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学者感叹：若不是毛主席当年的决定，中国怕是要走苏联老路了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面的红旗降落下来。西方的学者找出了一份1956年的档案，那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苏共二十大报告的原始记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迈斯纳之后在《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这本书里写到：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坚决主张要“三七开”。这个做出最终决定的判断，避免了意识形态出现像雪崩一样的状况发生。

这话听起来仿佛是事后才有所领悟一般。但是回溯到1956年的历史场景，毛主席所做出的抉择确实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当时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传至北京，众多党内干部都提出要跟着去批判斯大林。但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清晰地写道：斯大林并非在所有的方面，而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错误。更为关键的是第二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接将斯大林的错误界定为共产主义者工作当中所出现的错误，着重强调要对基本制度和具体的做法加以区分。这样的定调如同在社会主义阵营那汹涌的波涛之中抛下了铁锚一般。

我认为毛主席厉害的地方在于将批判转化成了疫苗。在1957年的时候，他同越南的胡志明打了一个比方：斯大林所存在的问题如同出天花一般，早出现早便会具备免疫力。之后东欧出现了波匈事件，全盘否定领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就出现了。而中国由于接种了这一剂疫苗，便能够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允许《人民日报》对新人口论进行讨论，就连马寅初的节制生育主张都能够公开地进行辩论。这种有限度的开放就好像高压锅开了一条缝隙，既释放了压力又不会出现炸锅的情况。

毛主席对于修正主义的警惕展现出历史的洞见。1960年苏联将全部专家撤走并且带走图纸，有一些人想要妥协，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说赫鲁晓夫的那封信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了。这样也好不破除旧的东西就无法建立新的东西。之后苏联推行三和路线逐渐失去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权，这和毛主席的坚决果断形成了对比。迈斯纳在书中提及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加上群众路线的模式，使得中国避免了苏联式的上层退化情况。

那再来说一说，毛主席的决策并非凭空预见，大多是依据中国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务实选择。在1956年4月撰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他特意对比了苏联过度压榨农民的教训，提出要让母鸡能够下蛋，就需要先给它米吃。这种务实的劲头，在1961年调整国民经济的时候更为突出。在那个时候允许安徽开展责任田相关工作，广东进行市场调节方面的试点，如同是改革开放提前进行的演练一般。可惜这种探索被后来激进的政策所打断，但是火种最终还是留存了下来。

外交层面的相关抉择是很值得进行探讨的。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毛主席对周恩来说，苏联想要和我们一起搞联合舰队，其目的就是想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海军基地。而美国人当下有求于我们，那么就可以和他们进行相关的商谈。这种利用美苏之间矛盾的战略手段，和苏联在冷战后期同时对抗中美两个强国所陷入的困境形成了对比。基辛格后来回忆称，毛泽东所推行的均势外交，使得中国成为了三角关系当中的自由变量。

这么看来，中国能够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关键或许就是这种制度所具备的韧性。苏联解体的时候，它的经互会成员国全部都被拖垮了。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通过三线建设完成了全国工业布局的基础框架。毛主席时代建立的独立工业体系，如同抗震的结构一般，之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地震波也没有将它震垮。

去年解密的苏联档案之中存在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的讲话录音。他抱怨称毛泽东总是说他们会发生变质，可是中国人自己却和美国人进行握手。这种双重标准的指责反倒凸显出中国的路线既坚守原则又能够灵活变通。如同毛主席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他并非是顽固不化的人，只是比某些人看得要远那么几步。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毛泽东那一代的人真正留下的遗产，并非某一个特定的政策，而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当戈尔巴乔夫沉醉于新思维的时候，中国正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解开教条。当叶利钦炮轰白宫之际，邓小平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这种智慧的根源，或许就隐匿在1956年那两篇关于评价斯大林的文章里。既要直面错误，又不否定历史；既要改革创新，又不忘记原本。