软骨头，一个都不能留！”许世友站起身，目光如刀，“通知前线接收组，不要搞什么欢迎仪式。
这200多人，直接拉去审查，
连以上干部，准备上军事法庭！”
与此同时，几百公里外的广西友谊关。
中越战俘交换正在进行。对于大多数归国的志愿军战士来说，跨过那条零公里线，意味着地狱的结束和新生的开始。
但对于448团8连的战士们来说，情况有些不对劲。
他们穿着越方发的不合身的灰色囚服，互相搀扶着走过友谊桥。
两个月的战俘营生活，让他们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神情麻木。
连长冯增敏走在队伍的前面。
他的脚步很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
他抬头看了一眼祖国一侧飘扬的红旗，眼角抽搐了一下。
他曾无数次幻想过回家的场景：也许会被骂一顿，也许会被降职，但至少，他把这两百多个年轻的娃娃带回来了，不是吗？
哪怕是背个处分，只要人活着，比什么都强。
然而，迎接他的不是热饭和拥抱。
刚过边境线，几名面容冷峻的纠察干部就走了上来，没有敬礼，也没有寒暄，直接一左一右夹住了他的胳膊。
“冯增敏同志，李和平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
语气冰冷，公事公办。
而在他们身后，那200多名原本以为能见到爹娘的年轻战士，也被迅速分流，塞进了早就等候在一旁的闷罐卡车。
车厢门重重关上的那一刻，最后一丝光亮被隔绝在外。
车厢里一片死寂。
没有人说话，只有压抑的呼吸声。
他们隐约感觉到，那场丛林里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另一场更可怕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02
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自即日起撤军。
对于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几十万大军来说，这无疑是天籁之音。
漫长的补给线、湿热的丛林、无处不在的冷枪，每一天都在透支着战士们的极限。
现在，只要把脚迈过北边的界碑，就是胜利，就是回家。
然而，在越南高平省南部的崇山峻岭中，第50军150师448团的命运，却在回撤的最后关头，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推向了深渊。
这只大手，叫做“贪功”。
按照广州军区前指的统一部署，回撤的原则是“交替掩护，沿公路干线快速撤回”。
这是一条安全系数最高的路线，虽然很难再抓到敌人，但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部队平安回家。
但是，随448团行动的第50军驻师工作组的几位高层指挥员，却并不满足于此。
150师是一支战前才扩编的乙种师，新兵多，装备差，整个战役期间一直作为预备队，没捞到什么像样的仗打。
眼看战争要结束了，别人都立功受奖，自己却两手空空，这种心理落差让指挥层急红了眼。
于是，一道致命的命令下达了：放弃公路，改走山区小路，沿途“搜剿回撤”，争取再扩大战果。
这道命令，直接把448团送进了越南特工队早就张开的血盆大口里。
3月11日，448团离开了平坦的公路，一头扎进了那片名为“班英”的原始丛林。
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峰林立，藤蔓遮天。
对于习惯了平原作战的中国北方士兵来说，这里简直就是迷宫。
而对于在这个山沟里钻了几十年的越军来说，这里是天然的屠宰场。
越军早就摸透了中国军队“想多抓俘虏、想缴获物资”的心思。
他们调集了精锐的特工部队，配合地方民兵，在高平以西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耐心地等着猎物上钩。
3月12日清晨，雾气还未散去，灾难降临了。
当448团行进到那条狭窄的山间小道时，四周的峭壁上突然喷射出密集的火舌。
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砸在行军队伍的中间，瞬间将长蛇阵斩成了几段。
“敌袭！隐蔽！”
喊叫声被爆炸声淹没。
指挥系统在第一轮打击中就瘫痪了，团部与各营连的电台联系被切断。
整个团像一头被蒙住眼睛的巨兽，在丛林里左冲右突，却怎么也冲不破那张火力网。
在这一片混乱中，8连的表现其实并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软弱。
连长冯增敏和指导员李和平，在遇袭的第一时间就组织起了反击。
他们依托地形，死死顶住了越军的几次冲锋，试图掩护团部突围。
“一排长！带人顶住左边的山口！”
“机枪手！别省子弹，给我压住他们！”
冯增敏吼得嗓子都哑了。
他手里的冲锋枪枪管打得发烫。
在他的指挥下，8连不仅没有溃散，反而成了这片混乱战场上的一块“磁铁”。
附近被打散的其他连队战士、炊事班的火头军、还有那些跑丢了担架的重伤员，看到8连的阵地还在，都本能地靠拢过来。
短短半天时间，冯增敏身边就聚拢了200多人。
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8连成了越军眼中的“大鱼”。
越军发现这块硬骨头啃不动，便改变了战术：围而不打，切断水源。
到了3月13日傍晚，枪声渐渐稀疏下来。
冯增敏清点人数，心凉了半截。
这200多人里，有战斗力的不到一半，剩下全是伤员和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新兵蛋子。
更可怕的是，他们彻底迷路了。
原本应该在前方接应的友邻部队不见踪影，步谈机里只有沙沙的电流声，无论呼叫多少遍“长江”，那个代表团部的代号“黄河”始终无人应答。
他们被遗弃了。
夜幕降临，丛林里升起了瘴气。
冯增敏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手里紧紧攥着那台没电的步谈机。
他看着身边那些疲惫不堪、眼神惊恐的年轻战士，心里清楚：团部可能已经垮了，或者是已经撤走了。
他们现在是一座孤岛。
没有补给，没有援兵，甚至连方向都没有。
“连长，咱们咋办？”指导员李和平凑过来，声音压得很低，生怕引起恐慌。
冯增敏抬起头，看了一眼北方的天空。那里是祖国的方向，只有几十公里，却仿佛隔着一道天堑。
“守。”冯增敏咬着牙吐出一个字，“团部不会不管咱们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等待救援。”
03
3月13日，被围困的第二天。
8连和那些被打散的兄弟部队，最终被逼进了一个位于山腰的天然石灰岩溶洞里。
这里易守难攻，但也意味着没有退路。
洞内的环境，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的缩影。
几百人挤在这个潮湿阴暗的空间里，空气中混合着汗味、血腥味、排泄物的恶臭，以及伤口化脓后特有的腐烂甜腥味。
最大的敌人不是子弹，是渴。
此时的高平虽然多雨，但这个悬在半山腰的洞穴却滴水不进。
战士们的水壶早就干了。为了活下去，有人开始舔舐岩壁上渗出的那一点点湿气，舌头被粗糙的石头磨出了血。
角落里，一名重伤的小战士发起了高烧，嘴里胡乱喊着“娘，水，水……”。
指导员李和平红着眼圈，转过身去，解开裤腰带，对着一个破了口的钢盔尿了一点黄赤的尿液。
他端着那半盔还冒着热气的尿，手在颤抖。
“喝吧，孩子，喝了能活。”
小战士闭着眼，本能地吞咽着那苦涩咸腥的液体。
周围的战士们看着这一幕，喉结上下滚动，却没有人说话。
在生死的边缘，尊严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而洞外的敌人，比饥渴更懂得如何摧毁人的意志。
越军并没有急着发起强攻。他们太了解中国军队了，知道这帮人在绝境下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
于是，他们采取了最阴毒的战术——攻心。
“中国兄弟们！别打了！你们被包围了！”
“你们的团长早就跑了！没人管你们了！”
越军的大喇叭在山谷里回荡，用生硬的汉语一遍遍重复着这些话。
更狠的是，他们偶尔还会把前几天抓到的中国俘虏押到洞口附近，逼着他们喊话。
“连长……我是三班的大刘啊……别打了……他们给饭吃，给水喝……”
那熟悉的声音像一把把软刀子，插进洞里每一个人的心窝。
冯增敏靠在洞口的岩石后面，脸色铁青。
他手里依然紧紧攥着那台已经沉默了两天的步谈机，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
他现在就像是一个盲人。
在这片漆黑的战场迷雾中，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他不知道包围圈到底有多厚？不知道团部的主力到底在哪个方位？
更不知道那个最可怕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团部真的撤了吗？
如果不撤，他们就是“诱饵”，只要坚守，就能配合主力中心开花；
如果撤了，他们就是“弃子”，坚守下去唯一的结局就是变成一堆白骨。
“连长，咱们突围吧！”二排长凑了过来，那张满是硝烟的脸上写满了焦躁，“再这么耗下去，不用打，饿也饿死了！”
“往哪突？”冯增敏反问道，声音沙哑得像两块砂纸在摩擦，“咱们现在两眼一抹黑。
带着这两百多号人，还有几十个担架，冲出去就是给越南人的机枪送菜！”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
“等！”冯增敏咬着牙，眼神里透着一股近乎偏执的倔强，“我不信团部会丢下咱们，只要还有枪声，就说明主力还在！”
然而，到了13号深夜，外面的枪声真的稀疏了。
那种代表着中国军队大规模反击的密集炮火声，始终没有出现。
只有越军零星的冷枪，像是在戏弄笼子里的老鼠。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洞穴深处蔓延。
新兵们开始低声啜泣，伤员们开始绝望地呻吟。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比死亡更让人崩溃。
冯增敏知道，不能再等了。
如果不搞清楚外面的真实情况，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马上就要崩塌。
他必须赌一把。
“老赵！”冯增敏低声喊道。
连里的侦察班长赵国庆猫着腰跑了过来。
他是全连身手最好的老兵，也是冯增敏最后的底牌。
“带个兄弟，摸出去。”冯增敏死死盯着赵国庆的眼睛，语气凝重得像是在交代后事，“我不求你杀敌，我就要你给我搞清楚两件事：第一，包围圈哪边最薄？第二，咱们的主力，到底还在不在？”
赵国庆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废话。
他把身上唯一的两颗光荣弹塞进绑腿，带着一名新兵，像两只壁虎一样，悄无声息地滑出了洞口，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04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像钝刀子割肉。
洞里的空气稀薄得让人窒息。
冯增敏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指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三点。
赵国庆出去已经快四个小时了。
如果是平时，这个时间的侦察早该结束了。
“连长，老赵他们会不会……”二排长蹲在一旁，声音发颤，没敢把后半截话说完。
冯增敏没吭声，只是把那只没电的步谈机又往怀里紧了紧。
突然，洞口的警戒哨发出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呼哨。
紧接着，一个黑影跌跌撞撞地滚了进来。
是赵国庆。
只有他一个人。
借着微弱的手电光，大家看清了他的模样，浑身是泥，军装被挂成了布条，左臂上还在淌血，整个人像是刚从血池子里捞出来的。
“班长！小吴呢？”有人急切地问那个跟去的新兵。
赵国庆张了张嘴，眼泪混着泥水流了下来：“踩雷了……没救回来。”
洞里死一般的沉寂，又一条命没了。
冯增敏分开人群，走上前去，拧开行军壶，把最后一点浑浊的水底子倒进赵国庆嘴里。
赵国庆咳了两声，一把抓住了冯增敏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
“连长……完了……全完了。”
赵国庆的声音颤抖着，透着一股深入骨髓的绝望，“我摸到了原来的团部位置，那里……那里全是死人。
咱们的人，还有越南人。”
说着，他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团被血水浸透的纸，展开在冯增敏面前。
那是一张残破的《解放军报》。
冯增敏接过来，手电光打在上面，那个日期像烧红的烙铁一样刺痛了他的眼睛——3月11日。
这张报纸是在团部撤离时丢下的。
更要命的是，赵国庆是在越军的灶坑边捡到的。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早在两天前，团部就已经撤离了，而且撤得很狼狈，连带有部队番号的报纸都没来得及销毁。
而现在，那里已经是越军的营地。
“方圆十几里……”赵国庆哭着说道，“听不到一声咱们的枪响。
全是越南话，全是他们的凉盔……连长，咱们成孤魂野鬼了，没援兵了！”
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洞里那根紧绷了三天的弦。
哭声开始在角落里蔓延。有人把头埋进膝盖，有人绝望地抓着头发。
“都别哭！”冯增敏低吼一声，声音虽然不大，却带着一股寒气。
他站起身，环视了一圈：“所有支委，马上开会，就在这儿。”
这是解放军战史上最特殊、也最沉重的一次党支部委员会。
在漆黑的异国山洞里，七八个衣衫褴褛的军官围成一圈。
他们是这支连队的核心，此刻却要决定200多人的生死。
议题只有一个：怎么死？
“我是指导员，我先表态。”李和平脸色惨白，但眼神坚定，“党章规定，人在阵地在，团部撤了，我们更要守。
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是烈士，不能给50军丢脸。”
“守？拿什么守？”副连长红着眼睛反驳，“子弹没了，水没了，外面是几千个越南兵，还有火焰喷射器。
守在这里就是等着被烧成灰！那是送死！”
“那就突围！”一排长吼道，“分散突围，能跑一个是一个！”
“跑不掉的。”赵国庆虚弱地插嘴，“所有路口都被机枪封死了，带着伤员突围，就是活靶子。”
僵局。
彻底的僵局。
死守，是集体自杀；突围，是送死；丢下伤员自己跑，是犯罪。
所有人的目光最后都汇聚到了连长冯增敏的身上。
他是军事主官，他有一票否决权。
冯增敏看着那张带血的报纸，又转头看了看黑暗深处那些因为高烧而昏迷的年轻脸庞。他们大多年纪尚小，有的甚至还没谈过恋爱。
他们的父母还在家里盼着他们立功受奖的消息。
冯增敏的手里的烟头烫到了指尖，但他毫无知觉。
他在脑海里进行着最激烈的交战。他在寻找一条缝隙，一条既能保住这些孩子的命，又能勉强保住军人尊严的缝隙。
终于，他抬起头，眼神变得异常复杂。
“我不赞成死守，也不赞成盲目突围。”
冯增敏的声音很轻，却字字千钧。
他缓缓举起了手，但他投出的不是“死战票”，也不是“投降票”，
而是一个让所有支委都惊掉下巴
甚至觉得天方夜谭的“第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